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说法，广安自己也认为“未必真实”，只能反映人们迫切想弄清小同志为什么没回家乡的心情。家乡人最怀念的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小平同志，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二、警卫秘书的说法
北京西城区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座灰色大门、灰色围墙的院子。这里就是小平同志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家。他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将军，就住在隔壁工作人员居住的院子里。2008年7月31日早晨，记者如约前来采访张宝忠将军。
记者：您跟随小平同志这么多年，听他提起过家乡的话题吗?他对家乡的感情如何?
张宝忠：当然有啊。四川广安是小平同志的故乡。虽然他没有回过老家广安，但是去四川的次数却不少。小平同志始终深深眷恋着巴蜀大地，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关怀着家乡的人民。
改革开放后，有一年我跟随小平同志去浙江考察。当时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是四川人，他曾对小平同志说：“四川这些年发展得不够快啊，比不上其他省。”小平同志听后表示同意，他说：“是呀，应该发展得更好些。”
但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又把四川和全国一样看待。小平同志在世时，一分钱都没有特殊照顾过广安。因为在他心中，装着的是全国各省各族人民，邓小平不仅是广安和四川人民的邓小平。更是全国人民的邓小平。
记者：小平同志16岁离开老家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去过。现在，民间对小平同志没有回家乡的原因，也有很多传奇性的解释。比如。有人说是因为小平同志属“龙”，“龙”出了海是不能回头的。您对这些民间的说法怎么看?
张宝忠：这些说法我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小平同志是唯物主义者，这些封建迷信的想法他是不会有的。
要说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回老家，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工作特别忙。尤其在1956年当了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就越发夜以继日地忙碌。他自己后来也说过“我的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个时候”。另外，那个时候的交通、通信都不如现在发达，如果他不在，有些文件特别是急件就没办法处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因此人们授予他“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既普通又伟大的称号。这一阶段，他还常常要到经济特区进行视察。这些都要占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第二个原因，那时咱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还很落后，当年广安的路非常不好，他如果要回家，当地肯定是要花很大一笔钱来维修道路。这样一来，本来广安的经济就比较落后，他再回趟家，你想地方搞接待要花多少钱?而且肯定要兴师动众。在小平同志看来，把接待他的这些钱用到广安经济的发展上，比他回趟家更有意义。
小平同志从来都怕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北京市为美化市容要求“黄土不露天”，要把道路两边露出黄土的地方用砖铺起来。小平同志在自家胡同口看见了，就问我：“这个跟我们是不是有关系啊，人家是不是为我们特意铺的砖?”我赶紧解释说，这个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是整个北京在搞美化，他才放心了。
记者：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其中有“两落”都是在“文革”时期。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回家乡，那么小平同志在这个时期为何也没有回老家看看呢?
张宝忠：看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希望你们能熟悉这段历史，这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对国家都有好处，也能够使你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怀念邓小平。“文革”时期，小平同志是没有自由的，更不可能回广安了。
记者：1989年，小平同志正式退休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告老还乡”理所当然，退休以后的小平同志是否有过回家乡的想法?
张宝忠：告老还乡那都是过去人的想法。小平同志退休后，依然时刻关注着经济特区及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才会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于回老家这个问题，当时也有人想请他回去看看，但他回答说：“免了，我老了，不要给家乡添麻烦了，希望一定要把家乡广安建设好。”
记者：除了上述这些原因，小平同志没回家乡是不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些深刻的考虑呢?
张宝忠：也许应该有。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比一般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广安，也是为了爱护广安。你想，当年广安经济比较落后，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乡，省里会怎么对待广安?小平同志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给家乡拨一分钱的话?因为他知道，全国比广安困难的地区还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区。这是有他的政治考虑的。
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逝世后，把眼角膜捐献给了患者，把遗体捐献给了医学事业。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大海里。在小平同志心底深埋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乡广安的热爱。
三、家乡人的三次邀请
1949年冬天，参加开国大典后的邓小平，和另一位四川老乡刘伯承，率刘邓大军向大西南挺进，以横扫千军之势，肃清了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主政太西南的地方大员。
小平同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四川故土。作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员，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他无暇回广安看看，只是在领导西南土地改革运动时，写了封信给广安县政府，要求把他家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主政大西南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是小平同志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直接在家乡工作的经历。
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担子更重，工作更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每次来去匆匆，因公务繁忙，他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
1958年初，得知四川勘探出石油后，他就一直想回来亲眼看看。2月1日，正值农历腊月中旬，四川的天气阴冷潮湿，小平同志乘火车、换汽车、踏泥泞，来到黄瓜山气田。气田党委书记把从黄10井采集的两小瓶油样送给小平同志作留念。小平同志仔细端详着，动情地说：“我总算看到家乡的原油了!”
1980年7月，小平同志视察农村沼气建设。看到用沼气发电，小平同志很是高兴，关切地问：“能不能搞快一些?3年实现金省沼气化行不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说，3年恐怕不行。小平同志紧盯着问：“3年不行，5年怎么样?”两年后，小平同志又陪同外宾来四川参观访问。他对外宾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自从小平同志离开老家后。在广安，见过他的人，除了他的舅父舅母，还有邓欲治、黎仁海、张家义、罗国兴、王洪峻和王仁全6人。他们当中，依然居住在广安的，只有邓欲治和张家义两人。
1978年1月31日，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接到四川省委打来的电话：“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邓欲治心想：是不是小平同志来了?
第二天到达成都，一进宾馆，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小平同志的消息：“新华社1月31目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太好了，小平同志就在这里!”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见小平同志一面。还是黎仁海胆大，他跑到邓小平秘书跟前说：“我们从小平同志家乡来的，想单独见见小平同志。”秘书答道：“现在还没空，等一等吧。”他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就怏怏地回房了。没想到，吃过午饭，正在休息的邓欲治突然被叫醒：“快点准备，小平同志下午4点接见你们。”
见到小平同志，邓欲治汇报了家乡的情况，广安粮食总产量达到6，16亿斤，人均500多斤，分到的口粮已增加到377斤。邓小平边听边算：“我离开家时，广安人口才60多万，现在百万出头，只有6亿多斤，每人口粮才300多斤，这是原粮，不是米。米才多少斤呀?口粮很低哟。”接着又说：“报上说广安现有耕地90多万亩，人均才8分地嘛，亩产千斤也不够用。回去告诉县委，把农业搞上去，早点建成千斤县。”
见小平同志如此关心广安，邓欲治心想：看来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看看。应该不难。他趁机提出：“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指示工作。”
结果出乎邓欲治的意外，小平没有说话。
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过话：“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
邓欲治有点遗憾。但他知道，“文革”刚刚结束，邓副总理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这次无法回家，就等下次。
广安县委驾驶员张家义，是唯一一个两次见到小平同志的广安人。
19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四，四川省委来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经来到成都过春节，要见家乡的代表和他舅父舅母。”当天下午，张家义开着一辆红色三菱轿车，和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办公室主任王仁全、邓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赶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点，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接见了他们。
“好啊，我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还没等他们开口，小平同志就先发话了，逐一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镶刻在广安市委大楼上。
在跟小平同志道别时，他们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恐怕没时间。小平同志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他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当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的请求，卓琳答：“他很忙，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这次去成都见小平同志的，还有小平同志的舅舅淡以兴和舅妈杨凤鸣。淡以兴比小平同志大2岁，舅甥两人一起长大，是当时小平同志在广安老家关系最近的亲属。正因为这层关系，淡以兴夫妇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
见到舅舅，小平同志连声说：“舅舅好，舅娘好!”
淡以兴开怀大笑：“小平好，小平好!”
“过年了，给你们拜年。”小平同志风趣地拱了拱手。淡以兴猛然想起什么，在身上四处摸索，对老伴说：“走得太慌!你看你看，连压岁钱都没带来，咋办咧?”
小平同志乐呵呵地说：“免了，免了，你把钱留下，给你的孙子买糖吃嘛。”
淡以兴对小平同志叹道：“那几年(指“文革”期间)，硬是把我们整惨了，你晓不晓得啰?”
小平同志说：“晓得，晓得。”小平同志问舅舅，这几年还有什么困难?淡以兴坦率地说：“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就是猪肉又涨价了……”
小平同志又笑了：“我晓得。从下个月起，我每月多寄5块钱给你，好不好?”
这次见面，是小平同志离开家乡之后，舅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两年后的1988年春节，86岁高龄、身体已不太好的淡以兴对《文汇报》记者说：“小平今年还回不回来?他弟弟邓垦回来看我了，我想他哟!”
第三次请小平同志回老家的，则是一位广安籍的四川电视台记者，名叫郑兴光。据郑兴光的朋友介绍，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你看，那是家乡的龙灯!”在一旁采访的郑兴光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着头说了两个字：“我怕。”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也佐证了这个说法：“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找你办事，太麻烦。”（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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