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和刘嘉玲哪个美:【财经评论家时寒冰】花冈惨案57周年祭——中国劳工血泪史（时寒冰报道）

      人没有断气就被扔进大海

      孟连其（76岁，河北定兴人）：我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那个时候，每个人5发子弹、4棵手榴弹、11.5两小米（山上的米含杂质很多，经常是10两小米，4两沙子）。我们老一团打了一些硬仗，日本人怕我们，集中兵力对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大扫荡。
      1944年春的一天，我们正在做饭，听情报人员说有情况，马上集合赶往山顶，发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用机枪进行扫射，子弹打在石头上，迸裂的碎石片让人睁不开眼。前面的同志牺牲了，我们几个人就朝山下滚，结果山下也是日本人，就被他们抓住了。我被他们关了一天之后送到了保定，接着又送到北京、石家庄。在石家庄干了两个月活，又回到北京，接着从北京送到青岛。7月，日本兵把我和另外300来人赶到一艘拉矿石的货轮，塞进底层送往日本。
      货轮上满是矿石，我们就坐在矿石上面。船颠簸得很厉害，人在船上来回晃动，全晕了。我年龄小，就沿着扶梯来回走动，这样会好一些。日本人只给了我们少量食物，没有一点饮水，大家都渴得要命。我找到一个空罐头瓶子，接了一些机器上渗出来的水，让大家润润喉咙。我们身体本来就衰弱，加上饥渴和颠簸，有好几人在船上就死去了。有一个人还没有断气，就被日本人拴上重东西扔进了大海。每天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
      徐福胜：在货船上，下面都是矿石，很凉，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都离不开矿石，我至今还腰痛。一到去日本的那个月份就痛。

      （二）苦难：血泪书写的伤痛

      “老家的后面，有一棵大桂树。仔细一看，发现下面的树枝都捋秃了。‘怎么叶子都没了？’妈妈说：‘都叫饿极了的中国人吃光了。’当时我很吃惊，怎么连这种东西都能下咽呢。”老家在中国劳工从中山寮去工地途中的木村清，如此记录了他从茨城县日立返乡时的情景。（——茶之水书房《目睹花冈事件的二十人的证言》）
      根据日本学者田中宏编著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日本共强掳中国人41758人，分配在日本各地的35家公司的135个作业场。其中，强掳到花冈町的986人。根据横滨法庭认定，1944年8月6日到达花冈的第1队，在中国启航时共296人（其中俘虏149名、平民147名），1945年5月抵达的第2队587人、6月抵达的第3队98人均为平民。向鹿岛组花冈营业所的绑架和花冈营业所监督支配下的劳动，其特征是高死亡率。被抓来的986人当中，竟有418人死于非命，占42％的比例。

      用钳子夹着火炭往身上捅

      李体益：到日本后，日本人把我们按军队编制分成组，耿谆为大队长，下设中队、小队、班，每一班大约有十人，按班分配劳动定额。身体好的去干重活，身体较差的去开荒种菜。我被分配去挖沟，开水路，每天用锹镐挖3米左右的坑，再把砂石搬运走。每天每人1立方米，不干完就会遭到毒打。有两个日本人特别坏，经常拿棍子打我们，干不完活回来的，他们就用钳子夹着火炭往你身上捅。不把我们当人，我们过得连牲畜都不如。
      日本人强迫我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给我们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充饥。大家都吃不饱，严冬时节，我们还穿着单衣，穿着草鞋，在泥水中干活。日本人规定我们彼此不许说话，抓住就打。
      孟连其：我因为年龄小，到花冈后，日本人没有让我去其他地方干活，让我做辅导员（残暴的日本监工）的勤务员，伺候他们。他们叫我“次郎”。我每天早上提前起来生火，给辅导员们打洗脸水，晚上等辅导员们睡了以后，还要准备尿壶和第二天用的劈柴。
      这样也免不了挨他们的打，几乎每天都挨打。有个叫猪股的辅导员，夜里尿床，我每天给他晒被子。天阴或下雨的时候，被子晒不干，我就给他放屋里烤。稍微烤糊一点要打，稍微有点湿也要打。烤被子有其他辅导员在场时，说是丢了他的面子要打。烤被子的时候，屋子里气味难闻，其他辅导员也要打我。为了猪股夜里尿的骚被子，挨打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次，我把辅导员剩下的一点锅巴给了一个快被饿死的难友任群，结果我们两个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我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吃的是一点橡子面窝窝头，清可见底的稀粥，连半饱都做不到。

      进医院的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李体益：死人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正干着活，就突然倒地死去了，最多一天死了20多人。高强度的劳动，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饭，我们都吃不饱，饥饿难忍。有人就乘日本人不在的时候，要求去解手，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有什么“手”可解啊。大家都是想抓点野菜吃。我就是因为吃野菜中毒了，大腿红肿着。几个日本人就把我按倒在地上，不打麻药就用刀子割开我的腿，说是放毒。血流了一地，我疼得大声喊叫。
      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了给劳工设的简易医院。大家都害怕那个医院，没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我亲眼看见医生给病人打针，打完针人就死了。在医院里，不给任何吃的，只能喝清水一样的稀饭。我不敢睡觉，好多人就是因为睡着，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来回走走，忍痛打扫一下院子，他们可以让我多喝一碗稀饭。我再干点别的活，他们可以再给我一碗稀饭。一天有这三碗稀饭，我能再维持一段时间。几天之后，他们把我赶回去劳动。随后就发生了暴动。

      薛同道被鞭子活活打死

      1945年5、6月间，鹿岛组要求加快工作进度，他们设置了突击期间，一再延长劳动时间，并且提供了劳动定额。中国劳工一天要干16个小时的活，伙食质量却更加恶化，不断有人倒下，起义之前，已有近150人死去。辅导员也变得更加残暴。他们当着全体人员的面，使用牛的生殖器做成的鞭子，沾着水，将跑到后院吃草的薛同道活活打死。辅导员福田逼迫其他中国劳工用棍棒不停地殴打尚志田直至惨死……暴力成为家常便饭。一方面是高强度的劳动，一方面是奴隶般的虐待，生存或者毁灭，堂堂正正的死还是被虐杀而死，已经成为每一个劳工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三）暴动：为了最后的尊严

      “1945年6月的一个晚上,收工点名的时候，一位刘姓的劳工因为饥饿躲在后山上吃野草结果被日本兵发现了。最后将刘绑在烧红的铁棒上作为惩罚。许多劳工见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情绪，后来一些劳工在私下里讨论说:‘我们这样下去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如果我们统一起来做反抗的斗争或许还有一丝活的希望，哪怕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逃跑也是好的。’于是大家研究之后各自安排了一些任务并商量如何逃跑的对策。”——摘自今年4月开始使用的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

      暴动推迟三天

      孟连其：大队长（耿谆）在楼下住，我在楼上住。有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看见大队长的勤务兵老是瞅着我。我回去休息时，大队长的勤务兵把我叫了过去。大队长问我，你想家不想。我说想。他又问我，那几个日本监工，有对中国人好一点的没有？有不打骂咱们的没有？我说有，一个年龄大的老头儿“太君”和一个小孩“太君”，他们两个比较善良，不打骂咱们，其他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咱们歇一会儿，喘口气，他俩也不管。大队长说，如果哪一天这两个人不在，你给我说一声。我说行。
      大队长没有给我说他要干什么，但我感觉到要有事情发生。
      1945年6月30日，老头儿“太君”和小孩“太君”都不在。我去找大队长。他又问我，你想家不想。我说想，怎么能不想？大队长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大家早晚都得死，不如死个干净的，今晚就动手吧，暴动之后，我第一个带头，咱们集体自杀。
      我一听，很激动，我盼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说我是八路军，现在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分别了，我听你的。我同时也明白了，大队长为何要等两个善良的日本人不在的时候才动手，为了这两个日本人，他们把计划推迟了3天，而这3天他们担负着很大的风险。
      大队长拿出一张纸，让我画出几个日本辅导员睡觉的位置。然后，大队长吩咐我把日本人睡觉地方的房门打开。日本人睡觉的房间是两道门，我经常伺候他们，他们什么时候看见我，也不会怀疑我。

      血债血来还

      孟连其：等日本人睡着以后，我打开了他们的房门，把灯拉着。然后，我对大队长打手势——那是提前商量好的暗号。我拿着我劈材的斧子等在门口。
      谁该干什么，大队长已经安排好了，有把守窗户的，有把守门口的，有守电话的。李克金领了二、三十人把守住“辅导员”的宿舍外围，张金亭率领几个人拿着铁锹冲进屋里，把3个日本辅导员就地解决。刘玉林和刘虞卿进入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任凤歧屋里，把任打死。
      然后，大家赶紧分头去叫醒其他劳工。大队长吩咐大家敲着楼梯，让大家起来集合，告诉大家带着铁锹、铁镐走，进行防卫，还要求大家不要骚扰百姓，尤其不得恐吓妇女、老人和孩子。

      （四）虐杀：血腥的三天三夜

      “我认识的几个人都死了。回国的时候，我带回了4个骨灰盒。他们是胡长弓、江董碧、吴守法，最后一个想不起名字了，只记得他姓王……”杨克均老人平静地叙述着。往事不堪回首。李体益老人的眼睛湿润了，他悄悄背过脸去，泪水无声地落在地上。——记者手记

      我们没有一点力气反抗

      孟连其：我们原来计划大家一起到海边集合，如果夺不到船只，就集体投海自杀。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再有活路。但是，后来大家跑散了。不久，山下响起了警报，日本兵、警察和附近的老百姓拿着棍棒，一起追赶我们。我们那里离警察署不是太远。
      我们本来就没有劲儿了，整天没明没夜地干活，没有吃过饱饭，又跑了大半天，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被他们抓住了。其他人有的跑到了山顶，他们朝山下扔石头，和日本人周旋，关键是没有力气啊，他们也都被抓住了。
      李体益：6月30日那一天，我正在睡觉，听见楼梯响，就下楼集合，才知道暴动了。我赶紧去伙房拿了3个没有蒸熟的馒头，后来，就是这三个馒头救了我的命。
      我和另外两个劳工一起走的，可是走不动啊。心有余而力不足，每天吃那么一点东西，干那么重的活，我的腿伤还没有好，根本走不动。走到一座桥的时候，我听见有日本人说话，我们三个就朝桥底下走，想躲在桥洞里。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上前把我们三个用绳子捆到了一起。我们没有反抗，他们人多，反抗也没用，我们也没有一点力气反抗。日本人押着我们朝前走，碰见一个日本军官，他叽哩哇啦地问我旁边的劳工。他没有回答，日本军官抽出军刀，一刀砍过去，他脖子一歪，头上的鲜血马上流了出来。军官又问我，我回答了，日本人把我们押回了共乐馆。

      共乐馆大屠杀

      虽然日本右翼分子为了毁灭证据，在1978年拆毁了共乐馆，但他们抹不去历史上记载的中国劳工的斑斑血迹。当记者问起共乐馆血腥的三天三夜，老人们无不记忆犹新的，时间没有淡化他们最刻骨铭心的那段记忆……
      共乐馆广场上的中国劳工不断倒下、倒下，再不能醒来。共乐馆的广场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残暴的日本人提着矿灯，握着木棍，无动于衷地看着中国劳工无助地死去。开始的时候，日本人还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后来干脆就不管了。中国劳工的尸体白天在烈日下暴晒，晚上任凭雨水浇淋，死者的头被雨水浸泡后涨大，惨白得吓人；肚子鼓得大大的，溢出了黄水，成群的苍蝇在死者的五官爬进爬出……浓烈的血腥味混在那阵阵恶臭之中。中国劳工活着没有尊严，死去后也得不到尊严！中国劳工有气无力地叫着、喊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他们希望用死来结束这屈辱，他们祈求上天能给自己一个有尊严的死。
      7月4日，日本警察派朝鲜人在一个名为钵卷山的山坡上挖了两个大土坑，将已腐烂的100多具中国劳工的尸体扔在坑内掩埋，广场上濒临死亡的500多中国人，又被送入中山寮。7月16日，押回中山寮的劳工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又开始了繁重的劳动。

      花冈警察署内的暴行

      花冈警察署和共乐馆内迫害中国劳工的手段更加残暴，更加令人发指，持续时间也更长。日本监工在广场上寻找“凶犯”，一有嫌疑，马上拖入共乐馆内的临时审讯室。共乐馆内不断传出凄厉的惨叫声……
      花冈暴动的发起人耿谆等13名“主谋者”，被关押在了花冈警察署内，他们遭到了日本警察的严刑拷打。经过多次刑讯，日本秋田县法庭判决耿谆死刑，其他12人为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5年、7年、15年、20年不等。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45年9月11日，秋田地方法院再以“战时骚扰、杀人罪”判决“耿谆无期、其他10年以下惩役”的徒刑。
      孟连其：我在广场上跪着的时候，日本警察认出了我，他们把我带到了警察署。因为我是伺候日本人的，离日本人最近，他们怀疑我是暴动的主谋之一，就把我反剪双手吊起来。他们不停地打我，皮鞭、木棒都用上了。我的右手中指至今仍然无法伸直。我被打得死去活来。他们逼着我承认自己有“预谋”，我咬牙忍着，坚决不承认。天天处在绝望之中，不知还能不能活下去。后来，日本人把我关在了一个笼子大小的地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就这样坐了两个多月……

      （五）抗争：澄清真相，讨还公道

      “大爷，您恨日本人吗？” 记者问李体益老人。
      “能不恨吗？看看他们做的事情！”他停了一下，“回国以后，后来听说美国人要侵占朝鲜，再打中国。我马上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不能再让别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对我们了！不能再让中国人遭受那样的屈辱了！我在朝鲜呆了3年，回来后又到厦门几年，一直到1957年才回家与家里人团聚。”
      如果不是面对着他们，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些老人沉重的讲述，你很难理解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这份感情。国破家亡，历尽屈辱的痛苦经历，使他们深深懂得了一个民族强大的重要性。
      “大爷，您恨日本人吗？” 记者用同样的话问孟连其老人。
      “我恨日本军国主义。”他不假思索地说，“日本也有好人，像田中先生，过去我们来回去日本的钱，都是他们捐献的。他们一直帮助我们澄清历史真相。大馆市请我们讲我们的遭遇，还有日本人不相信呢？东史郎亲自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竟然还有日本人不承认，否认南京大屠杀。我已经去日本5、6次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前文提到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若干年后知道了中国劳工推迟暴动的真相，他哭了，为这些遭受屈辱心地善良的中国劳工而哭泣……
      中国劳工幸存者、旅日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一直在为讨回公道而努力。1989年12月22日，耿谆等4人以“花冈受难者联谊筹备会”的名义，发出致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首次正式提出公开谢罪、建立纪念馆和补偿损失三项要求。几次谈判未果之后，l995年6月28日，中国11名幸存劳工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起诉鹿岛公司。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耿谆等人提出的诉讼。2000年11月29日，鹿岛公司同意和解，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此协议至今在国内仍有较大争议。

      花冈和解是阴谋？
      ——专访日本一桥大学田中宏教授
      时寒冰

      2000年11月29日，经过20多次艰难曲折的法庭调解，鹿岛公司与中国11名劳工签署了“和解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1.被告鹿岛公司再度确认1990年7月5日的《联合声明》；2.被告主张，上述《联合声明》并非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控诉人对被告的这一主张表示知晓；3.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圆作为基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托管，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和解。该基金专用于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986人）、遗族的慰灵、生活支助等方面。4.控诉人以及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5.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11人）等以外的人向被告人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

      就在“和解协议”墨迹未干的时候，鹿岛公司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单方面发表了《关于花冈事案和解的声明》。鹿岛公司在声明中把中国劳工的惨死厚颜无耻地归结为“因为是在战争时期，这些劳工所处环境十分艰苦，尽管本社诚心诚意予以最大限度的照顾，还是出现了许多人因病亡故等不幸之事”；他们特别强调“本社在不承认诉讼的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本社捐出法院建议的金额，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本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
      鹿岛公司的声明发出后，引来一片哗然。许多学者撰文指出花冈和解是日本有关方面的阴谋，从此，反对和解与赞成和解的人不断在此问题上进行辩论。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中国人强制劳工思考会会长、花岗和平友好基金会委员长、日本最权威的研究战后遗留问题以及外籍人士在日人权问题的专家田中宏先生。

      花冈惨案写进历史教科书

      记者：田中先生，我们知道数年来您一直为中国劳工奔走呼吁，并且促使把“花冈惨案”写进了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田中：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956年，我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1958年，在北海道发现了一名中国劳工，“野人”刘连仁，他在深山中穴居了13年。我才知道，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抓了很多中国劳工到日本做苦役。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
      记者：当时日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田中：对，我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内容，那个消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刘连仁被发现以后，有一个记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劳工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1980年以前，日本有这样一个制度：留在日本的外国人要根据日本的法律按上自己的手印。80年代，日本国内搞了很大的运动，我们组织民间团体反对这个制度。当时在日本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因为他们曾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当我研究这项制度来源的时候，才发现是在伪“满洲国”时代，因伪满政府要求中国劳工按指纹而来的。伪满政府把很多劳力（主要是山东人和河北人）从华北抓到东北。我们迫使日本政府在2000年取消了长达几十年的外籍人士加入日本国籍需按手印的不平等要求。
      第三个原因是，1987年，我编辑了一个资料。50年代，日本民间团体收集劳工遗骨送到中国，日本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中国方面帮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回国，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观点促进了两国的民间交流。为了回报中国政府的好意，日本的团体把劳工遗骨送到中国。1987年是中日建交15周年，很有意义的一年，我们邀请耿老（耿谆）参加大馆市政府举行的慰灵祭。这是日本第一次纪念受难者，也是我第一次面对活的历史。耿老回国后，跟别的受难者联络，组织联谊会。1989年12月，联谊会给日本鹿岛公司写了公开信，从此，我们开始和鹿岛公司交涉，我和联谊会一起斗争。

      为真相而努力

      记者：您做的这些事情，在日本是反对的人多，支持的人多，还是漠不关心的人多？
      田中：关于战争时代的事情，日本人很多都不知道。比如我在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劳工问题。1982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亚洲各国的批评。但是，关于认识历史不充分的问题，直到1985年才提出来。1985年8月，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许多国家批评了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在此以前，没有认识到不了解历史的重要性。1985年，战争结束40周年，德国总统发表了重要的演讲，提出来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日本和德国战争时期关系很亲密，战后的经济发达情况也相似，但对历史的看法却不一样。德国总统的演讲，使日本有良心的人受到很大的触动。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历史。所以，1986年，在日本建立了民间团体“铭心会”，从这一年开始邀请各国受害者来日本聚会，请受害者证言，还在日本各地开会，请受害者讲述历史，通过受害人具体的证言，了解过去的历史真相。这些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1月，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昭和天皇之死，成了一个必须对历史加以思考的时机。美国、加拿大对战争期间被强制拘留的日裔谢罪和赔偿、柏林墙被拆毁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反思过去的历史。1990年5月，韩国总统来日本，新天皇在讲话中第一次出现了反省的句子。90年代以后，亚洲许多国家的受害者向日本要求清算过去的历史。1989年12月，花冈联谊会向鹿岛发出了公开信。
      记者：我们听说，您一直是用自己的钱参加帮助中国劳工的行动。
      田中：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是一个大学教授，要了解历史，要学习，学习就要付学费。学习历史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看书，通过教科书和资料来了解具体的历史，一般来说，这有很多不足。第二是通过民间活动，通过听受害者的证言来了解历史真实。所以，我来中国的费用都是自己负担。
      记者：您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
      田中：是的。我通过向具体的受害者学习，学习深度是不一样的。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民间关注亚洲留学生的社团工作。当时，日元1000圆的面额上印的是伊藤博文的头像。日本还没有和中韩建交，伊藤博文是被朝鲜的安重根枪毙的，安重根现在还被认为是朝鲜人的民族英雄。所以，当一位留学生告诉我他们对此的看法时，我才知道很多使用日元的朝鲜人的感受，知道他们的厌恶。后来，我们推动政府把1000日元面额上的头像更换了。
      通过历史证言来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有一次，在交流中，一位中国的遗属提问我：“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做了什么，你们这样残害我们？我们侵略你们了吗？”在听了这句话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种看法。二战中，中国和日本都是受害者，但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生活有些困难，但对日本来说，除了1944、1945年的遭受的空袭（包括原子弹），除了冲绳（冲绳的日本人面对着拿枪的美国人），其他地方的日本人从来没有中国人那样的体验。日本兵到中国的村子里抓慰安妇、抓劳工，而日本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
      记者：日本一方面抹杀南京大屠杀，一方面又把花冈惨案写进了历史教科书，您认为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田中：日本一直有两个潮流，两种势力。初中历史教科书一共7本，今年用的是右派的教科书，他们否认了南京大屠杀。但是，现在中国和日本老百姓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了，比如这次去日本的中国劳工及遗属，通过这些具体的证言，可以使日本人了解真正的历史，这也很容易反映到教科书里面。当然，日本两派之间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记者：您经过努力，把花冈惨案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开始使用了吗？花冈惨案的内容占了多大的篇幅？
      田中：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日本的学校都是在4月份开学，他们已经开始使用。（然后，田中把带有花冈惨案内容的复印件交给了记者。）

      为什么要和解？

      记者：花冈和解协议至今有很大的争议，您知道这一点吗？您参与和解过程了吗？
      田中：我知道。当时我没有参加和解，我不是律师，双方谈判的时候我不能在场，但是会谈后律师给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然后，我开始和律师一起走访原告。
      记者：和解协议上鹿岛公司声称“上述《联合声明》并非承认自己负有法律责任”，“控诉人对被告的这一主张表示知晓”，鹿岛公司并不认为自己有法律责任。
      田中：如果鹿岛公司承认有法律责任，别的中国劳工也会跟鹿岛公司打官司。如果在和解上面出现法律责任，鹿岛公司等于是败诉。和解协议上对法律以外的责任并没有提及。
      记者：许多中国人认为鹿岛公司不承认负有法律责任，等于是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田中：事实上，鹿岛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已经道歉，谢罪。谢罪是道义上的，是法律以外的意思。
      记者：您个人认为，鹿岛公司该不该担负法律责任呢？
      田中：道义上的责任更宽泛一些，是很重的，而法律责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记者：您认为道义上的责任比法律上的责任更重吗？
      田中：是的。另外，和解的内容里面，还有别的方面的胜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代表劳工的律师妥协了。原告11名，劳工总共是986人。如果打官司，只能是各打各的，不能代表。和解使11名原告得到了986个人的索赔，如果胜诉的是这11个人，他们只能得到6500万日元。
      记者：也就是说，打官司得到的钱没有和解得到的多。
      田中：对。和解是全部解决，打官司只能部分解决。

      和解是不是阴谋？

      记者：和解协议第4条“控诉人以及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和第5条“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11人）等以外的人向被告人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这些规定使很多人认为和解是个阴谋，您认为呢？
      田中：鹿岛公司不能在和解里面剥夺11个之外的权利，不能损害11个人之外的人的利益。现在他们还有权利打官司。鹿岛公司没有权利损害别人的权利。鹿岛公司的这些规定，不被日本的法律支持。中国劳工同意与否，谁也不能强迫，这个问题，法律专家都承认。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和解上面对中国劳工诉讼的限制不具备法律效力。
      田中：是的，如果11名以外的劳工向鹿岛组打官司，鹿岛组决不能说：“你们的权利没有了”。他们之间没有法律的关系。这个调解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11个人以外的人不同意，依然可以打官司。在2000年11月29日以前，日本法院的态度很不好，但之后，他们有了一些好的转变，比如2001年刘连仁的诉讼，比如原子弹受害的中国人。今年5月26日，日本九州福冈地方法院对中国劳工向三井公司提出的要求，也支持了。日本的法官是独立的，但是花冈事件通过和解解决的时候，别的法官也认为应该考虑原告胜诉的判决。和解对劳工以后打官司有一定的好处。

      鹿岛的声明是对中国尊严的损害

      记者：鹿岛公司后来发表的声明，把中国劳工的惨死归结为“因为是在战争时期，这些劳工所处环境十分艰苦，尽管本社诚心诚意予以最大限度的照顾，还是出现了许多人因病亡故等不幸之事”，他们特别强调“本社在不承认诉讼的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本社捐出法院建议的金额，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本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您怎么看这个声明？
      田中：我对这个声明非常不满意。我和联谊会等很多民间团体都写信给鹿岛公司，批评他们的错误做法。但是，我们不能把鹿岛公司的这个声明与和解混在一起。因为这个声明是独立的，与和解协议没有任何关系。鹿岛公司说他们“诚心诚意”，是很歪曲历史的。这个声明出来的原因，我想可能有两个来源。鹿岛公司有支持和解的，也有反对的，这个声明很可能是给反对者的辩解。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他公司施加了压力。鹿岛公司是一个大公司，和解的达成，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公司。
      还有，去年6月30日，和解后的第一次祭奠，是大馆市政府举办的，以前的祭奠鹿岛公司从来不参加，去年的慰灵祭他们第一次参加了。中国的受难者、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和日本的许多人，都批评他们的声明与和解的协议差距太大。鹿岛的声明是对中国尊严的损害，我们希望鹿岛的代表回去告诉他们的领导人。今年的慰灵祭，鹿岛还要派人参加，他们不得不对去年的声明有所交待。鹿岛公司已经把他们的声明从主页去掉了。
      中国人对日本的侵华罪行刻骨铭心，但我们在认识历史上还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和解毕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赔偿金额为什么这么少？

      记者：我记得日本人向韩国的受害者赔偿了27万美金，美国、加拿大战时把日本侨民关进集中营，没有太多的死伤，每人也赔偿了2万美元，而花冈受害者死亡近半，伤病涉及每个人，他们每个人得到的赔偿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生命的蔑视？
      田中：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而且，这5亿日元的赔偿是日本高等法院提出来的金额，我们不能变，只能是接受或不接受。那么，这5亿日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抓到日本的劳工总共986人，接近1000人，每个人是50万日元。德国在2000年5月份制定了一个有关劳工索赔的法律，德国拿出100亿马克，政府企业各出一半，索赔的劳工每个人平均起来就是75万日元。这次和解，只有鹿岛组出钱，日本政府没有拿钱，用这个办法来计算，每个人只能得到50万日元。
      当我们知道赔偿只有5亿日元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但这个金额本身并不能改变，我们很害怕中国劳工不能接受，还只能带着这个金额到北京，向原告汇报。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的要求不是钱的问题，日本方面一直支持我们，我们应该接受，使这成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记者：当中国劳工接受这个数额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田中：我很高兴。十几年的斗争，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口，还有，幸存者越来越少了，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我们的目的不是斗争，而是解决问题，发展未来的中日友好关系。
      写于200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