郑州市教育信息网作文:王小平 : 罗素与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篇）

罗素与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篇） / 王小平

1921年，无论对罗素个人或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一年多的游历讲学，作了著名的“罗素在中国五大演讲”，并且还患上了急性肺病，差点儿死在北京之后，当年的9月，罗素从中国回到英国，和分居十年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正式离婚。一周之后，他和一同去中国，并照料他生活的女友朵拉结婚。

作为一位对人类进步事业十分关切和全力拥护的人道主义者，从中国回来后的罗素不仅同情和支持被压迫民族与前殖民地国家的正义斗争，而且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怀有真诚，友好的情感。《中国问题》就是罗素在这种背景和情感的驱使下，经过到中国的实地考察，于1922年撰写的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专著（《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与此同时，同时期的西方哲学家或是社会科学家里面，还很少有人亲身到中国去作近距离的社会考察与学术交流，或是注意到中国对于日后世界的意义。

尽管由于地域，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罗素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免有偏颇甚至明显的错漏之处，但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以及中国人的性格等问题的许多分析，不失为一种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真知灼见。尤其是他在书中流露出来的一种对人类共同体的深切悲悯之感，以及跳出“欧洲中心主义”后对中国文化和人民平等相待的气质，对出身于显赫的英国贵族家庭，后来又在1930年他哥哥去世后继承了伯爵爵位的罗素来说，就尤为难得。直到今天我们读来，依然感到一种历久弥新的深厚情谊。

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授奖辞中，挪威评委会方面也坦然承认的：“理性主义不可能解决所有棘手的问题，也不可能当作万灵药使用，即使是哲学家们愿意将“药方”开出来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即便罗素重生，面对今日的中国问题，他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完善的，立竿见影的方案，来告诉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走出前现代的泥沼，展开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和个人生活。事实上，他从始至终都反对任何“乌托邦”式的理想，无论这个理想是以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名义。他只不过在用自己的一生行事与著作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以一种矛盾的，心与物彼此依附又牵扯的动态方式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理论百宝箱，也不存在道德，宗教或政治上的完人。我们只有从真实的人性和制度，社会环境出发，去一点一滴的认识和推动自己与世界，打破文化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向着更好的方向艰难挪动，永不放弃。从人类文明和人性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出发，将原来被粗暴撕裂的重新弥合，尝试用一种更好的制度和价值观来化解彼此的仇恨，追求在真相之上的真正的宽容与进步。

在这方面，罗素提供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灵感和智慧———

“凡是心灵关照整个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世界一样伟大，在摆脱了被环境所奴役的命运后便体验到一种深沉的快乐！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民主，就是挑选那个受批评的人的过程。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的工作，以全副的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一直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那么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的人，就比那些认为死后一切皆空的人，对疾病更少害怕，或在同困难的斗争中有更多的勇气。”

“ 由于惧怕失掉金钱而发生的忧虑与烦闷,使人把获得幸福的能力消耗掉,而且恐惧遭受不幸的惧怕,比起所惧怕的不幸来还更为不幸。 ”

“ 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知识的重要仅在于直接的实际的效用,而且还在于知识能增进精神上深思熟虑的习惯。当不幸来到的时候,是我们的勇气忍受希望的废墟而不悲悼,是勇气使我们的思想远离着徒然的惋惜。 ”

“只有同这个世界结合起来，我们的理想才能结出果实；脱离这个世界，理想就不结果实。人的真实生活不在于穿衣吃饭，而在艺术、思想和爱，在于美的创造和瞑想以及对于世界的合乎科学的了解 ”

当然，和所有的怀疑主义者一样，罗素并不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光明的人。他是哲学家，而不是拜伦或雪莱那样的浪漫派诗人。在他的文章里，时常流露出英国式的冷嘲热讽，虽然其中多数出自善意：“在美国，所有人都认为没有什么人比他的社会地位高，因为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可不承认没有人比他社会地位低。”又或是：“我永远不会为信仰而死，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据说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穷我自己一生，我都在寻找这观点的证据。”他沉醉于爱情与信仰本身，但对相爱的人们，或是宣传某些信仰的人们，倒是深表怀疑：“很多人陷入爱情是为了寻找一个遁世的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当他们不值得爱慕的时候，依然有人爱慕他们，当他们不值得赞扬的时候，依然有人赞扬他们。”“人是轻信的动物，必须得相信点什么。如果这种信仰没有什么好的依据，糟糕的依据也能对付。”

由于对俗世生活的依恋，他对一个人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理想牺牲，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生活中完全没有冒险，这可能是没什么意思的；但是生活中如果不管什么种类的探险都有，那你肯定是短命的。”此外，既然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权衡利弊，不断选择的过程，而个人的人生见识，智慧和能力终究是有限的，所以他保持着清醒的自知：“我曾相信，所有值得知道之事，我在剑桥都知道了。在我旅行的过程之中，这一想法逐渐消失了。这与我本意相反，但是却对我非常有益。”

在罗素看来，生活远不是理想所宣示的那么单纯，也远不是现实所展现出来的那么黑暗。在个人的生命和身外的世界之间，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我们都面临着无数歧路。而这就需要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与智慧。故此，为了达到一种身心健康，内外一致的中庸之道，我们不能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了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主动的去改变这个远远谈不上合理的现实世界（注意：是合理而非完美，因为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完美，只能寻找一种大多数人都勉强认同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缺陷正是人生常态，以及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这就涉及到一个思与行，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所谓“行起于思，思成于行”，两者从来就不应该决然分割开来。

苏格拉底早就说过：“知识即善”。而孔孟的“仁政”思想，也强调一种“内圣开外王”的人生态度。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口头或笔下的去赞同一种自以为是好的思想或价值观，却从来不在有生之年去身体力行之，那么这不过证明我们从未真正懂得，或是真正认同自己赞同的东西。说穿了，这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对此，中国也有“叶公好龙”或“伪道学”之叹。人必须真诚的面对真实的自己和这个世界，否则就只有随波逐流，按照外在的东西来铸造自己的存在方式，那么一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一种主动放弃，自我背叛之后的异化。无论你身处在哪种制度之下，或世界上哪一个角落里，都必须面对这个根本问题。而抛开伦理本位的偏向，中国先秦儒学，以及整个诸子百家的真精神，所谓“价值内核”之一，便是强调打通彼岸与此岸的鸿沟，追求知与行，心境与实境的合一。

这一点在明末清初，即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中期，一反宋明理学遁入禅门，涉空蹈虚，坐忘玄谈的实学思潮中，就有很明确的主张。在顾，黄，王三大家那里，个体生命，史事学思，家国命运这三者，更是彼此融合无间，牢不可分，蔚为大观。而二十世纪初，自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中衍伸出来的，由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最先开启的，代表着正在崛起的美国国家精神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也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生命感受到的东西，最终都要在实践和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同样是追求一种生命与现实世界同步走向合理化的途径，我们却满怀不甘的发现：在东方，在满清入关之后，中国的实学思潮很快偃旗息鼓，在“清承明制”，而且变本加厉的朝廷当局严酷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的迫害下，被迫转入故纸堆里，从此无声无息，再也泛不起多大的波澜。虽然清代的朴学家们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在对故国学术整理，尤其是在汉代经学，魏晋义疏，唐代正义和宋明理学的形上化之后，在儒家经学之外的诸子百家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上有了伟大的成就，但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大发展时代，中国却因为漫长的停滞而迅速的被抛离到自1500年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之外。与此相反，作为美国本土上发展起来的，第一波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却与其国家和国民发生了深刻的共鸣，并积极的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崛起之后，美国人依靠讲究行动的效果，反感形而上虚谈的实用精神，将整个二十世纪变作了美国的世纪。

从中美之间，前后相差三个半世纪的两大实学思潮迥然不同的命运来考察，可以看到：除了其背后思想体系上的本质不同，更是因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同样讲究“实用理性”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日后命运。

在建国一百年以后，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自我修正的良性循环之下日臻成熟，它鼓励技术，制度和思想学术上的创新，一旦意识到一种学术思想，或如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所总结的“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创造出更多而持久的经济绩效，可以最大限度的推动社会进步和公众的幸福，那么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会马上毫不迟疑的采用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下，当权者害怕任何潜在的，局部的，底层的变动，都会影响到自己对整个帝国的统治根基，所以他们干脆采用“”的论调，通过暴力镇压和对整个士人阶层的收买与豢养，来扼杀一切新的东西，无论其长期来看对自己是否利大于弊，是否能更好的维护和延续自己的统治，实现所有皇帝都梦寐以求的长治久安的万世基业。

这正是我们和那些现代民主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当别国的人们（尤其是罗素）在一种现代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开始反求诸己，以便通过对制度缺陷的及时修补和纠正，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或一种新的伦理化的宗教信仰，来过上一种更好的社会潜能释放和个人灵魂自由的生活时，我们依然翻滚在道德的泥浆里，却连一个基本公平合理的民主制度都付之阙如。这是一种根本选择上的倒果为因。

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来的：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习惯了将儒家礼教中设想出来的大同社会理想套到一个具体的制度和国家中去，才使得伦理和政治都双双失落。从生搬硬套的王茫改制到后来以最原始的村社模式来强行铸造一个大明帝国的朱元璋，都是泛道德化的鼓吹者，结果却导致了国家的失败和自身王朝的崩溃。根深蒂固的德治的政治观念，使得多数人以为单靠道德批判和良知的呼吁，就能拯救自己和国家日益危险的命运，实际上呢，这种道德是没有制度基础的。正如我们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的那样：理想中的德治很快蜕变为人治，而后专制开始粉墨登场。关于道德与人性的美好设想，就像空中楼阁，看起来无比威严庄重，但经不起一点现实的拷问和打击。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日夜不休，缠夹不清的去争辩谁比谁更道德高尚，或谁比谁更人格卑鄙，这样的争论，没有结果，也没有多少意义。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来实现制度的更易，才能为社会和个人的道德重建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石。而如何去改变六十二年来土洋结合的，专制之下的路径依赖？如何打破早已岌岌可危的表面的制度均衡？如何来推动制度的创新，以便在一个新的民主制度下挽救滑向悬崖的列车，真正实现作为一种古老文明载体和我们每个人家园的中国的伟大复兴？这就不是夸夸其谈的一些套话或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能收效的了。这就需要我们以罗素为榜样，从他在《我为何而生》这篇文章里，以及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所昭示于我们的，爱，知识与普遍的伦理主义出发，由健全的个人到健全的组织，到健全的制度，最后来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过我们最好不要忘记，罗素也曾说过，在他的生命里，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

可悲的是，明明制度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否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明明对体制内改良的幻想早已被一次次无情摧毁，一次次幻灭，却偏有一些迂腐的老冬烘，一些东方主义的捍卫者，一些别有用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高喊什么二十一世纪必将是“儒学的世纪”。他们将西方对东方，现代对传统那种猎奇式的好奇与学术研究，以及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些深层的社会与信仰问题，或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崛起，不加分析的统统当作西方现代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模式”正在兴起的铁证。他们由此更进一步，幻想着在不变更中国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度辉煌。其实这些体制内的学者专家之中，真正像梁漱凕先生那样，对自己的文化根基深怀敬意和信心的，并终身奉行不渝的，又有多少？真正像牟宗三先生那样，体认到中国文化必须容纳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以开出中国现代化的“旧邦新命”的，又有多少？

从根子上来讲，在国家危亡的威胁之下，那些真正的新儒家既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同时又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在梁漱凕先生，或是张君励，熊十力，钱穆等大师身上，都有明确的展现。而相比之下，今天那些战战兢兢，为了一个铁饭碗和一点嗟来之食，千方百计的为当局和现存制度大唱赞歌，竭力辩护，为专制者营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和复兴迷梦的体制内“新儒家”们，却是彻底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更是阉割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性的精神内核的凶手。

而比起那些别有用心的鼓吹“中国模式”或是大国崛起的，批着儒家外衣的忠党主义者来，真正可怕的是另一种人。他们从一种国家本位的集权意识出发，非但不去谴责和揭露制造了所有人间不幸，导致了国家失败的当局，反而把今日所有的社会危机都推到中国的制度转型上。从一种中西杂交出来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至上论，而非强调博弈均衡与作为社会资本的制度基础论出发，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已经完全腐败变质的政党身上。就像一个被患上麻疯病和梅毒的强奸犯粗暴强奸的人，没有勇气和理智去反抗强奸者，却满心希望自己能被对方再强奸下去，以便最后和这个浑身血腥与恶臭的歹徒生一个纯洁美丽，天真无邪的宁馨儿出来。所以他们不单要收回从三十年前迈出的那小半步，而且还要以受害者的身份，反过来强迫这个国家，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完全倒退到毛时代的极左狂飙中去。

无论是可悲还是可怕，毫无疑义，一旦其谋划得逞，当权者依然逍遥法外，稳坐钓鱼台，那么专制制度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这将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下一代的不幸。这种可怕的景况，有的人正在承受，而有的人却无缘得见了。1970年2月2日，星期一，罗素以98岁的高龄，于英国北威尔士的家中去世。此前两天，1月31日，他向自己的秘书克里斯托弗.法莱口述了一封致“国际议会会议”的电文。作为罗素亲自起草的最后一份文件，它的意义显然大大超过了电文本身的内容。 

“由以色列发起的这次侵略行为必须加以谴责。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权侵犯别国领土，而且还因为每一次扩张都是对世界容忍强度的一次考验......我们经常听说，我们应该同情以色列，因为在纳粹时代，犹太人在欧洲遭受了苦难。我认为这种看法不能成为一切苦难永久存在的理由。现在以色列所做的，是不能原谅的；以过去的苦难作为今日暴行的借口，是很不公允的。”

秘书用打字机打好声明后，罗素又仔细的阅读一遍，然后以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安详的渡过了这一天，一如往常。看起来他已从最后一次的疾病袭击中恢复过来。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早晨，他身体很不舒服，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医生来诊治。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痛苦，但他的呼吸已经逐渐的急促起来，越来越微弱和困难。输送氧气也无济于事。一切都无可挽回了。那天傍晚，他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