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火车站电话客服:如果奶奶在的话肯定笑得合不拢嘴

　　5月20日中午，记者在万州沙河中学门口，接上刚在学生宿舍里洗完衣服的何容。她今年16岁，身高1.61米，比姐姐还高1厘米，她仍穿着18日到重庆工商大学为姐姐颁奖的那身衣服，不过很干净。

　　坐上车后，她很仔细地阅读着报纸上关于她们姐妹俩的报道，思绪随之回到了以前。

　　宁愿走两个小时的路，也不愿花钱租摩的回家

　　玉都村1组离恒合乡街上还有10公里距离，天气晴好时，这段盘山机耕道两边有很好的景致，前几年，何玲何容姐妹俩经常行走的地方，单边行程需要2个多小时，全靠步行。

　　偏远山乡的机耕道上，经常有载人的摩托驶过。昨天下午雨下得很大，盘山路上很难见到一个行人。何容说，如果租个摩的回老家，需要40分钟以上，不过价格也基本在这个数以上，这么多年，她们从来没有坐过一次，宁肯多走一个多小时。因为这笔钱，够她们用好长一段时间，“我现在读高一，学费是学校免了的，生活费每个月要300多块钱，这些钱是由姐姐给我寄回来的。她在大学里勤工俭学，不过我知道她肯定很节约”。

　　采访车越往山上驶，雾气越重，气温越低，路上的石子儿也越来越少，车轮有几次轻微的打滑。在离玉都村1组1公里的地方，车子不得不停了下来，路面非常泥泞。七八年前，下雨天在同一段路上偶尔会出现这对小姐妹的弱小身影，她们通常互相搀扶着缓缓前行。

　　家里唯一的“砖房”，竟是直接用泥土垒成的

　　19日，何玲在工商大学校园里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家里只有两间砖房，她的描述让我们想象这砖应是青砖。20日下午将近4点，记者好不容易走到这座破败的房子前，才明白这砖竟然是用泥土垒成的，并没有经过烧制，遇雨就会慢慢融化。

　　“爷爷，爷爷，孃孃回来了！”房子旁边响起两个小孩子欢快的呼喊，这是何容10岁的侄子何小勇和14岁的侄女何小云的声音。何容的大叔何兴朝笑着向我们走来，他穿着蓝色上衣，戴着一顶帽子，很像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名老工人。

　　老房子现在很少住人了，何玲和何容回家时，一般是住在附近大叔的家里。一楼一底的小屋显得格外陈旧，窗口上被烟熏得黑黑的，在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房子。底楼潮湿，一般用作厨房和杂物间，因为锁已经有点锈了，何兴朝用钥匙开了好几分钟都没打开，他找来一把钳子，把木门打开了。

　　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屋内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菜坛子放在屋角。当年奶奶离世前为姐妹俩留下的咸菜，就是放在这里面的。何容熟练地掀开菜坛的盖子，盖子已缺了很大一块，现在基本不能使用了。

　　我们踏着积满灰尘的木楼梯上到二楼，这里就是姐妹俩当年的卧室。一张窄窄的木床上，漆已很斑驳，露出木块的木色。旁边放着三只破皮箱，里面装着一些她们以前的旧衣物等。小小的窗口，不时响起冷风吹过激起的“呜呜”声，即使在五月，也能让人感受到寒冬的场景。

　　站在这些熟悉的旧屋里，何容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眼眶也有些红了。“以前，姐姐住校时，有时晚上我一个人睡在这个床上，半夜经常做噩梦，我被吓醒了，也死死地将脸捂在被子里面，不敢看外面一眼。”

　　指着老屋，何容说，即使在有电灯的时候，房子里依然很暗。不过，万州龙驹中学团委在2006年发给何玲的“优秀团员”证书，却在这简陋的屋中特别显眼。

　　何玲考上研究生了，奶奶在的话肯定会很高兴

　　老屋的门上，挂着“恒合乡安心村2—34”字样的牌子，何兴朝说，现在名字早改成玉都村1组了。建于1969年的这栋房子属于何玲何容的，只有一楼一底，另一间属于她们的二爸何兴忠，不过他常年在福建打工，靠下力气挣点钱。

　　老屋的四周，同样显得格外安静，这个深山的村子，人口也主要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

　　“家里没有大人的娃儿很造孽，经常饱一顿饿一顿的。”63岁的邻居赵练凡说，这两个孩子很不容易，她们的父母刚过世时，邻居们哪家请客，都会让她们去吃点好吃的。

　　在奶奶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姐妹俩还在邻居蒲东珍大娘家里睡了一个多月。“我们家头也是恼火，我的老伴去年才过世，之前瘫痪在床30多年，有时也要照顾她们，但是也有照顾不上的时候。”何兴朝叹了口气，现在她们的二爸何兴忠也查出患了癌症，在三峡中心医院治了一段时间又坚持外出打工去了。

　　“不过，大家对我们很好。”在何容的心里，对母亲的印象不深，有时她甚至想不出母亲的形象，但是，姐姐是她最亲的人，周围邻居和亲戚还是给了她们不少鼓励与安慰。

　　“村里的孩子，考学是跳出农门最好的方式，现在何玲考上研究生了，如果她们奶奶仍健在的话，肯定会笑得合不拢嘴！”何兴朝经常教育孙子孙女要向她们学习。

　　姐妹俩不知道的“帮扶秘密”

　　每年春节，何玲何容轮流在大叔二叔等亲友家过年，恒合民族学校蒲云万家，是她们必去的地方。

　　20日下午，穿着蓝色衬衣与咖啡色长裤的蒲云万老师出现在重庆晨报记者面前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先对何容开起了玩笑，“你们的初中语文和历史都是我教的，耽误你们了！”

　　“何玲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第一次同学上台自我介绍，她哭了起来。初三那年，她和班上几个成绩好的优秀同学，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那时我们条件不好，但想到他们的前途，还是尽力关照。”蒲云万说，除了班上曾为何玲募捐过100多元外，区教委的林老师，也给何玲何容姐妹俩“化缘”过好几笔资助，“给何容的，一次是500元、一次是1000元。”

　　何玲读高中时，乡里从不多的钱中，每年给她800元，后来何容读初中，也享受了一次200元的政府资助。

　　“不过，有一次我是冒了险的，就是初二时，一笔几百元的资助，本来是班上每个学生20元，我看那段时间她们格外可怜，就全给了何容。”这件事很快被区教委知道了，校长到班里来调查，蒲云万说，“我们学校连一个孤儿的学费都解决不了，这班主任还怎么当？”校长向全班的学生做了解释，很快得到学生们的一致理解，“就当我们捐的吧！没事儿的。”

　　这些帮扶秘密，姐妹俩并不知道。

　　（摘自5月22日《重庆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