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拐枣的树苗卖:熊丙奇:为何没有一个校长敢反对?———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1:10:37
熊丙奇:为何没有一个校长敢反对?
标签:教育改革去行政化
● 熊丙奇
安徽舒城这个小县城,最近红爆网络。该县让万余名学生放假两天为400余位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让道”的消息引来议论纷纷。舆论比较一致的评论是,权力太霸道与嚣张。单从领导的做派看,确实如此。但是,估计舒城县领导不会认为这有多霸道,而且全国各地所有教育部门的官员,也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舒城县的领导,作出放假两天的决定,遭遇当地中小学校长的强烈反对了吗?如果遭遇一些中小学校长的反对,而领导强推,那才配得上“霸道”。现实的情形是,领导作决定,教育局发通知,各校也就响应了——至少从媒体的报道看,当地没有任何中小学校长提出异议——在领导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工作。
其实,舒城县的这种做法,在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不说地方政府每逢办事,都要组织教师、学生去捧场,做礼仪或者志愿者,有的地方政府还直接安排学校课程——河南漯河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读<说文>、识繁体、解汉字”活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推动《说文》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组织学校利用广播、板报等载体,宣传《说文》和许慎文化(大河网4月30日);就是大学,给重要会议放假或者给重要接待“让道”,也不鲜见:校长一声令下,某个学院全体放假不上课去听某位领导的讲座,那是家常便饭。而中小学校领导,也游刃有余地动用手中权力,最近有新闻报道,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为了升学率,竟然不让成绩差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学校威吓学生,“只要你不报名参加中考就能拿到毕业证,但要是报考就不一定能拿到毕业证。”一些学生已打算提前告别初中生活,有的自暴自弃逃学沉溺于网吧玩游戏。据悉,该校150名毕业生仅有25名赴考(4月29日《信息时报》)。
权力总是要给自己行方便,找感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是美国总统,也想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荣誉博士或荣誉教授头衔——问题是,权力给自己行方便“方不方便”,以及他人给不给方便。看看民国时期的教育史,一帮办学者、教育者和学生,是经常不给权力方便(办学者和教授不给政府官员方便,教授不给办学者方便,学生不给办学者和教育者方便),温家宝就曾谈到张伯苓,称他“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
也许要我们的中小学校长,不给权力方便,在现实环境中是奢谈——学校是政府部门“治下”的机构,校长由政府部门任命,不听话就会被免职查办——但是,如果每所学校的校长,都在政府部门的命令、通知下,不能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家治校:教育家治校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不受权势的干扰,只做有益教育、符合教育规律的事。
同样,要让我们的学生,据理力争自己的权益,不理睬学校的违规做法,恐怕也不现实——自己的毕业证被掌握在学校手中,怎能得罪——可是,如果学生在明知自己权益受损时,却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学校也就不可能真正重视受教育者。
改变这种状态,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包括建立新的财政拨款体系、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改革校领导的任命机制,这是必须的。如果有这样的教育管理制度,政府再想通知学校放假、在学校安排某些课程,那基本上毫无可能。
可是,实现这种关系的调整,单靠政府的觉悟,显然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是不愿意看到指挥、管理权旁落,权力不能再行方便的。推动这一关系调整的重要力量,除了至上而下的改革,就在于办学者教育家办学情怀的复苏,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维护。不妨设想,假使在舒城有10多所学校校长联名反对政府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假很难放下来;在广州市荔湾区博文学校,如果同学努力争取自己的考试权利,学校的规定也难见效。其实,这两起新闻事件,正说明办学者和教育者、受教育者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可能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反对当权者的规定,却可借助网络与媒体的力量,现在,舒城县政府已经道歉,表示“虚心接受广大网民的批评,吸取此次教训,今后坚决做到会议不扰民,恳请社会各界谅解”,不管诚心不诚心,至少他们下次是不会再这么一声令下让学生放假了。这才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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