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允浩:北大博士王青松教师夫妇退隐深山 二十年牧耕

北大博士王青松教师夫妇退隐深山 二十年牧耕

•北大博士王青松教师夫妇退隐深山 二十年牧耕• 三联生活周刊•　　遁世者　　3月19日，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接到一个电话：“我是王青松！”声若洪钟，曾经熟悉的信阳口音让唐师曾猛然回过神来，这是他消失多年的北大国政系79级同学，在37楼432室住他下铺一年半的大哥。十几年来，他杳无音信，只偶尔活在老同学的各种猜测里，出国了，出家了，自杀了……　　唐师曾记得，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90年12月。他当时要去巴格达卧底，等待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本刊记者说，临走前女朋友不放心，去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请人给他算算命，没想到来人正是王青松，他当时在北大、清华很著名。他看了半天，说：“车祸不断，但无大碍。”后来果然灵验。　　打来电话第二天，王青松就现身了，还带来“特供”的野鸡蛋、芹菜、羊肉、羊油、红豆、黑豆、大米，给因战地采访健康受损的唐师曾补身体。每一粒豆子、大米，都是妻子赶着骡子碾出来，他再用担子挑出大山。而这消失的十几年在王青松口中则是“桃花源”式的隐士生活——与世隔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后的一次入山让唐师曾很震撼：在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方圆2500亩，只有王青松和妻子、儿子三人风生土长，和泥筑屋，开荒蓄水，耕牧种树；无电、无电视、无网络……唯一购买的物资是食盐。　　在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是个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北大哲学系89级汤一介博士第一名未读。同学们也不理解，他怎么会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从“文明”到“蛮荒”，王青松一步步越走越远）　　山中10年　　从北京一直向北，高速路走两个小时，路两侧的风景越来越开阔，远处的山峰隐约可见。下了高速再开10公里则是狭窄的乡村公路，农田、水库，稀落的房舍。直至一个山沟里的村庄，是一段铁门阻挡的碎石子路面，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王青松从这里面的深山里走出来接我们。他说，里面的路还要步行半个多小时，除了他们一家和工人，没有外人进入，是纯天然的世外桃源。而往外每走一层，都会多一层辐射；林间小路，碎石路，沥青路，高速路，县城，城市……每进一个人，也多一层污染。他这些年平均每月才去一次县城，一年才进一次北京。出来一次，“自己带饭、带水、带被褥，即便这样，回来胸口就得不舒服3天”。他敏感地闻闻我们身上的味道，“你们刚才坐的车司机抽烟吧？”　　眼前的他全然没有当年西装革履的模样，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两手老茧，那辆拆了副驾驶放水桶的白色桑塔纳依然在用，车里已是一片狼藉。不过，他满面红光，头发又黑又密，对这些“外物”统统不以为意，甚至视作独一无二的勋章。“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外在，吃什么，穿什么，没看到内在。一个富豪同学看到唐师曾博客从广东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他的照片后大哭：‘你怎么成这样了！你缺多少钱我都能给，不能让你们一家这么受苦。’——我听得出，他身在高位濒临崩溃的压力，而他不知道我内心里有多富有。”　　里面的耕地禁止农药、化肥，车辆不准进入，每一担物资都是他和工人们挑进挑出的。王青松说，他们要挑砖进入，再担羊粪出来，每担100斤，他这10年也差不多挑了5000担了。他曾经试过，普通工人是35～40分钟，少于30分钟的可以拿到两块钱奖励。而他的记录是27分钟。而妻子张梅则创下了拉磨最快的纪录，因为她每天推磨，这些年足足推了几万斤粮食。这种将身体运用到极点的纯体力劳作让他们体会到快乐。“我们的精神和意志是经过锤炼的，用10年践行这一斯巴达克式的人生实验。”　　走走停停两小时，15点多才到王青松家附近。狭窄的羊肠小道一下子豁然开朗，平缓的山坡上几栋房舍。王青松7岁大的儿子王小宇兴奋地呼喊着飞奔过来，带我们上山。“我跑得像风一样，跟羊一样快！”他拉我们先去看羊，100多只羊呼啦围上来。“它们在催我带它们上山了。”王小宇解释。他说，这些羊每一只都有名字，他就是它们的“山羊司令”，他还任命几只羊为“爱军书记”，替他维持众羊秩序。他有男孩子天生的对打仗的好奇心，不过，山上没有“对手”，他就自己将羊群分成两军，各派一将领，让它们互相抢占山头，天天打架。他从3岁起就开始每天放羊，“山上特危险！小石子呼啦啦一踩，脚下生风”。说起来一脸兴奋。　　妈妈张梅迎上来。她是大学同学们当年艳羡王青松的原因之一，一看她年轻时就是个美女。现在虽然天长日久风吹日晒，皮肤粗糙、衣服破旧，但眼神格外清亮，有一股坚定豁达的气质。她正在晾晒唐师曾妈妈送的旧衣服，她说，这些外面来的东西要仔细洗好几遍，风吹日晒几天才能穿。洗衣服、洗手、刷牙，都不用洗衣粉、肥皂、牙膏，而用草木灰、皂荚等替代。她给我们端来自己做的桑葚汁、玉米饼充饥，筷子是用秸秆制的一次性筷子。吃饭就在屋外石磨边的平台上，除了他们一家，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进过他们住的屋子，因为“污染太严重，三天散不尽”。　　（10年间妻子张梅只出山两次，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存折挂失。儿子自出生基本没出过大山，与一群黑山羊为伴）　　“因为学校评职称，我5年没评上讲师。后来要求教师学电脑，我最反感机器，干脆就不干了。”不过她还记得学生当年对她温柔的心意。“一个女孩子整天黏着我，‘老师，我从来没见过你笑，不过我觉得你的心在笑’。我离开学校，她还折了纸鹤给我，‘祝愿老师能生一个男孩’。”这些关系都要切断，包括父母想进山来看她，也不让，“现在想想太残酷了。当时觉得，在精神上也是为他们在做好事”。至今父母面子上仍过不去，别人问起她，就说：“出国了。”　　张梅说，当年促使他们彻底离开人群是因为孩子。当时，王青松已45岁，她已35岁，属超大龄，他们想给孩子创造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张梅不想去医院生产，王青松担心她高龄难产，想去医院旁边租个房子找人接生，万一有事还可以送医院，但她坚决不让。怀孕遮掩不住后，他们要求进来干活的工人们保密，不说出去年终多给100块钱。“因为议论多了会污染孩子。”最后王青松自己接生，母子平安。2000年进山以来，张梅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换二代身份证，一次是存折挂失，办完后马上回来。　　天气好的时候，从他们的屋外可以看见蜿蜒的司马台长城。“这片山，我半天走能走完一遍，你们要走两三天。”王青松说，但他们并不觉得大，“如果可能，我们还想去更大更远的地方，比如神农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