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颗参天大树
——听李工真教授把盏畅谈武汉大学校史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酒是万恶之源，酒能乱性，一般好酒之徒往往都得不到重用。我这辈子与酒难舍难分，酒量不行，酒品还行，所以每每都喝高了。以至于我到这个岗位工作时，学校两位一把手职前训话，党委书记说：“思考再三，学校决定调你回机关专职思考学校的发展战略。”而校长则说：“工作上的事情我能够放心，相信你的才干。但注意：少喝酒，少说话，注意处理好与★★★同志的关系。”估计在考核中同志们意见最多的就是此人好酒贪杯。酒是上好之物，酒能助兴，一般好酒之徒往往都活得潇洒。我虽然喝过许多酒，但是从来没有因酒误事，倒是我那第二天基本上能够复述前一天十分钟一段故事的本事让许多首长受益。我与朋友戏称自己是酒桌上的高级“间谍”：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听其所听，不听其所不听。因此，用我和容我的首长也从来没有断过我的酒路。只是我现在年事已高，五脏六腑都因为喝酒受到损害，家里人对我喝酒提出了抗议，除非必要，一般也就尽量少喝酒，且在家滴酒不沾。但当喝不喝也不对，有些时候还是要喝的，今天就讲一个酒桌上的故事。
去年年底，武汉理工大学发展规划与改革办公室的唐主任，按照惯例将武汉地区教育部直属的七所高校的规划处处长聚到一起，一下午工作交流完后，就上了酒桌。在酒桌上还是照例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这两所武汉地区最大学校的同志分坐在主人的两旁，这就有了我和武汉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李主任交流的机会。李主任发现我在酒桌上挺能侃的，就问我认不认识他们学校的李工真教授。我说久仰其大名，知道他是当年武大的 “三大名嘴”之一，另两个是赵林和易中天，文史哲各占一名。李主任说，我与他是好朋友，可以想办法将你们两个人搞到一起喝一次酒。于是就有了在东湖旁，看着湖水荡漾，喝着革命小酒，听一位学者畅谈校史的经历。
一、树有根，史有源
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留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里尔大学，师从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库尔特•迪威尔教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不过，他还有一个身份：武大的“活字典”。他是原中科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李国平的儿子，从小在珞珈山麓长大，父母亲的朋友都是武汉大学的老人，这不仅对李教授耳濡目染，也为他讲校史增加了可信度。李教授说，历史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树有根，史有源，讲校史首先要讲好学校的起源。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的公选课《武汉大学校史》（36学时，二个学分），由数名教授讲授，李教授讲授的就是“武汉大学的起源”这一节。
李教授讲武汉大学的起源视野还是非常宽广的，他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大学与校长的关系，大学与教授的关系等方面论述，史料充足，史论得当。他首先讲了一段武汉大学“篡改”历史的故事。他说他讲“珞珈风雨百年”，但并不认为武汉大学就有百年的历史。小的时候，武汉大学纪念校庆是从1913年设立的“武昌高师”算起，可是现在却从1893年设立的“自强学堂”算起，提前了整整二十年。他认为，武汉大学从文化上还可以以“自强学堂”为源，但是从组织上只能以“武昌高师”为源，因为只有武昌高师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后来的领导者将校史的源头提前，这是一种老人情节，而这恰恰也是一种衰落的标志。他笑道，这点上武大还不如你们学校，是五十年代设立的就以此为校庆的起点，儿子辈照样能与老子辈一争高低。我也笑了笑，没接话茬，虽然我曾经就校庆中是举“百年老校”之旗还是举“共和国名校”之旗的问题给学校领导写过政策性建言。不过，他讲述武大对武汉文化建设的贡献，武大在民国初期的迅速崛起，跻身于“民国五大名校”之列，武大的校址选择，武大的建筑风格等，还是有鼻子有眼的。
二、树有轮，史有代
历史学家特别关注“断代”问题，李教授也不例外。李教授告诉我们，解放前武汉大学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历史阶段，一是从1913年设立武昌高师到1928年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于1932年迁入珞珈山新校舍，这是武大的初兴时期，二是从1938年迁校四川乐山到回迁武汉1946年设立“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这是武大的辉煌时期。抗战时期武大到了郭沫若的家乡乐山，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武大108个教授个个都是全国有名的人，史称“乐山108将”。一共有三批，第一批是从武汉来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第二批人是从北方来的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的俊才；第三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留学回归的人们，主要是搞理科的。这些人为武汉大学献身了整整50年，也正是由于他们，武汉大学的地位一直处在全国的第二、第三的位置。他还特别提到了抗战时期的两个人，一是校长王星拱（任职1933年5月—1945年6月），那位真诚对待每位师生的“一代完人”，他带领武大在四川度过了最艰难的八年抗战。二是委员长蒋介石。蒋介石在国难当头时，要求所有的大学，一个都不能留给日本人，所有的学生哪怕路途行走都要走进西南。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将来中国的栋梁，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对蒋介石心存感激。在国民党教育部圈定的476位部级教授中，排在第一的是北大，151位；第二位的就是武汉大学，占了134位；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107位。可见，武汉大学比“天子脚下”的学校还强。
李教授好像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在谈到解放后的武大时，他的气似乎一直不顺。他说，1953年的院系调整使得武汉大学元气大伤，武汉大学是所有的院系调整中分得最惨的。 “文法理工农医” 六个学院，走掉了四个。学校办公大楼的那个工学院的主体，到了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也就是你们学校；水利专业独立成为学院，分墙而治；土木专业到了湖南，成为新湖南大学的优势学科；矿冶系也到了湖南，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的医学院，正准备修大楼的时候，就和上海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合并，建立中南同济医学院，这所医学院现在也到了你们学校。当年乐山的108将，在文革中有跳楼的、有自杀的、有病死的，到文革结束只剩22人。武大还有一次大面积人员流失，那是在1975年以后，华国锋当家时，要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建一所大学。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武汉大学的头上。武大的教授中有半数都是湖南人，反正那个时候也不搞业务了，回乡也是一条路子。此外，湘潭大学连桌子、板凳，图书都是从武大运过去的。武汉大学就像一只母鸡，不断地生蛋，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最勤的一所大学。
三、树有叶，史有人
树的宏伟，树的好看，都在于叶，没有了叶子，树就成为光秃秃的枝干了。一所学校也要有人，没有了人的学校就不成为学校了。李工真教授对武大稍微有点名气的教授都十分熟悉，这既有家传，也有爱好。他首先对他的父亲十分崇拜，十分爱戴，但他告诉我们他从不在课堂上讲他的父亲。当我问缘由时，他说一是有吹捧之嫌，二是怕表述不准确。回来后，我在网上搜索了有关资料，得知他有今天绝对得益于他的父亲。在李教授眼中，“父亲是威严的，小时候我对于父亲的崇拜是每一个普通小孩子都有的那种心理。”那个时候家里从来没有谁提起这种优越的地位，唯一令他觉得特殊的地方就是自家楼下总是来高级小轿车。但他说：“16岁以前父亲的地位没有给我这个儿子带来丝毫好处。当我知道父亲的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倒了。” 当知青回城后，李工真作了一名理发师，父亲告诉他：“肖楚女是个跑堂却能写很美的文章，当年留学生里多少人曾在海外刷过盘子洗过碗。只要能白天理发，晚上做学问，也照样能有所作为。”父亲经常鼓励他，“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就自己读书，三十岁以前跟我把床板竖起来！”意思是说，年轻人要想有所作为，少睡点儿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李工真说：“如果说我这个过去只读过一年初中、下过农村、又有过八年理发师生涯的人，后来竟然能够成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那的确首先要归功于父亲当年的鼓励与教诲。” 在李国平晚年的时候，李工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回家陪父亲，临走的时候总会给父亲洗个脚。一天，父亲说：“唉，不简单啊，堂堂武汉大学的教授给我洗脚。”儿子回答：“为堂堂中国科学院的老院士洗脚，可是我这个教授的荣幸！”这成了珞珈山下的一段佳话。
“上了这么久的校史课，李工真教授讲的武大名师逸事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这是上过他校史选修课同学的共同感受。由于时间关系，在酒桌上李教授并没有给我们讲过多的人物，但是我却对他是如何讲的十分感兴趣。我在学校政研部门工作多年，心力憔悴，早有退意。直接退到院系亦可，还能留在学校亦可。如果学校领导同意，我的余生想在校史上有所作为。虽说我没有李教授那样的亲缘身份，但是作为老校长的研究生，多部门多岗位工作的经历，做这样的事情也说得过去，就如当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退出此职后去的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李工真给学生讲首任校长王世杰，是他开创了珞珈山时代；讲李四光，因为他的一句“凡是山头映在水里的我都要”，才有了现在的武大校园；讲吴其昌，曾言“战士应战死沙场，老师也应该死在讲台上”，结果竟一语成谶的伟大教师；讲梅汝遨，把东条英机送上绞架的民族英雄；讲改革开放的先驱，蒙冤去职的刘道玉校长，他说刘校长是他最敬重的人。一位学生听了李教授的课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大人是我的追求。这是我上完校史课后所得出的想法和确立的目标，也是从武大名师逸事中得出的启迪。这些名师都是武大的骄傲，是武大存在的标志，是武大精神的开创者和传递者。这些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没有思泽四方的速成效果，但它似一泓甘泉可以滋润我们的心，让人想起‘大学非谓有大楼之大，有大师之大也’。有这些名师大师为我们成就了武大，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的火炬传递下去，努力学习，做好武大人。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走，我并不孤独。”
四、树有疤，史有憾
在李教授身上，你一点都看不出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李教授有一段特殊的经历，那就是他当知青从农村回城后做了八年的理发师，而且是当时武汉市最好的理发店之一的江汉路老南京理发厅。这八年的经历使得他接触了各类人员，也具有了武汉人的一般特点：“能咵（kua，第二声）”，用北京人的话说叫“能侃”。用市井的语言，嬉笑怒骂来揭露历史上的一些缺憾，也是李工真教授的一绝。他谈起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一些缺憾，就像一个园艺家谈树上的疤痕一样，既重视又不护短。估计这也是李教授不愿做行政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有关方面早就与他接触希望他能够做一点行政工作，但他没有答应，他说他喜欢学术上的自由。一般的人讲校史，往往都是讲校史中美好的一面，而李教授既讲美好的一面，也讲有缺陷的一面。这是他率性的一面，也是他可敬的一面。他对现在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乱盖房子颇有意见，他说，当年“大总统”黎元洪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想把他埋葬在珞珈山上，说钱可以商量。但校方认为，如果开了这个风气，珞珈山岂不是会变成一座坟山，这样就拒绝了。那时谁敢在珞珈山上大兴土木？！ 讲到这个地方，一流教授竟然也脱口而出了标准的“汉骂”：★★★★★。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李工真深知史料与史论不是一回事，客观事实与主观期盼不是一回事。因此，他认为现代的武汉大学不可能达到当年曾经有过的历史地位。他是研究现代化的，并从“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大学史中得出了一个规律，“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顶级高等学校都不在首都，以私立学校为主；“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顶级高等学校都在“天子”脚下，以公立学校为主。英国最好的高等学校，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不在伦敦。日本，1866年开始明治维新，首都在京都，所以京都大学是当时日本大学的第一块牌子。又过了两年，迁都东京，搞了一个东京帝国大学，现在东京大学是日本的第一块牌子。武汉大学也难比得过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他们虽然不在“天子”脚下，但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央不给钱，地方会给钱。武大在湖北省，武汉市是全国省会里面发展最慢的，仅胜过拉萨。这些因素使得武大的吸引力大大的降低，如果对武汉大学没有特殊的感情，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都不会考虑武大。武大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全国第一、第二？除非中国又有半壁江山没了，否则不可能。武汉大学在1937—38年成为全国最好的大学，就是因为国难当头，把人才赶到这来了。所以在新的和平环境下，如何把武汉大学建设好，如何保住现在的地位，如何提高名次，是一个重大和严峻的话题。
那天我委屈了华中科技大学“名嘴”的称号，基本不讲话，竖起耳朵听；偶尔插着话，一杯一杯喝。朋友送给我的二瓶“通山苦荞酒”，我一人大概喝了1∕3。喝完后，告别了武大的朋友，我和同事一起坐了一个小舟穿越东湖，湖风灌脖，回家后胃好是一阵难受，昏睡到半夜才醒。但是我的脑子一点都没有糊涂，李教授有些地方讲的非常到位，也有些地方讲的不太准确，我都听得出来了。毕竟我当年的专业是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史是一门必修课，也是我修得较好的一门。加之后来我从事的工作就是高等学校的比较研究，“远看清华，近看武大”是我的工作套路，我对武汉大学的熟悉程度估计李教授还不知道。不过，一餐好酒就能够学到那么多东西，也为了我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找到了一点线索，还是非常值得的。
酒是万恶之源！酒是上好之物！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