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后朝鲜获中苏大力援助为何依旧饿死人？

2011年06月14日 08:10

油画朝鲜青年建设队（来源：资料图）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到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年4月22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19%，杂粮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

朝鲜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5亩）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