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凤临世之逆天大小姐:中苏和解的最后尝试：苏共竭力寻找妥协也以失败告终(4)

苏共的继续努力及其结果

　　11月14日为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问题。代表团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所有留在国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迎接。很明显，这是在向中国人和全世界证实中国赞成其代表在莫斯科谈判中所持的那种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另外还有，这也会自然而然引起别人来进行类比：正是这样的行程和这样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周恩来飞抵机场，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出现了苏中的公开分歧后而提前回到了中国。

　　一周后，即11月21日，北京刊出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这成为苏中辩论尖锐化阶段开始的一个明显标志。文章确信，苏共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中国关系的个人行为的目的仍然是继续坚持以前的观点，并不打算拒绝近期党代会的任何决议和苏共新纲领。从10月14日之后，中国事实上第一次把批评的火力猛烈地集中到苏联新领导身上。按照这篇文章作者的观点来看，苏联新领导人成为破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纲领的继承者，如果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则必然走向灭亡。这篇文章甚至还向世界表明，克服两党分歧没有成功。勃涅日列夫紧跟着对这些说法做出了回应：“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既定的历史道路上拉回去。”在中国又一次举起了自己的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内部已经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质的论题的盾牌。

　　然而，苏联没有放弃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希望。因此，莫斯科经常礼貌而尊重地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一些新的倡议，如举行组织高级别的会晤。苏联，正如所应允的那样，把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会期从1964年12月巧日改为第二年的春天。勃涅日列夫在12月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致以生日问候，虽然这不是一个纪念日（1964年12月26日这位中共主席年满71岁），而与此相类似的事情是，在苏中关系开始冷却时，苏联驻北京大使受托转达了口头形式的祝贺。1965年初，契尔沃年科大使被从北京召回，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是因为契尔沃年科不能促进莫斯科试图修复同北京的建设性对话。

　　1964年底，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为中央主席团会议准备了研究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建议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没有力求利用新的条件来改善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即使“在国家层面上关系正常化方针和逐步调整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显而易见是体现当前我们对中国政策的主要方针”。对外政策委员会建议，在最近的5 -7个月期间内实行一系列措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逐步缓和同中共的关系并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建议不要集中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即那些能使分歧特别尖锐化的问题；而要强调为和平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要表现出把注意力转向主动改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以使两国政府关系正常化为目的的问题上来，同时，应就这些问题逐个地提出具体建议。

　　起草者（苏斯洛夫是主要执笔人）所设计的这些文献包含下列内容：如果中共领导人接受苏联的建议，将有利于两国和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这些建议被否决，中国领导人将在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表明，他们将为分歧和加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负责。由于表现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主动性，因此，莫斯科首先试图向反对者表现出苏共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决心，同时加强自己同那些努力发挥其“第三法庭”作用，或者成为苏中争论“调解员”的共产党的观点（例如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一致性。

　　与其同时，非常明显的是，1965年1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赞同的上述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宣传的性质，而这个文献未必能有很大的实际影响。由于在北京反苏情绪高涨的条件下出现的所有新的变化，对外政策委员会关于互派议会代表团、扩大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或者迅速增加两国商品贸易量的建议，看起来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日益发展的紧张状况。然而，中国早已增加了新的斗争方式（刊登反苏的文章和讲话，翻印有关来自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相类似的内容的资料和其他文献，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分裂活动，等等），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号召推翻“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按北京所申明的那样，只有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要求才能够成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中苏边境争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苏联克格勃的通报，在1964年10月1日至1965年4月1日这段时间，进人苏联领土的有36起144个中国公民（其中有66名现役军人），而仅仅在1965年4月前半月这样的越境记录有12起，共有517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其中有21名现役军人）。中国有关边境问题的发言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敌对的攻击开始占主要部分，对苏联边防军人的态度是公开的侮辱和不礼貌的行动；其次，如果说以前两国边境代表在谈判中，中国边防军人还主动要求对方不要让中国公民到苏联领土上去，而现在苏联边防总队总是有错的，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在岛屿地区巡查边境”。总之是他们位于被沙皇俄国所侵占去的“中国的领土上”，而“修正主义的”苏联政府不想把这些领土归还给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在1965年初继续试图贯彻的方针是把“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持真诚友好态度”的苏联人民与苏联党政领导人对立起来，按照北京的说法，是以此来结束苏中之间的分歧。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国家大使馆代表（尼泊尔、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注意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在会见1965年2月到达中国的、参加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周年庆典的苏联社会代表团时，出现了大量普通的中国公民，而同时，到达中国的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官方代表团却被置于冷淡境地，没有任何中国社会代表参加会见。按照所有独立的观察家的看法，中国是要再一次表明“继续把苏联人民大众和苏联领导人区分开”的意图。

　　可以设想，中国本身在某一时刻也对他们的说法信以为真，即推翻赫鲁晓夫是中国共产党不寻常的功劳，是苏联人民对来自中国号召的感应。相应的，中国有段时间仍然相信，“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也将被卷入“人民愤怒的狂潮”，由此最终掌握苏联政权的将是赞同中共领导人看法的人。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与苏联人交谈时经常强调“不好的”苏联政府和“很好”的苏联人民之间的不同，同时证明在苏联存在与中国奔向共产主义道路共鸣的政治力量，还预言勃涅日列夫政府很快就会垮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论调在中国消失了，因为苏联成为“修正主义的堡垒”，但在1965年初中国领导人确实认为近期苏联政治精英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进行这些宣传大战的时间里，北京没有注意到个别苏联领导人主动寻找两党、两国之间的结合点的努力，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苏联方面打算做出的让步。这些努力首先是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相联系的。就是他坚持准备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出信件，建议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会晤，而这个会晤应该在1965年3月1日之前举行（这一天是被推迟了的起草委员会会期）。稍后，他还建议完全放弃这个起草委员会，并声明说：“这对我们的威信没有任何打击，我们在党内期待真正的联系”，并且总的来说，应该“取消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桎梏”。这一首创精神随着驻中国大使的撤换而从柯西金那里消失了（在朝鲜也同样如此）。

　　然而，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处于少数派。如果说在1965年1月初还有基里连科（A. P. Kirilenko )、谢列宾（A. N. She-lepin）等人在中国问题上支持他，而苏联领导层的大多数成员持不确定的态度，那么此后的情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柯西金关于“通过谈判实现妥协”的主张在苏斯洛夫、米高扬、波德戈尔内（N. V.  Podgornyi)和谢列斯特(P. E. Shelest）那里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要求是（苏联）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部长会议主席所有的其他建议都淹没在各种各样反对者的声音里，在这种声音里，主要重复的语句是“问题似乎涉及我们的威信”、“可能会招来侮辱”等。苏联领导人所做的最大的让步是允许柯西金在访问越南途中在北京做短暂停留，与周恩来进行会晤并把起草委员会更名为协商会议。然而事情的实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事件真切地表明，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中之一的“分歧的制造者”走下政治舞台都没有能带来所期望的苏中关系的变化，结果是双方关系继续恶化，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党的关系完全破裂。苏中两党没有能利用最后一次出现的政治机会实现和解，当他们再次走到一起时，已经过去了20年。

　　（曹广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