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县区号:转载]文革十大人物：李劫夫、遇罗克 (2011-06-12 15:38:39)[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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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十大人物：李劫夫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语录歌的人，能够想起李劫夫。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错队了吗？

《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中共。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文革中一家八口演唱语录歌的情形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1976年12月17日，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前排左起：陈强、王昆、李劫夫、金戈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在北京谱曲语录歌

　　因为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为毛主席语录谱曲》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惹祸

　　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李劫夫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李劫夫判断失误，站错了队，写下了“紧跟林主席”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猝逝于“学习班”中。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论直接导致的后来文革中最极端悲剧。

文革十大人物：遇罗克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提出民主和人权诉求。遇罗克也因此成为反思文革历史时不能不提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出身北京资本家，品学兼优，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自1966年因写出《出身论》一文开始。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遇罗克再次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同时也因此冒犯了文革当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也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虽然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当时绝对不允许像遇罗克的《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9年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也因此与顾准、张志新等人一起因为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和牺牲得到了重新认定。粉碎“四人帮”后，他与顾准、张志新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极左路线”下思想解放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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