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电影sb蛊:怀念王峻昆烈士

王峻昆烈士，又名王东峰，河南省南召县人，生于1913年，1937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省南召先后任县委书记、统战部长、军事委员。1945年11月，任热东专署直属机关党支部书记，民政教育科科长；1948年12月调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同年12月17日牺牲于锦西县。

峻昆的青年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和无数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之中。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是当地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我当时还是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在开封上学时认识了峻昆。他瘦高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富于朝气。我从多次与他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到他为了抗议日寇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参加过“九·一八”、“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参加过游行示威、绝食、请愿等斗争，还担任了纠察队长、敢死队长……。从外表看，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然而火热的爱国心又使他浑身是胆，在斗争中毫不畏惧，冲锋在前。我当时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女学生，是非常尊敬并很乐于和他接近的。没有想到，这种接近，后来竟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成为我们两人结成伴侣的决定因素。

自从认识峻昆以后，他经常借我一些进步书刊，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邀我参加“民先”活动和东北流亡学生座谈会。在他的引导和帮助下，我的思想开阔了。有时，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每次他都是耐心地解答，深入浅出地分析。他常说：“东北三省沦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已经打到内地来了，而国民党蒋介石还在搞‘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不来救国，谁来救国呢？”在峻昆的影响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我于 1938 年春，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迈出了我一生政治生活的关键一步。

1937年夏，由于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迅速踏入关内，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国民党一方面在战场上节节溃退，另一方面又加紧限制和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让学生在学校关起门读书。峻昆在河南大学读书时，因从事学生运动而被校方迫害，后到上海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不久，中央大学迁到重庆，但不管在那里，凡是搞学生运动都要受到迫害和阻挠。这使峻昆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靠换个学校或示威游行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发动群众，全国一致抗日才能取得胜利。峻昆一方面与在南召工作的袁宝华、胡子云同志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与学校的爱国学生一起，发起了“出川杀敌”运动。遂经武汉回到河南南阳南召，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斗争，并于 1938 年 6 月 6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南召期间，峻昆在党内担任了区委书记、统战部长、军事委员等职务。由于当时我党还处在地下状态，峻昆曾以联保主任、区大队长、自卫团团长等名义为掩护，根据党对当地工作的指示，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争取当地自治派，排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积极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 1940 年河南省委决定在伏牛山脉建立武装根据地，组织决定让峻昆同志负责以马市坪为中心，和乔端、草庙相联的根据地工作。峻昆虽然缺少建立根据地的经验，但他还是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对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和封建顽固势力作坚决地斗争，峻昆用巧计枪决了反动保长王建玉，为乔端、马市坪老百姓除了一大害，群众拍手称快。

峻昆在斗争中非常重视培养党的骨干，这些骨干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坚强。如 1941 年国民党一一 O 师包围了马市坪，有几位骨干来不及撤退被敌人包围，在敌人炮火的攻击下誓死不投降，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竣昆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工作也很重视，为了让这些地区学龄儿童都能读上书，他还亲自过问办学问题。

这些地区的群众为了表彰峻昆的功绩。1940年为他刻制了一块德政碑。峻昆知道后立即制止，坚决不让树立。当地群众不得不把它收藏起来。直到1984年4月16日，经南召县政府批准，才由马市坪乡政府将这块藏了四十四年之久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

1939 年至1941年春，国民党连续掀起反共高潮，向解放区发起疯狂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在国统区，国民党从限制、排斥统一战线内部的共产党员，发展到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打击共产党和各种抗日爱国力量。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峻昆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想方设法保护同志，保卫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密不被敌人破坏，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底，我因病经组织批准从延安回乡治病，有机会又与峻昆见了一面。不久发生了马市坪事件。1941年初，由于自首分子向敌人供出了省委七份重要文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南阳第六行署督察长特派军事科长到南召处理此事。这个人与伪县长任邦带领武装，以抓鸦片烟犯为名经李青店向马市坪进发，在李青店停留时，任邦令担任区团长的峻昆陪同前往。任邦这种超乎寻常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峻昆的怀疑和警惕，任邦到马市坪找不到联保主任李兆云（地下党员），便逼迫峻昆给李兆云写信，令其立即来见，同时派人四出寻找。在这种情况下，不写信，就等于暴露了自己。峻昆略加思索后，便铺开信纸写信了，但他精心的在信的署名后边作了相反意思的暗号，示意李兆云赶紧隐蔽。谁料李兆云接信后没有注意署名后边的暗号，竟匆匆赶了回来，结果被敌人逮捕关押起来。李兆云的被捕，关系到马市坪、乔端地下党的命运，因当时李处存放有党的重要文件，一旦被敌人弄到手，将造成重大损失。于是峻昆不顾个人安危，连夜秘密召集我党所掌握的武装人员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劫狱。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峻昆便率领武装人员乘敌不备，将李兆云抢救出来，同时迅速转移了文件。敌人发觉后，派人追赶，即被我武装人员打退了。

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峻昆却因此暴露了身份，继续在南召工作已不可能，经省委派驻马市坪指导工作的贺崇升同志决定，让峻昆立刻离开河南到西安去。马市坪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峻昆即让王玉瑞通知了我，峻昆临去西安时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病好后，尽快离开南召，返回延安。

峻昆走后没多久，我在家乡治病的消息被敌人知道了，我不得不连夜离开南召，投奔洛阳的亲戚家暂住。后来接到了峻昆的回信后，我才动身去西安。

到西安后，我接上了党的关系，住在李年同志家。峻昆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合作总社的职员，他经常东奔西跑，忙得要命。但究竟做些什么，我自然不便多问，因为这是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我们不能多见面，他只能有时在晚上抽个空来看我。

 1941年冬天，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在西安结了婚。四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那个时候，就会想起与我共同战斗、生活了七年的丈夫，我亲密的战友——峻昆同志。

三个月后，组织上决定我和峻昆一同回延安去。

1942年2月的一个晚上，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旅馆。两小时后，峻昆找来两辆人力车，讲明了到皇城去（国民党机关所在地）。可是，当人力车经过八路军办事处时，峻昆突然叫住车，随手送给车夫五块钱，我俩便迅速进入了办事处。到办事处后，才知道党组织决定让我俩同一位领导以八路军的身份去延安。

到延安后，峻昆被分配到中央直属党委搞宣传工作。延安的生活对他来说是那样新鲜，特别是对一个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战士，一下子到了解放区，到了党中央的身边，心里有一股难以名状的亲切感。他以满腔的热情工作和学习。峻昆对时间极为珍惜，一有空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开始时，我们住在一起，后来为便于学习和工作，他干脆和同志们一块住，以便尽量多接触一些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向他们学习。

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他受到了康生的严重迫害。但是峻昆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毫不动摇的党性，他对党始终抱着坚强的信念，即使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他也从不忘记党的事业。为打破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每天摇动纺车，细心钻研，他纺出来的线又匀又细，可以在缝纫机上使用。还研究出脚踏自动绕线纺车，提高了质量。因而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并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

1945年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峻昆才和许多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获得了解放。不久，“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党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峻昆 11 月到达热河省朝阳地区，主持热东专署（十八专署）民政教育科工作，兼任专署直属机关党支部书记。

峻昆走后不久，我也随广东纵队到了东北，并在热河朝阳市找到了峻昆。在战争环境中，一次次的分合离别，这次好不容易又会合到一块了，却谁想因敌人的进攻，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又分别了。这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组织上决定让我撤退到关内，直到我生第二个孩子时，峻昆才找到我。

东北地区根据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的指示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峻昆在喀喇沁左旗十二德堡区参加土改工作并担任土改工作队长，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很大。有一户农民，全家四口人，喂了几口猪，也有一点地，男的以行医为主，土改一开始，把他划为地主，财产也给分了。峻昆发现后，便重新进行调查核实，确属错划，他亲自登门陪礼道歉，将分掉的东西全部送还。这户农民非常感谢共产党，其他人也心服口服，使土改工作健康深入地发展。

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峻昆由于连日劳累，气管炎经常发作，剧烈地咳嗽，使他常常难以入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工作，仍然经常连日召开土改骨干会议。群众有了困难，他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他积极组织群众生产抗灾，把自己骑的马借给老乡耕地。一次下乡，正值数九寒天，一路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遇到一位妇女，衣衫单薄，卷缩在一个破庙角落里，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羊皮袄脱了下来，给这位妇文披在身上，又把她送回家去。当地群众都知道他是专署民政教育科的王科长，但都不叫他王科长，而叫他“好科长”。

为了工作的需要，峻昆还经常出入敌我交界的边沿地区，了解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天晚上，他要跟县大队到敌后去，恰好我办事来到专署，我俩已好久未见面了，但他并未因我的到来而影响工作，他只简单地问了问我的工作和孩子的情况就出发了。临行前对我笑笑说我们刚到东北，老百姓对我们还不甚了解，国民党又在造谣、迷惑群众，我们必须去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使敌占区人民了解真情，配合我们快点解放全东北。

峻昆对已经解放了的地区的教育工作也抓得很紧，他经常到各地了解学校的情况，为了提高老师们的教学质量，他利用假期开办教师训练班和教师们吃住在一起，研究改进教学工作。

他还善于各方面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在他去世后，同志们都非常怀念他，甚至一位和他相处仅仅两天的大车夫对他的死都极为悲伤。那还是我们从十二德堡赶赴华北大学的途中，他和赶大车的老乡一路上讲党的政策，了解他家的生活情况，鼓励他今后如何搞好生产。仅仅两天时间，他们相处的亲如兄弟，到了十八地委不能再往前送了，大车老板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分手。他在返回途中得知峻昆不幸去世的消息，又把车赶回来，还在峻昆的遗体前大哭一场。

峻昆去世时，十八专署专员仇友文同志正出差在外地，他得知峻昆去世的消息，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专署机关，峻昆的丧事一定要等他回来再办。仇友文同志回来后，在峻昆的遗体前失声痛哭说：“党失掉了一个好干部”。在峻昆的追悼会上，到处是一片哭声，连小学生也大声痛哭。

峻昆在党内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在家里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们结婚七年，由于是战争环境，各人的工作都很紧张繁忙，算起来前后只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时间，但我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他在政治上关心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体贴照顾我。当时东北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在我将要生第三个孩子时，峻昆将组织上照顾他的二斤面粉让警卫员送来给我。我考虑他的身体不好，工作又那么劳累，让警卫员给他送回去，谁知过两天他又让人把这两斤面粉给我捎来了，我只好把面粉留下来，等他来看望我时一起吃。还有一次，我患恶性疟疾发高烧，嘴烂得粒米难进。一天吃早饭时，他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进门看我病成这个样子，难过得眼圈都红了。他看我发烧，就动手烧了开水，又一勺一勺地喂我。可惜由于工作忙，他只呆了半天就匆匆地走了。透过窗户，我望着他消瘦的背影，眼泪簌簌流下来。心里真舍不得叫他走，但我又怎能影响他的工作呢。

峻昆很喜爱孩子。我们在一起时，只要一有空他就抱着女儿亲了又亲。有时他回来稍晚一些，我们的大女儿就坐在路边等爸爸。1947年底，我调到十二德堡区任区长，他在专署工作。为了工作，我们把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放在农民家里代养，他有时写信询问两个孩子的情况，但他没有请过一次假去看孩子。

东北全境解放了，组织上调峻昆到华北大学任副校长，也调我同他一起去工作。他特别高兴地到十二德堡去接我和孩子，我们把两个寄养在农民家的女儿接回来。因为战争，我们一家五口人分居四处，现在终于团聚了。他还对我说：“我们到华北大学后，除了做好工作外，也要教育好孩子，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

离开十二德堡第二天，峻昆要去十八地委转党的组织关系，同时看望一些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峻昆走后，我的大女儿不肯脱衣睡觉，非要等爸爸回来。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因为当时土匪还很多。我刚刚朦胧入睡，忽听敲窗之声，我以为峻昆回来了，开开门，秦科长一步跨进来，声音颤抖地说：“快去！王科长被自己人枪走火打伤了”。我的心猛的一阵收缩，一股热血冲上脑门，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顾不上孩子，一口气跑到地委。这时峻昆还清醒，嘴艰难地张了几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喉咙已被打坏，只好用眼睛留恋地盯着我，表达他内心的千言万语。他一支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另一支手从我衣袋里拿出钢笔，艰难地写出了震撼同志们肺腑的遗嘱：

一、湘，你的身体不好，要保重，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二、请组织上把我的历史弄清，作出结论；

三、周xx是枪走火，不是有意打我，请组织上和你原谅他。

写完遗嘱后，峻昆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受了致命枪伤，生命瞬息即灭的人所写的遗嘱，这份遗嘱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在一位战友不慎误伤了他，在生命垂危的瞬间，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为误伤他的同志解脱责任，要求组织上不要责怪这位同志。这是多么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多么纯真的共产党员的思想！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精神，在热东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无不受到他的典范事迹所教育和鼓舞。党组织对峻昆同志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峻昆同志去世后，1950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模范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