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郑国霖结婚没:人约黄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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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人约黄昏后
──，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 于是有了这部《艺术人类学》。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篇幅原因，再版时增写的《结论与补充》，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邓晓芒撰写的《导读》，则仍然保留在本卷。第二，《艺术人类学》两次获奖后，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也不再撰写符合“体制要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之于我，是一个“终结”。当然，正式告别美学，要到2005年。这一年，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请跟我来：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回，怕是要爽约了。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三卷收录《艺术人类学》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 于是有了这部《艺术人类学》。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篇幅原因，再版时增写的《结论与补充》，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邓晓芒撰写的《导读》，则仍然保留在本卷。第二，《艺术人类学》两次获奖后，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也不再撰写符合“体制要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之于我，是一个“终结”。当然，正式告别美学，要到2005年。这一年，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请跟我来：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回，怕是要爽约了。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三卷收录《艺术人类学》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1－2，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 于是有了这部《艺术人类学》。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篇幅原因，再版时增写的《结论与补充》，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邓晓芒撰写的《导读》，则仍然保留在本卷。第二，《艺术人类学》两次获奖后，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也不再撰写符合“体制要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之于我，是一个“终结”。当然，正式告别美学，要到2005年。这一年，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请跟我来：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回，怕是要爽约了。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三卷收录《艺术人类学》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
证的工作就由我来做吧！ 于是有了这部《艺术人类学》。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篇幅原因，再版时增写的《结论与补充》，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邓晓芒撰写的《导读》，则仍然保留在本卷。第二，《艺术人类学》两次获奖后，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也不再撰写符合“体制要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之于我，是一个“终结”。当然，正式告别美学，要到2005年。这一年，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请跟我来：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回，怕是要爽约了。 易中天 2010年9月3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三卷收录《艺术人类学》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于是有了这部《艺术人类学》。
，也没问题。毕业以后，系里正好缺美学教员。改行做美学，更没问题。 不久，晓芒也毕业留校了，这就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是《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最早发表于《青年论坛》1985年第1－2期）。当然，晓芒是第一作者。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们反复商量、讨论、修改。有一次，在去他家的路上，我把文稿丢了。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印机。稿子丢了，后果极其严重。幸亏，这些手稿被一位好心人捡到，贴出“失物招领”，这才“转危为安”。 我们的第二个合作成果，是《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当时的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副标题则是那篇论文的题目，第一作者当然还是晓芒。这本书的出版过程，艰难曲折，也将留到第四卷的前言再说。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本书当中，邓晓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称之为“新实践美学”。 所谓“新实践美学”，是相对于盛极一时的“实践美学”（旧实践美学）而言。旧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泽厚，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邓晓芒。但不论哪种“实践美学”，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晓芒和我，都是熟读马恩的人。为了弄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我甚至把《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的有关译文抄了一遍。这份笔记的照片，已经附在本卷卷首，算是一个见证。 也正是在阅读马恩著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有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显然，实证是重要的，起源是重要的，发生学是重要的。晓芒既然以康德式的天才思辨，逻辑地提出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那么，实 关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我在初版后记和再版后记中已有交代，不再重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篇幅原因，再版时增写的《结论与补充》，此次收进文集的第二卷。邓晓芒撰写的《导读》，则仍然保留在本卷。第二，《艺术人类学》两次获奖后，我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也不再撰写符合“体制要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艺术人类学》之于我，是一个“终结”。当然，正式告别美学，要到2005年。这一年，我出版了收入文集第四卷的《破门而入：美学的问题与历史》。这是我最后一部美学著作，尽管当时原本还打算再写《请跟我来：艺术的本质与特征》。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一回，怕是要爽约了。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5月出版，第三卷收录《艺术人类学》一书，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2011年5 人约黄昏后 ──《易中天文集》第三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艺术人类学》，初版于1992年。 1992对于我，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从武汉大学调到了厦门大学，时间是9月。工作，也不在中文系，在艺术研究所。另一件，就是《艺术人类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则是在11月。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我想留到第五卷的前言再说，这里只说为什么要写《艺术人类学》。 事情得从读研时说起。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但因为没有读过大学，不是“黄埔出身”，未免“匪性不改”。读书，不肯只读本专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读。听课，也不只听本专业的。如果有讲座，哪怕是讲自然科学，也去听，听懂多少算多少。串门，就更不限于本专业了。那时研究生人数不多，都住在同一栋楼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串起来很方便。于是结识了不少朋友，比如哲学系的黄克剑、陈家琪、邓晓芒，经济系的肖帆。肖帆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校外的张志扬、皮道坚、鲁萌。这几位，或者后来成为美学家，或者跟美学有些瓜葛，因此有共同语言。 其实我对美学有兴趣，是因为邓晓芒。晓芒是哲学系七九级研究生，师从陈修斋、 杨祖陶先生，攻西方古典哲学，于康德、黑格尔极有研究。他对美学的兴趣也非常大，当时就撰写了一篇《美学大纲》，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这篇《美学大纲》的手稿在同学们当中传阅，有的没兴趣，有的看不懂，有的看懂了但不同意。心悦诚服的，大约就是我。 结果是，我的专业兴趣，从文学转到了美学，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这个弯，转得还算自然。因为我们那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写《文心雕龙》，没有问题。研究《文心雕龙》而侧重于其美学思想月26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