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男子女朋友 黄橙子:中国人的第一脑残思维是什么？

中国的最大社会问题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克尔凯郭尔认为，“不通过理性的话，是不会有信仰的。”理性与信仰都是超越性的思维。由于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只有“实用理性”（“理性”如果戴上“实用”的枷锁就不再是真正的理性了，故李泽厚所说的所谓“实用理性”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几千年至今仍未出世。说中国人弱智，一点也不假。当然，中国最弱智的人，是领导干部。易中天说过：不弱智，怎么做领导？

易中天的大白话告诉我们：在一大堆弱智的人中，必然是最弱智的人胜出。为什么？还是看看动物世界或者黑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就知道了。所以，刘亚洲将军在《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中写道：“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每天都在向领导诉苦，无数“访民”走街串巷拦路喊冤。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说99%的“访民”是精神病患者，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老鼠跑到饿猫面前流眼泪，这样的老鼠难道不也是“脑残”吗？当今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认为什么事情，政府一管就好了。所以，中国人一旦遇到麻烦，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得找政府。买了几根农药残留超标的鸡巴青菜，就马上来到工商所哭爹喊娘要钱要命。而且，非常滑稽的是，一点逼毛小事，就有大群报社记者跟过来采访。就我所知，大凡与各个政府部门分别“挂钩”的报社记者，每逢过年过节、大事小事都会从这些政府部门那里拿到不少红包。

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新闻媒体看起来似乎都非常富有社会责任感，都在纷纷揭露、谴责社会阴暗面；然而，它们的意旨却惊人地一致：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府不管；而政府不管，就应该追究失职、渎职的责任。表面上，好像在认真地批评与监督政府，实际上，这是在为政府大包大揽一切社会事务找理由。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攻势”面前（其实中国有个鸡巴毛的“社会舆论”啊！），政府不得不承担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责任”。责任越多，必然权力越大。所以，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其实就是孕育出了这么一个怪胎：权力空前绝后的全能政府。全能政府是最糟糕的政府模式。它必然要求所有人做奴隶，而且不能有任何怨言。因此，中国的症结就在于：有正腐，没社会。就连“人”也差不多绝种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历史，还是人为？我的答案是：既是历史，也是人为。它们的结合点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件事，可是横贯古今中国的。我的新浪博客的标语“天人合一：主奴意识的幻象”就是这么来的。中国人沾沾自喜地说，中国哲学（中国有个屁哲学！）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精神是西方文明所没有的东西。实际上，“天人合一”不过是“实用理性”的同义反复。“我”（甲骨文通“杀”）就是老子，老子就是“天”，自私自利到了极点，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自然与他人的思想内涵。不错，孔老二被中国人捧为“圣人”，但有几个真的要学孔老二的？何况即使学了，也是扯淡。孔老二不过是一个和当权派套近乎的人，哪里有什么普世情怀。更为要害的是，孔老二根本就不是什么“圣人”。任何人只能朝“圣”，而不可能成“圣”。

天网恢恢，任何人不过是这张天网当中的一个节点。所以，“天人合一”不过是一种妄语。中国人却将它当真。当真的结果，就是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主子”和“奴才”是经常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阿Q在赵太爷面前是十足的奴才，但到了小D和小尼姑面前，他还是要耍主子的威风。“做主子的时候，以一切别人为奴才，而有了主子，又必然以奴才而自命。”这就是奴才的最大特点。所以鲁迅认为，奴才往往比主子更严厉！一个叫陶杰的人在《奴隶与奴才》中写道，“奴才比主子更维护专制制度”。因此，我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主奴意识的幻象”。中国人的人格分裂以及无法超越个人自身的局限性，其根源亦在于此。

还是鲁迅先生总结得好：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又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还说：“奴才没想过反抗，没有想到过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他已经在主人的统治下‘做稳了奴隶’，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允许别人帮助他改变自己的命运”。

丑陋的中国人，可悲的中国人！我们惟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偶像崇拜，并且信仰上帝！否则，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