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樱记6:林中，那棵参天大树 ——《钱学森故事》读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

林中，那棵参天大树
——《钱学森故事》读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孙家栋
《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10日   24 版）
一拿到涂元季、刘莹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故事》，我就被它精美的封面装帧、新颖独创的故事形式、生动引人的故事题目、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深深吸引，我连续几天认真阅读，那通俗洗炼的文字、绘声绘色的描述、适时插入的评论，把钱学森近百年的人生和不同时代的风貌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展现在我面前，尤其是“报效中华”篇，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航天事业的准确真实再现，直接勾起了我深深的回忆和对钱老的深切怀念。
早在钱老归国后第三年，我便有幸来到了国防部五院，在钱学森带领下展开科研工作。几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了钱老勇敢承担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的历程。
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1955年钱学森回国，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认为需要搞两弹，要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办这样一件非常艰巨的事，但是搞两弹要有物质基础，技术上需要有党中央信任的科学家来说可不可行，中央领导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中国人完全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来。”这铿锵有力的回答是钱老回国之初的一个巨大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国家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从科技先进的国家回来，看到国内的状况，心里很明白，但是他知道中央征求他的意见不是征求他的信心、政治觉悟、爱国热情，而是要他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向中央非常明确地回答，到底我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火箭？历史的重担压在钱学森身上。他敢于非常确定地说可以，体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认真负责的科学精神，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
周总理把任务交给钱学森，让他写个意见书，具体怎么干，人力、物力要求让他提，从根上做起，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他信心十足而且用科学的态度来考虑这件事。导弹航天事业能否搞成，十年中要向人民交待，他是真正敢于承担责任。可以说，钱学森是代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党中央保证一定能在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导弹航天事业。这是和他的威望，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他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他对共产党领导下新的社会制度的无限信仰分不开的。
1958年，我作为留苏青年学生回国，进入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时，五院已成立两年，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是国家贫穷、科技不发达，在工作中，我们几乎天天遇到不具备条件的问题。钱老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以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
几十年的导弹航天事业中，钱老非常重视科研队伍建设，把大部分精力和重点都放在抓科研队伍上。这个过程，钱老坚持了科学发展的规律。
我在总体部的工作要贯彻首长的意图，近水楼台，有幸经常得到钱老的教诲。钱老对我们青年科技人员虽然要求严格，但是态度非常和蔼。那时苏联帮助我国，给了一些图纸，这些图纸上的内容有时跟我国国情不一样。举个例子，图纸上有个部队装备，要制作一个斧头，当时我国的钢铁重工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大家觉得斧头只要能砍，铁匠打一把就可以，但是苏联斧头的是工业化模具压制出来的，它的形状跟国内的不一样，而且苏联的斧头装在白桦树做的斧柄上，可我国很少有白桦树，怎么办？钱老要求我们严格按照苏联图纸办，不能随便改动，先做出来，下一步再按国情修改。做斧头必须做成跟苏联的斧头形状一样，而且从苏联进口白桦树的木材做斧柄。钱老认为科学来不得半点差错，学习别人首先要一丝不苟地学，如果养成随便改的毛病，生产导弹时也随便改那可要出大问题。
仿制P—2导弹的时候，苏联给我们的图纸标的是具体怎么生产，保证工艺、生产、采购，按正常做法，直接把图纸交给工厂去做完全可以，但是钱学森建议，把图纸交给研制队伍翻译过来，先弄明白，再交给工厂。他要求我国的科技人员必须搞清楚这些图纸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我们搞导弹不是老去仿制别人的，而是要独立自主。
仿制P—2导弹造出来后，他让我们总结在仿制生产过程中得到的经验，考虑下一步自行设计，研究解决导弹的射程问题。他就是要结合仿制过程，逐步培养我国的研制队伍，把大家搞科研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967年，中央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我有幸被调往该院，负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在这种大型工程的研制管理中，钱老逐步运用他的系统工程原理来科学管理，他让我们明白一个单项的工程做得再好，也不一定符合系统的整体要求。比如说，如果在导弹上装个电视机，那就要求重量轻，一个厂家生产的电视机即使图像再清晰但如果过沉就不符合要求，相反可能会选择一个画面不是特别清晰，但是重量轻的电视机，这就是局部要服从整体的要求。系统工程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互相协调、匹配。
研制卫星的过程中，遇到搞不清楚的问题我就去请教钱老，因为卫星跟导弹一样都是白手起家，没有经验，钱老就根据他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经验来指导我们。《钱学森故事》中有一篇《第一颗卫星能在天上飞几天？》，描述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我们做好了卫星，可是在地面试验时，由于国内生产液体氮的能力有限，不确定卫星在太空中飞行时承受昼夜温差的极限是多少天，这个难题最终是钱老拍板，他在最后关头承担起责任，替年轻科技人员担当。我们心中对钱老充满了感激，毕竟第一颗卫星，年轻的科技人员谁也不敢说负责。钱老是我们心中的大树，他希望我们这些树苗也能成长为他那样的参天大树，他期望通过研制第一颗卫星，掌握卫星工程最基本的要素，培养锻炼出一支科技队伍，组建一套研制、生产、协同的机构。
钱老是大科学家，他一直教育我们科学没有捷径，他的科学气概和科学精神就是国家交给再难的任务，必定一干到底，绝不中途气馁，绝不半途而废，历尽万难也要成功。这种精神对年轻的科研人员影响很大。
回顾钱老的榜样力量，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殚精竭虑培养出如今航天事业的后继人才：一支年富力强、技术水平高、能独当一面、作风过硬的航天队伍。我设想这支体现了集体力量、团队精神的航天队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再干上十年、二十年，中国的航天事业将会呈现怎样的景观。这正是钱学森期望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