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漫画之色系军团:【推荐】简谈东方人与西方人智慧的差异

对于智慧，不同的民族有所不同的理解，中国的东方智慧观念与欧洲的西方智慧观念有很大差异。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亚里士多德、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都是哲学家、发明家、创造家。中国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是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诸葛亮。”诸葛亮有什么发明？没有；有什么创造？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理论？还是没有（孙武还有部《孙子兵法》）。中国人把诸葛亮视为最高智慧代表人物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诸葛亮玩计谋、搞诈术的水平中国古今第一。

东方的智慧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的智慧标准是发明创造。按照东方的智慧标准，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不过几个书呆子而已。如果牛顿遇到诸葛亮，肯定会被诸葛亮玩得像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一样，就算你有“七十二种变化”也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唐僧“保驾护航”，而唐僧的全部“智慧”就是“双手合十”地念念“紧箍咒”。谁敢在诸葛面前谈天才？然而，如果按西方的智慧标准，诸葛亮不过是一个擅长计谋的政治人物而已，一个连最简单的微分方程都解不了“科盲”。谁敢在牛顿面前谈智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类擅长计谋的政客，是不会被列入西方天才人物的行列的。

西方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坚定捍卫等方面。“哲学”一词在希腊语中是“爱智慧”的意思，但在中国传统的词汇中“哲学”就是“玄学”——是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与自然规律完全无关的东西。因此，西方衡量智慧高低的标准是“运用科学征服自然”能力的大小，把天才的美称授予那些发现并确定科学定理与定律的理论家和发明家。东方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揣摩控制、操纵利用等方面，智慧的高低是由“玩人”能力的大小来衡量的。中国的聪明人标准是：精于为人处世，老谋深算，外圆内方，中庸和蔼（保持狗不狗猫不猫的哈巴狗形象），随机应变，讨好上级，拉拢平级，利用下级，有妻有妾（也就是今天时髦的“二奶”）。不会做这些的，均被列入“老实”、“呆傻”、“不识时务”、“愚木疙瘩”等不开窍的“愚昧人”之列。中国有句格言：“做人比做事更重要。”按照这样的格言，象爱因斯坦那样只会做事不会做“人”的西方“呆子”，在中国只怕连老婆都找不到（当然，如果爱因斯坦有数百万美元存款的话，自当例外）。

提到科学（Science），许多中国人会很不服气，立刻会搬出诸如：汉代的张衡最早发明了观测地震的蛤蟆罐，五代的祖冲之最早算出了高精度的圆周率，宋代的蔡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张衡、祖冲之、蔡仑等人，都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历史学家为了和洋人争口气，硬从历史故纸堆中发掘出来的稀有人物。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极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更不要说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了。漫步成都的“武侯寺”，不难感觉到中国人对诸葛亮五体投地的崇拜，似乎他死后比活着更加荣耀；但是，有几个中国人，能说出张衡、祖冲之、蔡仑等人葬身何处（甚至连最“爱国”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兴趣去考证他们墓地，民间更无人集资去为他们立碑建寺）？倒是前苏联的科学家更认同祖冲之对圆周率的伟大贡献，把他们在月亮上发现的一条河命名为“祖冲之河”。

西方哲人的智慧体现在抽象思维上。与孟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创研究无生命物质世界的构造、运动和原因的物理学，并提出自然科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概念：“物质”、“空间”、“时间”、“运动”。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创立了形式逻辑。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力”的抽象概念，并创立了力与运动关系的“运动定律”（后来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发生疑问，提出了“惯性定律”）。在牛顿总结出著名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后，经典力学基本成熟，经典天体力学建立在了坚实的基础上。20世纪初，牛顿力学与新发现的实验事实产生了矛盾，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开辟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可以说没有“力”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

与此相比，东方哲人虽然不会抽象地表达自然规律，却擅长以“直观外推”的方式编织“玄学”的寓言或神话故事，智慧体现在感性（纯外观的）思维上。东方哲人虽不擅长提出抽象概念和创立法则定律，却很善于讲故事，把貌似深刻的“人生哲理”用浅显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哲学都寓于名人的教诲和故事般的寓言中。比如“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郑人买履”这三个寓言，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一样，但中国哲人却无法把这些具体的寓言抽象升华为一个理性概念，西方哲学则把中国哲人想要说而说不出来的内涵抽象概括为一个概念：“教条主义”。再比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这两个神话故事的意思也一样，中国哲人也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将这些神话故事抽象为一个概念：“理想主义”。

东西方的这种“智慧”差异，导致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后观念形态的本质不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科学理性精神逐渐在积淀中消失，而远离科学理性精神的“权术”则在“人治”的社会结构中升华，成为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逐渐在积淀中升华，而古老的“权术”逐渐被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所取代，国家学说建立在了理性哲学的坚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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