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在关键时刻扭转危局

  2011年05月25日05:49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升级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重、对外界情形知之甚少的状况，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展开。
　　1976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1]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说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此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反复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江青等人在宣传这一论点时特别强调:“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他们一再扬言:“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是中央一级的大官”，“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等。王洪文公开鼓动:领导层要追下去。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要抓大官，抓上线。”[2]
　　在江青等人层层揪“走资派”的过程中，一年前领导整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批判。万里、张爱萍、胡耀邦、周荣鑫被说成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黑干将”，成为“四人帮”在各单位“上挂下联”，进行批判的重点人物。周荣鑫先后被批斗50余次，在连续遭批斗的情况下，因心脏病发作而昏倒在批斗现场，以致去世。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贯彻整顿精神的领导干部，有的被关押揪斗，有的被撤职降薪，有的被开除党籍。在整顿中被撤职的造反派头头重新受到重用。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受到“四人帮”的接见。这些人回到地方后，公然煽动再次夺权，组织造反派搞游行示威，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抢夺公章和武器装备，致使一些地区派性斗争再起。
　　为了推动“批邓”，4月，江青等人将1975年邓小平的多篇讲话，以及所谓“三株大毒草”，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说成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下发到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批判。8月，他们大量印发三个小册子，总数达几千万份，结果却适得其反。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正确主张在干部群众中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人们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整顿，“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的党性和人格，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许多地区交通堵塞，大批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再度混乱，计划指标无法完成。1976年1月至5月，全国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市场减少供应商品1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从全年看，钢产量只完成2046万吨，仅达到计划数的79%，低于1971年的水平。这使从1974年到1976年连续3年计划拿下2600万吨钢的指标，第三次落了空。全国工交、商业的企业亏损额达113亿元，粮食的亏损额达50亿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过776.6亿元。作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的上海市，1976年的工业设备完好率只有60%左右；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运输则有10多条干线经常不通畅，1976年比计划少运4600多万吨物资。仅郑州铁路局一年就发生12起全局性大堵塞，使京广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年少运煤炭近1100万吨，造成12个省市缺煤少电，相当一批工厂停工停产，影响扩及半个中国。农村情况也很严重。到1976年，过去一直提供商品粮较多的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等省，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以“天府之国”著称的产粮大省四川竟也需要国家大量返销粮食。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只有380.56斤，比1952年的395.34斤的水平还低。这表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成极左思潮泛滥，国民经济再次跌入谷底。
　　举国悼念毛泽东
　　1976年下半年，正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喧嚣正盛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几件大事进一步加剧了全国的动荡。
　　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朱德逝世。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逝世，又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深切悲痛和怀念。9日和10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参加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有100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唐山顷刻间夷为平地。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涉及14个省、市、自治区。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受重伤，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罕见。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十几万解放军指战员，2万多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种支援人员火速组成抢险队、医疗队、建筑队等，从四面八方昼夜兼程赶赴灾区。大震过后，余震不断。人民子弟兵、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冒着暴雨，舍生忘死，排险救人，运送物资。8月4日，党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灾区人民英勇奋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经过20多天努力，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安顿了几十万受灾群众，初步恢复了生产和运输。在这百年不遇的严重灾难面前，“四人帮”竟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工作是“拿救灾压革命”、“压批邓”。8月11日，《人民日报》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社论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进入1976年，毛泽东经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4月30日，他在华国锋汇报工作时，写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三句话，表达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继续加重，身体极度虚弱。虽然他明白，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在党内外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仍然肯定和坚持“文化大革命”，并希望能对这件“大事”有个定论。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人民看来，毛泽东把毕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他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全党、全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指出:“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全国下半旗志哀。9月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活动。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举行吊唁活动。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9月18日，首都工农兵各界群众参加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秩序井然地肃立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十里长安街上。低回的哀乐声、长鸣的汽笛，传遍祖国大地。人们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同时也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后的国家前途深感忧虑。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缅怀和颂扬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他说: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毛泽东。
　　200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朝鲜、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30多个国家举行追悼活动。许多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大量报道了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剪辑、照片和纪录片。9月21日，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
　　一举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8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总计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妄图使上海成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据地。毛泽东逝世后，他们的阴谋活动更加放肆。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江青想方设法要掌握毛泽东处保存的文件和材料。“四人帮”还监视华国锋的行动。他们暗地对上海的亲信作了许多布置。“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人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王洪文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
　　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认为必须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9月1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谈到: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华国锋还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了此事[3]。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
　　“四人帮”为了给上台制造舆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在报刊占据主要版面，反复宣传，抬高自己，打击华国锋等人。
　　“四人帮”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举动，引起华国锋更大的警觉。对照四个多月前毛泽东给他写下的三句话，10月2日，华国锋在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纠正了这个提法，并批示道: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张春桥却在这个文件上批示:“建议不下达。”江青同意张春桥的意见。“四人帮”一方面阻挠下达华国锋的批示，以防伪造毛泽东临终“嘱咐”的骗局被戳穿，一方面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炮制出又一篇调子更高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文章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等领导人。
　　在此前后，“四人帮”阴谋篡权的活动更加露骨。10月1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要大家警惕:“还会有人要为他(指邓小平――引者注)翻案”，并说:“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10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市平谷县讲话时声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仍然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互通信息，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同时，党中央派人接管了被“四人帮”控制的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等中央宣传机构。当晚10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的决议。
　　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对“四人帮”采取的断然措施和党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会议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部署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两项决定:一、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群众瞻仰遗容。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组织指挥班子，调集民兵，动用多种枪炮、车辆，大量地集中物资和食品，部署武装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还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口号。党中央对上海的问题早有预料，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住上海的局势。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顷刻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策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被粉碎后，上海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怒涛席卷全市。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通报了“四人帮”的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并希望跟随“四人帮”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通知》还强调:在斗争中要注意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反“四人帮”的斗争一律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采取有力措施消除派性。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公开，全国各族人民欣喜若狂，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从10月21日至30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果断措施，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学生代表纷纷发言，称颂粉碎“四人帮”是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21日，首都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从清晨开始，一队又一队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林，歌声、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人们载歌载舞，开怀畅饮，很多大中城市的烟花爆竹销售一空，大小商店的酒柜前排起了长队。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收录并播放了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的实况。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集会。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华侨欢欣鼓舞，表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到法律制裁。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转入法制轨道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了恢复和重建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性转折。
　　注:
　　[1]“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
　　[2]王洪文对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的讲话，1976年5月3日、6月23日。
　　[3]《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9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