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遨游浏览器 2.6:中国选人机制的历史与现实：为何老实人总是吃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4:08:33
中国历史上对官员选拔工作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章法。从两汉乡举里选的选贤良、举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克服了爵位“世袭”、“荫任”、“赀选”等血缘世袭的弊端，提供了士人进入政权的制度渠道。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科举制度而形成的。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怎样选拔和任用人才的论述很多。其识人用人的政治智慧，对现代社会中考察官员的德、能、勤、绩，也不无启迪的意义。如：春秋战国时代魏国的宰相李悝的“五视法”，秦国吕不韦的“六验法”，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七观法”，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的体制转轨时期的识人用人的方法。
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是古代政治家执政经验的总结，说来也是很有些道理的。但这些方法是以明君贤臣为前提的，对选拔人的人的政治经验和道德操守有很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靠人来选人，而不是靠制度来选人，人一走、茶就凉，很难长久。所以，前人也有“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感叹。在科举选士的制度形成后，保证了王朝体制下的职业官僚队伍的稳定性，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对人类社会治理技术的一项政治发明。
但是，制度都是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人事变化而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一项制度，沿用下去，必然有流弊丛生。科举选士制度亦然，到王朝末年已经选拔不出经世致用的人才了，有识之士多有批评。晚清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王朝体制是对皇帝一人负责的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显规则往往流于具文，实际运作的是另一套潜规则，公义和私德是经常冲突的。以明朝名臣海瑞和张居正为例，从德能勤绩的标准上看，海瑞是廉臣，洁身自好，方正刚中，但行为乖张，搞不好同僚关系，做不来事情，但身后却成了为官的道德典范。张居正是能臣，“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对弊政洞若观火，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巩固边防，使家业衰败的明王朝俨然有中兴之象。但他贪墨好色，私德不检，死后被政敌抓住把柄，抄家没产，改革事业也付诸东流。
作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改革家和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专家，张居正提出了选人用人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要看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要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为舆论的褒贬所左右，要如实地考核。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不要掺杂个人的好恶偏见，要客观公正。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工作。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他这里所针对的，就是皇权专制的官僚体制最容易出现的选人用人的六大弊端。
张居正是看到了官场的问题，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同时他本人也是问题官员。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家天下的皇权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是：永远跳不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有一席著名的“窑洞对话”。黄问：历史上一些新兴政权，开始“其兴也勃”，后来“其亡也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条新路走到底。在他晚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80年，邓小平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时，对“文化大革命”教训有深刻总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改革目标，就是实现民主政治。
过去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其选人用人的制度设计都是以贤人政治为目标的，对其道德操守特别强调，但往往事与愿违。而民主政治则是以常人政治为目标的，从制度设计上就是要防止选出的仆人偷主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动态的选人用人机制。时代变了，体制变了，用人的制度也得变了。现在爆出的官员腐败，一次次地不断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不能不让我们发问：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前一段，温家宝总理跟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反腐败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确实是说到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