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玛雅拾花:我见过的金一南（下）

我见过的金一南（下）

[ 绿水青山 ] 于:2008-12-03

金一南出名应该是2000年以后，后来不知不觉间，俺也成了一个“金粉”，每年都挖门捣洞地想办法听他一次讲座。现在反思起来，他最吸引俺的而是什么呢？

首先应该是，他是一个爱国者。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呢？俺一直认为，一个好军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守的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做媒体的缘故，俺见过一些专家，在聆听的过程中，俺模模糊糊地有种的感觉。因为我们原来和外面隔绝的太久，打开大门后，无数新的观念从外面一涌而进。在接触这些新说法的同时，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放下自己的信念去体验接纳外来的东西。但不幸的是，每个国家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由此而产生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体系都是人家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我们中间的不少人把自己的脑子当作容器，先拿凉水冲刷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灌上了别人的思想，最后迷失在别人的天堂。在我们的许多领域，不少人，包括有话语权的专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从情感和理念上和这块土地做了切割，成为外部势力的代言人。对于这样的人，我想他们已经不适合“爱国者”这个称号。

什么叫做爱国？俺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把这块土地上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朴素的感情。我想，那也是西西河吸引我们的一个原因。俺们报纸曾发过金一南一篇稿子，题目叫《什么是我们做人的底线》：

一年之中我们不知要讲多少个、听多少个故事。大多数故事都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能在内心留下一些涟漪的并不多。下面这个故事却不一样，它是我在10年前听到的，竟然波澜至今。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时遇上堵车，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大家在班车上闲聊。旁边一位战友给我讲起一件发生在他们家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发生那年，他大伯还是个只知胡闹的孩子。他大伯说，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顺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孩子们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带来的危险。

这位战友问他大伯：当时你们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比喻，不会升华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没有谁觉得自己也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们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彼此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又怎么能够堕落，怎么能够被黑暗吞没。

战友说，这是他大伯偶然想起来的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平淡无奇。他大伯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让写书本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本的、写电影的也不会知道。在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村庄里，人们每每聚集在好不容易看上一次的电影前，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唏嘘不已，却无一人觉得身边也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至今无法忘记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概念是小康，是国际化，是市场全球连通、资源全球配置、资金全球流动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故事的主角和他们的后代今天很可能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是需要希望工程对他们多加倾斜的对象，也可能已是先富起来的一代，问题是今天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故事吗？

地球那一面一位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为地球这一面我们的这个故事无意中作了个注脚。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3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4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self-esteem）。他进一步阐释说：“这种‘集体自尊’在表达之时，部分地取决于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以我那位战友的大伯为代表的当年那1000多个孩子，也许没有一人能够明白什么是“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他们只是用自己下意识的举动，画了一条在村庄里做人的底线——“集体自尊”最终得以实现。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心灵约定、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做人底线了吗？当年1000多个孩子画出的这条“集体自尊”的底线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做人底线？任何时候、任何民族如果只讲利害、不讲尊严，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如何真正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多年时间过去了。河北邯郸西部山区的那个村庄里，当年的孩子长成和长辈一样苍老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看看电视，比比那些在奥运为国家夺金、在太空为国家争气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这块土地上多少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生命在大山里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英雄是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记得当初看这篇稿子的小样时，俺一时说不出话来。在心里悄悄地把自己的脚移了一下，放到这条线后面。然后感到今天过得很值。

后来俺见到金的一个学生，他讲了一个故事：金一南某次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讲课，看到一名在边境耕种的农垦职工，自己动手裁了一块红布，用黄颜色的布剪了五颗星缝在上面，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杆，每天自己一个人，不管刮风下雨，都把国旗高高升起。讲完这段话，金喟然叹息：不管有没有人喝彩，不管有没有人关注你，你都要坚守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俺想，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爱国吧！

第二点是，他是瞭望者。

“瞭望者”这个词，是金一南自己说的。他做过一个比喻，说一个国家像一条船，上面要有船长、大副、航海长还有敬业的船员……还不能没有冒着风雨站在桅杆上的瞭望者，给全船的人发警讯，鸣警笛。为了保证船的安全，他必须站在桅杆上。

说老实话，这是我听金一南讲座最深的感受。2006年，老金随海军出访参加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在太平洋上航行43天。海军的人说：80年代中期以来，海军组织了20多次编队跨洋出访，这是第一次有陆军将军随舰。回来之后，老金向学生炫耀他在风浪中拍的DV，说舰身摇晃最厉害时，晕船的老鼠都从甲板里摇摇晃晃爬出来往海里跳。

听到此处，俺恶毒地问他学生，那时候他没站在桅杆上吧。然后俺俩放声大笑。想站在高处，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俗人如俺，当年也曾爬上院里锅炉房的大烟囱，试图俯瞰苍茫世界。只是那上面的一切，完全超出一个凡人少年心智所能承受的极限。挣扎下来之后，从此做梦都绝了这念头。

作为一个军人的瞭望者，他看到了什么？

当然是军队的问题。大概是在2003年，俺听了他的一个讲座，主题是“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与国家战略利益拓展”。这个题目之前俺就看到过，并没有十分上心，估计今天河友们看到这个题目，十之九九都会当成套话。但今天咱们藏在河里的水面下说，这是理论界的惯用伎俩，用官方的理论体系来掩护自己的思考，用权威的理论导向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影响力。反过来说，官方的权威理论体系对这种思考也有相当的包容度，因为权威理论体系的框架也需要这样的思考来填充，来应对实际的问题。

把那个题目剖开来，翻译成白话就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军队应该在哪里。
因为听讲座的时候，主办方就提醒过，媒体的兄弟，请拉紧嘴上的拉链，你们拉不紧我们来。所以俺不往下讲了。这个主题他对军队和地方都讲过，传说某次给总部机关讲的时候，会场黑压压坐满师以上干部，先是听到会心处，满场哄笑；接着听到锥心处，满场讪笑；后来听到痛心处，将军扼腕。

说到这里，俺插播一段闲话。河友的回帖，很多关注金一南的转折点。那件事情俺等自然无从考证，但对于河友们的猜测，俺只能说，一切真实距离想象都有差距。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美军如此，曾经牛逼的毛子如此，还没那么牛逼的我军更如此，某些假装牛逼的阿三更是如此如此。

俺只是打这么一个比方，《军校异闻录》里说了一位小金教员，向他的学生们描述了20年后的世界。那样的故事，给大一的孩子们鼓鼓气，用心和效果都是好的。但在成人的世界里，那样的故事未免失之玩笑。就像高官们嘴里的和平统一台湾一样，在老百姓嘴里早被划进四个基本扯淡。所以俺才忍不住说要写金一南。

金一南是个什么类型的瞭望者？

金一南曾说：我当兵的时候，认认真真反复看过的有3本书：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当时我就想，我们党建党时只有50几个党员，竟然在28年后建立新中国，这是怎么回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分析一上来就抓住了要害——军阀混战。军阀割据的边缘是真空地带，红军能够在这里生存。所以，我从毛主席那里学习到的就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关注现实，不要去搞那些空洞的演绎和诠释。第二本书是《鲁迅全集》，我从中学习怎样让自己的语言势如破竹。第三本书，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说：“真正的勇士能够在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跟随微光前进。”

俺之所以要引述上面这段话，是因为俺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读懂毛泽东的书，你就根本理解不了这支中国军队，也更谈不上了解它的现实和未来。这一点多数中国军方学者都有共识，有些河友对此不以为然，但有趣的是，美国军人对这一点的认识，倒是相当难得的和中国军人一致。

俺和别人闲聊时谈到金一南，他的学生和同事往往赞叹他的敬业和刻苦。他也说过当年在工厂时，看那个时代的名著《欧阳海之歌》，看到里面说欧阳海小瘦个子，18磅的大锤能打200多下，他就玩命地练，直到18磅的大锤也能连续打200多下。他的学生说他生活简单，喜欢“Let me alone”，最热衷的事就是读书和考察，去外国不看风景，反而爱看战争遗迹。领导曾请金一南和若干专家吃饭，俺在席间招呼，发觉此人确实简单，所说的话大抵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一句劝酒的说辞没有。他的学生说，金曾对他们说过一句玩笑，说做人应该：吃简单的饭，做更多的事。

他对自己的认识也颇为清醒，他说：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够受到认可，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是我们军队转型的进步。如果我们军队还是在忍耐，还在搞生产经营，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就离开部队了。我的努力是和一个历史的机遇结合。如果没有军队建设的转型，没有军队职能的拓展，就没有我的故事。

在俺眼里，金一南是个冷静的鹰派。他的眼光确实比我们绝大多数人看得要远，但他是相当冷静的，绝不会把太平洋当成我们的内湖。类似的话题张文木也提过，讲得更精辟。有兴趣的河友们可以去看看。某次讲座中，金一南倒是借美国人的口说了另一句话，某次中美国防部高层会晤时，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谢伟森对中方说，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国，你们会发现做事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有一次他问满座的听客——中国的领海宽度是12海里，这是一个什么距离？建国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议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定7海里。老人家回头问军队，我们的岸炮能打多少公里？回答是12海里。老人家说我们的领海就是12海里。国际惯例是怎么订的？就是用炮打出来的。

接着他说，今天的中国，沿海200公里变成了我们的生命线。三大经济区（长江、环渤海、珠江）都在这里，41%的全国人口，50%以上的大中城市，70%以上的生产总值，84%的外来投资，90%以上的出口生产，国家的财富、人才、技术向沿海高度集中。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全放在中部，我们全放在沿海，四大储备基地全在海岸线上。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发展问题，但对我们军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军事问题。国家的发展方向指向沿海，而威胁方向也来自沿海，发展方向与威胁方向重叠。我们都是军人，我们的射程应该是多少公里？

举座肃然。

写完之后从头再看，当然作为一个“金粉”，这篇文字多少有些溢美。诸位看时，请按个人口味自行取舍。俺并不是想吹嘘他，只是想通过他的身影，来看他身后无数鲜活而又质朴的军人，看看那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军队。因为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太多的理想和希望。最后，让俺用金一南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收尾：
“我们这支军队所有的牺牲奋斗，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胜利。离开这个目标，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