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和蔡国庆:东莞市政协原主席讲东莞故事：小小县城 创汇居冠

东莞市政协原主席袁李松接受本报专访，讲述引进“三来一补”的故事

摘要：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东莞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烟花炮仗。“一年出口5000万美金的烟花。”几百年的烟花制作历史让东莞闻名世界。然而，东莞真正工业化的转折点是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1978年长安镇中心区。市志办提供

上世纪80年代，东莞来料加工工厂造胶花车间一角。市志办供图

用黄麻皮纺绠是厚街上世纪80年代前家喻户晓的手工活。市档案局供图

1988年，东门广场修建前的东正路。何裕供图

20世纪70年代，东风路是通往厚街中心区的唯一公路。厚街村委会供图

1984年，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归来，东莞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左一为曾国强，右一为陈伟强。　翻拍自《深情思怀东莞》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东莞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烟花炮仗。“一年出口5000万美金的烟花。”几百年的烟花制作历史让东莞闻名世界。然而，东莞真正工业化的转折点是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改革开放，东莞的贸易大门随之打开。

与如今的情况不同，1985年前，外资企业最多的不是东城、厚街、长安，而是常平。“常平的三来一补(企业)最先成为一种气候，较为普及。”时任常平书记的袁李松经常接待前来参观“几千人的玩具厂、电子厂”的各地领导。1985年后，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像珍珠似的撒在东莞大地，形成了“家家有人进厂，户户有人种田”的局面，农民有了双重收入。

1984年，袁李松调任东莞县委常委、历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副市长等职，此后主管对外贸易工作18年。他坦言满足感来自“引进了数以万计的外商，将东莞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城市，为东莞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引逃港同学 拆设备回莞

1978年8月，东莞首次利用港商投资，兴办了广东省乃至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被誉为东风第一枝。

东风吹来，从第一枝到遍地开花，东莞用了六年时间。1978-1984年，是东莞加工贸易的起步阶段。

然而，这条新路起步艰难。1979年，当零星几家来料加工企业在广东出现时，即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东莞虎门镇基层党组织为承接一笔小小的头发卡子的出口合同，曾几次开会讨论这是否就是接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问题。

袁李松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打消投资者的顾虑。

1962年，袁李松在常平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一班56人，37人逃港。“曾动摇过”的袁李松最后选择了“一心跟党走”，留在常平。

没有想到的是，大批逃港同学为他接下来的引进外资工作埋下了伏笔。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改革开放。只有一个农械厂，一个水泥厂的常平，没资金，没人才，没工业基础，“当时考虑怎样发展的问题每晚睡不着。无工不富，耕田只能解决温饱。”时任常平公社副书记的袁李松皱皱眉头。

他想到了在香港的同学乡里。1981年，袁李松来到香港，召集同学开了两次座谈会，他让同学回去动员他们的老板到东莞投资。

一位在电子厂工作的同学告诉袁李松，老板一听到内地都不敢回来。第二天，电子厂老板的一个主意让袁李松大受启发：“既然他是你同学，你叫他回去，我将部分设备拆下来给你安装，给货他做就行。我做一部收录机底板，在香港要24元，内地人工便宜，一人赚一点吧。”后来，香港老板真拆了两条生产线运回东莞。

这间装配收录机的电子厂当时“很出名”，南方日报记者林羽1982年8月曾到常平公社采访，里面已有9条生产线，260名工人，1981年纯利49万多元，是全大队其他农副业总收入的1.5倍。仅对外加工一项，全大队每年人均分配达462元。

第一代来料加工的工厂，都设在“大跃进时代的大饭堂，大会堂，祠堂”。设备则由对方提供，“毛织机新机2000元一台，旧机1000元一台，电动衣车500元一部。”袁李松记得很清楚，谈好价钱后，对方派师傅过来教工人怎样车牛仔裤，加工费中扣除20%作为设备偿还。几年扣清后，设备就是自己的。

一开始，很多港商还抱着试探的心态，常平第一间来料加工厂———常平毛织一厂，引进来的就是一些半新的手摇毛织机。不过，袁李松的几个大胆的同学都是这样从打工仔变成大老板。

除了“走出去”发动同学外，常平政府每年6月30日举办常平荔枝节，把香港的乡里“请回来”吃荔枝，“顺便”谈回莞投资的问题。

1982年，南方日报总编陈培带一班人到常平蹲了半个月，写了三篇《常平不平常》，三天登在头版头条。第一天讲常平的变化，第二天写农业的改制结构调整，第三天讲利用外资发展工业。

首创加工办　敢为天下先

为了提高企业来莞投资的效率，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对外来料加工装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以下简称“加工办”)，这个全国首创，东莞特有的部门，成了东莞“敢为天下先”的见证。

加工办在当时并不是编制机构，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临时机构，从计委、银行、交通、工商、公安、保险等十几个部门抽调了30多人，其中一半是科级以上干部。市里把这些“精英”集中在一幢大楼内，为企业办理从谈判、审批、报关审核到最终签约投产中所有涉及县审批权项目的业务服务。这种简化办事流程的模式，被誉为“一条龙服务”。

198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带着80多人来东莞参观利用外资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因为有些外商去上海投资，最大意见就是手续繁多。”袁李松亲自为他们介绍加工办的情况。

“如果是小企业，一天就能办好手续。”1980年起任加工办主任的萧树棠介绍：“1号房间谈判，2号房间跟着审批，经常是当天谈、当天批。”有的工程从签约到投产，只需要一个星期。

随后，各镇村全都相应成立了加工办或管理组。

从加工办到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当时许多不同的意见围绕着东莞，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给了东莞宝贵的支持：“东莞的发展路子一定要从东莞的实际出发，三来一补要继续搞，绝不能因噎废食。”

据当时的《南方日报》报道称，加工办成立后的第二年，东莞全县对外加工签订协议达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18万美元。据了解，在加工办的推动下，最高的一年，东莞赚得的加工费达到了全省总额的28.7%。

农民进工厂 最先富起来

如今东莞这座“世界工厂”聚集着数以百万的外来打工者，很难想象，第一代来料加工的工人都是本地人。1980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三来一补的到来，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入工厂。

“工业上两班，农业早中晚”，袁李松认为这句话很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农民一天的工作：上、下午分两班到工厂上班，如果刚好要插秧，早上可以起早干到七八点，中午下班不午休搞农业。离土不离乡，既有农业收入又有工业收入，东莞先富起来的都是农民。“他们一个月收入100多元，国家干部才40多元。一个家庭只要有两个人进了工厂就富裕起来。”

第一阶段虽然整体发展不平衡，但袁李松认为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发展工业，最快的途径是借助别人的力量。依靠外商，常平建立了工业的基础。”袁李松语气坚定。

1981年，全县三来一补加工费收入达7400多万元，扣除成本，净收入为5900多万，而过去一年全县一造粮食的净收入只有3200多万。

到1984年底，东莞引进资金5000万美元，兴办三来一补项目2600多宗。(《东莞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很多人疑惑当时常平税收不多，为什么那么有钱？那是外汇收入！袁李松解释：“来料加工同港商签收的是外汇，这些外汇入了银行，收了人民币之后，那个‘额’可以卖的(进口买物资要用外汇)，整个东莞外汇留成收入每年有百多亿元人民币。”集体经济就是这时候壮大的，有时，外汇收入比加工费还要多。

修路，建体育馆、办公室、学校、厂房、敬老院，硬件设施慢慢完善。

1984年后，一批从事三来一补的企业与外商签订的合约期限陆续届满。他们利用赚下的生产设备和学到的技术，逐步转为自营企业，成为创汇的重要力量。如东莞红木家具厂，清理了引进设备时的200万美元债务之后，自己生产高档红木家具出口，每年创汇60多万美元。

厂房拔地起 东莞成热土

1984年后，全县加工贸易普及化。东莞急需发展对外贸易，袁李松于1984年4月24日正式来到东莞县委上班，此后，主管对外贸易长达18年。

此后，一片片工业区、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还出现了第一批台商企业。1990年，袁李松去了台湾招商，越来越多的台商到东莞投资。这一阶段，更是发展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新科电子厂”。

1988年，在东莞附城温塘村村外一片建筑工地旁，村支部书记陈坤指着脚手架密密匝匝的厂房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这是我们的工业区，准备办三来一补厂。”“都是些什么厂呢？”“不知道。”“什么？”人民日报记者大吃一惊：这样盖厂不是太盲目了吗？书记呵呵地笑：“放心，盖好房子，老板、生意，都来了。”

人们称1984-1994年是一个腾飞阶段。东莞成了三来一补业务规模最大的县。东莞1986年出口创汇2.2亿多美元，居全国县级创汇之冠。(1987年8月《光明日报》)

袁李松在当时很“抢手”，镇里去外国招商，都要拉上这位“谈判高手”，他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东莞。“拿本护照，早上去到香港，下午就坐飞机去美国日本。”袁李松中气十足，声响提高半度，停顿半秒，嘴角翘起一丝笑容解释道：这种“全世界走”的本事，不是因为个人出名，而是东莞出名，东莞成了外商投资的热土。

东莞还涌现了一大批“信得过”企业，几十辆集装箱车过海关“免检”，闻名香港商界。

1987年12月20日羊城报《珠江畔百万农民大转移》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来料加工业务已出现应接不暇之势，东莞告急：从东莞直通香港的车辆猛增，目前日达840余辆，有增多趋势。城乡公路虽已拓宽，连成网络，但仍不能满足需要。

到1994年底全市加工贸易企业达9788家，其中三来一补7593家，三资企业2195家。1984-199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6.35亿美元(不含对外借款)，年均增长49.21%。(《东莞3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口述60年

欲擒故纵 拿下雀巢

讲述者：袁李松，现年65岁，东莞市政协原主席

1987年，雀巢想开发中国市场，亚太地区的总裁孙恩亲自带了一班人来考察，先去华东、东北、四川等地，签了六份意见书。最后才来到东莞。

商场如战场，这次我用孙子兵法的欲擒故纵计。我对他们说东莞是个投资的好地方，但是生产咖啡最好选择可以种咖啡豆的地方，就地建厂，云南和海南都是好地方啊。

孙恩说海南台风多，咖啡产量不保证，云南就没去过。我主动说带他们去，陪了他们12天，云南那边很重视，带他们走了很多地方。他们看到云南的咖啡豆可以跟巴西咖啡豆媲美后很高兴，说要种8万亩才够。云南选了8个县来签合同，每个县一万亩。

签了种咖啡豆的合同后，我对他们说可以顺便在云南建厂，其实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设厂在那里的，那晚，孙恩就找到我说：“我为什么不跟他们签建厂合同呢？从我第一天见你开始，我就考虑厂要建在你那里，来了云南之后更加坚定我的看法，云南只能种咖啡豆，但是厂我一定要跟你合作。”

“为什么？是不是运输问题？”“我到了全中国那么多个省，个个都说自己是中国唯一最好，唯独到了东莞你带我来云南。这证明了你是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是想投资者获得最高的回报。所以一定要同你合作。”就这样，双方定下初步合作意向。

“莞忆60年”由南方都市报与市档案局、市志办联合主办　感谢东莞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编辑：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