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中实名举报陈荣伟:居士的社会生活

有人说，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凡是人的生活，便不能脱离社会。所谓社会的定义，应该是“有组织的团体”，所以，我们最大的社会可以包括全体人类，最小的社会可以小到仅仅是二人以上的结合。
因此，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家庭的扩大。家庭可以少到仅仅是夫妇两人的结合，社会可以大到全人类的组织，乃至在来来的太空世纪，可将星际的人类也概括在内。所以，社会的含义是不受空间及时间所限制的。
从佛教的立场说，一个在家的居士，他所活动的范围可比一个出家的僧侣深广得多，他所隶属的社会，也比出家的僧侣繁复得多。 所以，居士的社会生活是必须的。一个居士在家庭中，有着很多的身分：对父母而言，是儿女；对儿女而言，是父母；对弟妹而言，是兄姊；对兄姊而言，是弟妹；对配偶而言，是夫妻；对父母的父母，对儿女的儿女，乃至对亲属的亲属等等，皆会成为各各不同的身分。由一个家庭扩大而成为一个家族，再扩大至家族以外的社会：对老师而言是弟子；对弟子而言是老师；对长官而言是属下：对属下而言是长官；对国家而言是人民；对团体而言是团员、党员、社员、会员；尚有朋友的朋友，关系人的关系人等等，都是形成社会形态的团素。一个居士就是生活在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理想的菩萨道的实行者，便更乐意生活在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因为有了关系，才有接触的机会，有了接触的机会，才能引导他们归向解脱之道的唯一处所——佛法僧三宝。
但是，要度众生，单凭一股宗教狂热的情绪是不中用的，宗教的狂热，固然能使人们生出赴汤蹈火的勇气，去宣传、去辩论、去冲锋，去陷阵、去战斗，去牺牲，但决不能持久，也决不能产生深远的良好影响。
佛教是以服务社会为菩萨道的表征。佛在往昔的无数生中，以种种身分、种种形态、种种方式深入种种的族类群中，每每能居王的地位。所谓王就是领袖，那些领袖的地位，不是仗武力打得来的，全是以服务大众的道德价值所感召而致的，因为唯有真正能为大众谋幸福的人，才是最够资格做大众领袖的人，才是能赢得众望所归并心悦诚服的人。
因此，一个理想的居士，虽然不必在任何场合都要以领袖的姿态出现，至少，他该是受到任何场合所欢迎的人，乃至是能受到任何场合所尊敬的人。可惜的很，就我所知，有些居士信佛学佛之后，竟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疏远了、冷淡了、隔阂了，甚至被人视为孤独、冷漠、不近情理的怪物了。当然，这是由于他们的慕道心切，他们一心向往解脱之道的出世生活，所以跟他们的社会关系，渐渐地脱节了。我要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居士应有的态度，修道的居士也是不该如此的。纵然是出了家的人，对于名利物欲，固然要冷，对于社会公益仍当要热。
事实上，在佛教史上凡是有大成就证大果位的人，对于社会的大众，无一不是热烘烘的。这种热就是悲心——菩提心的流露。信佛学佛是为发菩提心，信佛学佛之后的居士，反而放下了菩提心，岂不成了背道而驰?最低限度，一个居士不该是惹人讨厌的对象。要不然，那就是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乃至是亏辱了职守!既然不尽职守，仍然享受职守上的待遇或权利便是一种债务，便是一种罪行，便是一种因果!那绝不是一个居士的本色。有生活的义务，即使出了家的人，也不能例外。一个佛教徒的本色应该是多尽义务，少享权利，才能获得他人的爱戴。
因此，佛为统摄一切团体(社会)的要求，说了四种德目，称为四摄法。摄是统摄和摄受，也就是领导或化导的意思。四摄法就是领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四种处世方法，切实地做好了四摄法的工作，便能感化群众，也能领导群众了。
第一布施：布施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佛教凡是涉及社会人群的德目无不注重布施，凡是有关居士的德目无不鼓励布施，所以在《优婆塞戒经》中，虽列六度，但却特别着重布施一度的反复阐扬。因为唯有布施，才能使得社会的贫富得到适当的调节，也唯有布施能表达佛教的慈悲精神。一般人误会了布施的原义，以为施主的名称是居士对于寺庙所专用的。事实上，为三宝出钱，最好称为恭敬供养，为贫病孤苦的赈济才是名副其实的布施。居士以财物布施可以称为施主，僧尼以佛法布施，何尝又不是施主？说也难怪，末世的僧尼多数只知劝请居士给寺院出钱，而积极举办佛教公益事业的却又很少做到，这是今后中国佛教的一大课题！
当然，布施是一种福业，佛将福业的对象分为八类，称为八福田，就是：佛、圣人（是大小乘未登佛位的圣者，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和尚（亲教师，是出家人受戒时的主持人，）阿阇梨（轨范师——是教读师、依止师、戒师、归依师等）、僧宝、父、母、病人。在这八种福田之中，居士在家应当尊重父母，其次是佛、是圣人等，不供养父母而来供养三宝，那不是佛所希望的事。但是《梵网经》中又说：“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这就是鼓励大家多做慈济事业。供养三宝当然要紧，救济贫病于死生的边缘者，尤其要紧。平时，除了父母，当以供养三宝为第一；遇到特殊情况，若有余力，当以济困扶厄为第一。这是居士们必须明白的事。
第二爱语：所谓爱语不是谈恋爱，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用和悦的态度来与他人共同谈论，这是悲心的自然流露。因为，菩萨看众生，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的至亲骨肉，没有一个不是大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是未来的佛。所以，只有敬之爱之而唯恐不及。佛所说的爱语，不仅是谈话的技巧而已，而是一种和蔼融洽、感人肺腑的谈话。这就是得到了佛化实益之后的一种受用，一种智慧，一种修养。比如，对于苦难者的慰问，对于失败者的鼓励，对于成功者的赞美，对于顽劣者的劝勉等等。和悦而恳切的谈话总是受人欢迎的，这种谈话便能促成社会的和乐、进步、安宁。我们知道，最善于调解纠纷的人，也必是最适宜做领袖的人，至少也是受人欢迎的人。万一遇到不可理喻的人，也只好由着他去，不必勉强。
第三利行：所谓利行，是指对团体公益的谋求和促进，也就是为社会服务。现代民选的官员，竞选时也都是说为了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乡里等等。实际上也的确应该如此，我们在任何一个团体均可体验到，凡是最能为团体利益着想，并且最能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人，必然也是众望所归的人，一个伟大的领袖必然有他对于社会所付出的贡献——服务。
第四同事：所谓同事是将自己融入于他所处的社会，将自己变为社会所公有的人，随着社会的需要而改变自己，变成社会所需要的一个人。释迦世尊在菩萨阶段的随类应化，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都是同事的最佳典型。但是，将自己融入社会，并不等于随着社会的感染而消失了自己。融入社会的目的是为领导社会，感化社会。所以日本的道元禅师把同事的定义这样解释：“初使自己同于他，后则使他同于自己。”（正法眼藏西摄法卷）
总之，四摄法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德目，小至一家，大至全人类，能有多大程度的实践，必有多大的效果。一个居士应当随分随力地去做，才不致被教外的人误以为佛教徒是消极的逃世者，才能进一步地化导社会而净化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