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回收枪支:文化大革命十大人物:陈永贵

 文化大革命十大人物：陈永贵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生平年谱         1914年2月14日，农历甲寅年正月二十，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宋玉林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　　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接见陈永贵时授意“你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嘛”。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织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2年，时任山西一把手的军队代表谢振华，利用周恩来主导的反对左倾的运动，要求将核算权从大队降到生产队，陈永贵坚决反对，坚持在昔阳县反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谢振华被调离山西。　　1973年，58岁。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在北京医院病逝。         离开中南海详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３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１２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1985年7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陈永贵纪念碑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人物评价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