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伊健today:中国式沟通：和解很难 学会妥协

中国式沟通：和解很难 学会妥协

文化 2011-06-13 09:27:38 阅读342 评论6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是什么导致了声音的撕裂和无法融通？沟通平台的缺失还是国人治学精神的溃败导致？理性探讨之路离我们有多远？本报记者专访了文化评论家王晓渔和韩浩月。

　　极端表达不利于整体解决问题

　　东莞时报：现下我们的现实是，多元视角确实存在，然而也存在难以调和的极端倾向。

　　韩浩月：以药家鑫案为例，很多人在发言，有些人使用了偏向极端的词汇。所谓极端，即我注意到有些公众人物在谈论药家鑫案的时候，采用一种反复的强调式的做法，这种强调如果是一种理性的探讨，比如探讨药家鑫的成长背景、所处的社会环境、他的心态变化等，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有人只是强调死刑之于他的重要性，即如果他不被判死刑，会引起一个怎么样不好的社会反响。我觉得这就停留在了浅层次的发言上，不能引导人们对药案进行更深的思考。造成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很多人不安全感的表现。药家鑫判死刑会让一群人产生不安全感，不判死刑，又会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导致了大家一个很焦灼的心态。

　　以往的各种公共事件中，也有知识分子发言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因为只有极端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引起公众、媒体的注意，尤其适合网络上传播。造成知识分子喜欢运用极端方式发言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民众也在用极端的方式发言，民众的极端发言是非文字性质的，他们的利益遭到损害时，会用自焚、杀人等极端的方式吸引精英的注意。精英在为民众说话的时候，也通常只会注意到这里有个自焚事件，那里有个超越常人理解范畴的杀人事件，对日常生活常见的社会矛盾有漠视心态。

　　精英和民众都是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相互吸引对方的注意，长此以往下来，虽然形成了互动，但致力于解决个案，不利于解决整体上的问题。极端表达成为舆论讨论的主要方式，往往会让人们失去对核心病根的重视。

　　王晓渔：极端也属于多元的一部分，既然接受多元，就要对极端的声音做好准备。当然，极端限于言论层面，不应转化为肢体暴力。

　　东莞时报：在多数的争论中，人们会追求在政治立场上的大是大非的，却逐渐放弃求知欲，更多人却只有模糊的价值理念，他们对自己主张的内容和践行方式往往相当无知。

　　韩浩月：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习惯以社会责任感开头。社会责任感成了很多人的“帽子”，有了这个“帽子”挡在前面，再怎么表达得极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等，都变成了正义的行为。社会责任感在一些人那里，也变成了工具，他未必真的有社会责任感，只是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一个打倒对立方很致命的武器。作为口头工具的社会责任感，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作秀。拿社会责任感作秀的人，会埋下很深的祸根，长此以往人们会慢慢失去行动的愿望和力量，而只愿意停留在没有风险的口头说说。社会责任感成了皇帝的新衣，每个人都想把它穿在身上。

　　人人都有被伤害感

　　东莞时报：狂热的粉丝常常只注意站队、喊口号。导致的后果是双方毫无意义的骂战和没有建设性的收尾。您如何分析其中的原因？

　　韩浩月：治学精神溃败是一个原因，学生抄袭、教授抄袭、知名学者抄袭，大学里治学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很多人在辩论的时候，用语会非常绝对，我觉得造成这种“非我及彼”的原因，主要还是想维护自身以及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明面的，但大多数是潜在的、不可说的。越是不能说的利益，在维护时语言就会显得越加狂躁。

　　时下所有人都有一种被伤害感，要么被体制伤害，要么被社会伤害，要么是被另外一个阶层伤害，好像没有哪个群体、那个阶层的人能脱离被伤害。学术圈也一样，知识分子也一样，很多有良心的教授、学者在大学校园里不受重视、被排挤，他们也是被伤害的这一方。但是他们的发言，多采取的是报复性的方式，以暴制暴，我受到一分的伤害，就要给你三分的回报，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反过来说，这些人能用温和的方式发言吗？如果他们隐忍、包容、退让，或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会被舆论大环境淘汰了出去。

　　东莞时报：有时候基本上不可能指望网络上两方观点相左的人碰到一起时能够有理有据的沟通，都是相互讥讽、谩骂等。我们是否缺乏一个完备的沟通机制？

　　韩浩月：中国社会到处都是圈子，圈子取代机制，成为分配利益、获得话语权的主要途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娱乐等等都有自己的圈子，而且这些圈子一旦形成，就会出现封闭现象，任何批评都听不进去，持有另外观点的人也永远交融不进来。圈子与圈子之间形不成一个讨论的关系，都是在自说自话。

　　我认为我们现在严重缺乏沟通平台，没有平台，完备的沟通机制也就谈不上。

　　王晓渔：没有必要一定让意见相左的网友心平气和地理性沟通吧，理性的乌托邦，比非理性的现实还要可怕。现实本身包含着非理性的成分，要允许它们存在。

　　妥协也可以是胜利

　　东莞时报：多元价值相互之间的“和解”是否也是必要的？

　　韩浩月：我觉得和解很难。西方社会也很难做到全部的和解，但是他们懂得妥协，在妥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制度。妥协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会让人看到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不妥协的话就永远只有对立。所以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是你要在行动上做出妥协，空出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中间地带，并且努力让这片中间地带尽可能地变得更加开阔。我们现在就非常缺乏妥协，非要用胜利的姿态来宣布自己是对的。为什么非要胜利才是对的呢？你自己的失败也可以证明你是对的呀。我们缺乏承认自己不全面的勇气。

　　东莞时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沟通平台？

　　韩浩月：包容的，不同的声音都能发表。没有谩骂，没有污言秽语，每个人的心态都比较平和，大家是在争论而不是掐架。别让那些脏词、歪理、卖弄小聪明小幽默的东西，把你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给淹没了。

　　五四时期的讨论，主要是通过报刊发表的方式，但是那个时候的讨论往往都是有回音的，一个观点抛出去，立刻有连续性的回应。我们现在的纸媒，很少能够对一件事情进行连续性的跟踪探讨。我们的新闻发生得太多，再大的新闻，可能两天，最长不超过一周，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事件我们只是报道它的表面，当要深入讨论的时候，新的新闻又来了，版面又要让位给新的新闻事件。有可能引起全民讨论的话题，无形当中就被绞杀了。你想真正讨论到触及问题核心本质的时候，讨论环境就被扼杀了。

　　东莞时报：怎么看网络上总是充斥着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

　　韩浩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网络讨论始终停留在最低的讨论层次上，也就是只辨别真假。一个信息发到网上，我们现在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辨别这是不是某些人在造谣，很多人以造谣为乐趣，是因为造谣能带来关注和点击。相当多的谣言伤害了大家讨论的积极性。

　　讨论的第二层次是分清楚对错，当然分清绝对的对错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要有分辨对错的能力，现在我们的网民在对错判断方面很绝对。其实很多事情的对错是交融在一块的，网民无法将“对”从“错”中挑出来，同样，也不能把“错”从“对”中挑出来。辨别对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我们大家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是否还具备朝着美好的、有希望的方向行进。

　　而讨论的最高层次在于，要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把最初的言语讨论，最后落实到达成一个可执行的办法。相对于其它媒体互联网确实有很多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技术上的优势，在思想交流方面，它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东莞时报：您如何看待微博所提供的沟通平台？

　　韩浩月：微博是个很好的平台，但是我觉得它的好是有限制性的，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它的好在于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但是一个好的平台它不但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更应该是观点交流的平台，可以进行理性探讨的平台。但是我观察，微博上有过几次知识分子参与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以谩骂的方式介入，到最后又是以相互不服气的方式作为结尾。观点都是针锋相对，都是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是裹挟粉丝的力量要挟对方，最后都不是拼观点正确，而是拼谁的粉丝多，谁的骂声高，谁吸引媒体注意力多。没有人在乎争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微博的讨论环境很浮躁，像潮水一样，短暂而快速，潮水过后，什么都留不下来。

　　王晓渔：如果没有删帖的话，微博将是一个更为理想的交流平台，不仅可以理性地交流，也可以释放非理性的情绪。

　　知识分子需要更多的担当

　　东莞时报：从国家、社会到个人，我们看到各种盛世大会的奇绝景象，公共部门对民众质疑的敷衍塞责、学历造假的绝不低头......我们的社会从上到下充斥着“装”的氛围。这种爱面子、不肯认错的精神，是否容易在社会各个分工阶层之间传染？

　　韩浩月：国家和民众、各个城市、各个阶层，都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虚荣。国家推广形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推广中过分在意外媒的肯定，是有问题的，应该多争取获得自己国家民众的肯定。

　　虚荣是一个国家、民族缺乏自信的表现，不仅国家没自信，各个阶层也没自信。不自信和没安全感像孪生病毒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大家活得像稻草，都是飘着的。按道理说新富阶层应该是自信的，他们通过时代给予的机会和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应该是自信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往往沉浸在以前穷困时惊心动魄的记忆里，他们时时刻刻要用炫富、物质来掩盖自己的这种恐慌。

　　底层群体也有虚荣心存在，但是他们装不出来，一没有讲排场的场所，二没有讲排场的资本。但底层民众对讲排场的渴望非常高，也就是说，对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非常高。但是很多人寄托于改变命运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比如，直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人都将这种渴望寄托在子女的教育身上，他们教育子女要么当公务员，要么经商，非名即利，但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能通过这两个渠道来满足家长。虚荣的落空由此带来对社会的怨念。

　　谁夺走了我们想真实生活、获得幸福感的权利？本来底层民众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来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最后发现自身的奋斗很难成功，所有希望都落空了，绝望的情绪在一点点蔓延。

　　东莞时报：您如何评价当下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在引导公众走向理性探讨所起的作用？

　　韩浩月：现在知识分子在辩论时是很讲究技巧的，会把有利于自己的论点进行不断地扩大。然后用一些讲歪理的方式扯东扯西，当然他们所扯的东西都是支持自己观点的。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则选择忽视和漠视。哪怕知道有些事实现实存在，也装作看不见。哪怕他们忽略的那部分也是有道理的，他们也会回避。有时候辩论只是为追求自己在立场上的胜利，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相、真理。

　　一些公共事件，知识分子参与辩论之后，大家发现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变得复杂起来，到最后好像谁说的都很有理，变成说相声一样，结果一些缺乏常识、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听了两派人的辩论之后发现不知道听谁的好。

　　知识分子表面看来都很有担当，但是骨子里的责任感并不是特别足，真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会体现他包容的一面。对于不利于他们的观点，他会去正面应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对方为何会有这种思维，并为对方进行开解。他会在表达自己声音的同时，也呈现出对方的立场，然后让自己的观点和对手的观点融合到一块，帮助受众更直观地看到一件事物的不同方面，并最终懂得如何去恶留善。

　　知识分子的表现，和他们过往和时下遭受的伤害有很大关系，来自外部的阉割以及他们的自我阉割，使得知识分子叙事、思考的能力在下降。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原因，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经济体制，纠结在一起像一张网一样，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约束，他们每个人都被独立起来了，每个人都像老虎一样被关在不同的笼子里，而且这些笼子被放到公园不同的角落里。他们的本性以及身处的尴尬环境，使得他们之间难以形成真正推心置腹的交流。只能每个人孤独地发声。

　　现在太多宣传用语充斥人的生活。假的东西多了，真话即便发出来，也会被淹没在虚无的词汇海洋中。这可能也是很多知识分子需要大声说话、用极端词汇发言的原因。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理性思考、温和发言，自己很陶醉，一转身却发现，根本没有听众。

　　具备独立和反思精神的青年人越来越多

　　东莞时报：您对未来社会理性探讨方式的到来存什么心态？

　　韩浩月：短期内挺悲观的，长期也够呛。这要求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有底线，可以被世俗力量左右，被一些虚无的东西影响，但是底线不能突破、良心不能出卖。在底线之上发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能满足于只在底线上下徘徊。而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很简单，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公众建立基本的常识体系。这并不是很难的任务，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中要上得去下得来，有理论高度，更要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直白语言，不卖弄大词。

　　东莞时报：教育现状对缺乏自省与谦卑、丢失严谨治学精神的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浩月：教育负有非常大的责任。如果说育人是造房屋的话，我们的教育就是把房屋的大梁给抽走了，抽走之后人活在社会上就很浮漂。教育之于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们对假的东西视而不见，甚至认为假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让人屈服于造假、参与到造假、在假模假式中获得缺乏色香味的“伪幸福”。

　　王晓渔：教育本身无法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是教育的“上级”。

　　东莞时报：朱大可曾提到当下“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您怎么看当下青年？

　　韩浩月：我觉得这两种都不是主流，沉迷国学的青年人并不多，即便有少数学生喜欢国学，也不过是看中了国学身上所附着的现实利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影响的学生也不占主流。现在大部分学生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像王小波所形容的那代人一样，也还是沉默的大多数。但得承认，现在的青年人独立思考能力比上几代人要强一些，这源于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元，和思想早熟也有一定关系。我觉得当下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还是处在失语状态的，他们是沉默观察的一群。等到他们真正成为社会栋梁，或许才会真正看到他们的价值。

　　王晓渔：我对未来并不悲观。在年轻一代中，具有反思、对话意识乃至具有行动能力的越来越多。我常常感到自愧弗如。

　　东莞时报：您认可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的观点吗？

　　韩浩月：我赞同，很多知识分子有良知但是缺乏勇气、韧性、耐力和行动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忍气吞声，不去抗争了，而且在做学问方面也有所停止。要么停留在掐架的层面，要么采取干脆放弃的态度，去做隐士，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两大分野。

　　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虽然不如从前，但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在改变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方面，还是知识分子冲在前面。这个时候，更需要那些有良心但却沉默着的知识分子多发言，多改变现在的讨论环境，建立一个理性的讨论氛围，赢得公众的尊敬，与公众实现良好的互动。

　　王晓渔：我的感受相反。

　　东莞时报：您个人因职业关系，难免也会遇到各种争议或需要与人争辩的时候，您对待争议的声音，是怎样一种心态？

　　韩浩月：我通常不与人争辩。尤其不陷入那种无意义的争辩。我不害怕争论，争论会带来快感，但有时候快感会左右思维，人会不由自主为了这种快感而卖弄文采。但是不争辩不等于自己不发声。我坚持有一根“直线”是贯穿在自己的评论文字里的，这根“直线”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敬畏、理智、坚持、包容等等，我会时不时用这根“直线”来衡量自己，别让自己的观点在弯曲的道路上跑远。

　　我身边有观点截然不同的朋友，在观点上是对手，在生活中是朋友。如果所有辩论者都能以朋友而非仇敌的心态去看待彼此意见的不同，那么营造一个好的讨论环境将会变得非常简单起来。

　　王晓渔：我很少与人争辩，但喜欢围观别人“吵架”。不管治学，还是围观“吵架”，我的心态是“有趣”。 （6月13日《东莞时报》，记者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