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名会跆拳道:历史上的德州“三董”

历史上的德州“三董”
编辑：夏玉艳 来源：德州新闻网-德州晚报 时间：2011-05-13 10:33 查




◎董仲舒与“三董”
曲阜有“三孔”，德州有“三董”。
地因为名人而有名。比如曲阜，圣人孔子的故乡，那里有“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使曲阜享誉海内外两千多年，至今仍方兴未艾。
德州是地灵人杰之地，其中历史最久、名气最大的人当数董仲舒。董仲舒虽故乡在今河北省景县，但这并不关碍董仲舒是德州人。这并不是名人故里之争，正如孔子原籍在河南那样。说董仲舒是德州乡贤名人，是千百年既成的史实。首先，董仲舒故乡在汉朝与今德州同为广川县，只是后来分开罢了。即便后来分开，但董仲舒的家乡仍属于平原郡，就是今德州。也就是说，董仲舒仍是德州人。在明代《德州志》中，就把董仲舒作为乡贤名人立传，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董仲舒常年在德州读书、授徒、研究天人学问，留下永久的“董子读书台”，还有后来的董子祠、董子书院，这些都成为德州对董仲舒的永远纪念。而这“三董”，作为德州的历史骄傲，是千百年来德州的文化地标。历朝高官文士对德州“三董”颂咏不已，使德州名播四海，令人向往。
旧《德州志》记载历代颂咏董仲舒的诗文，最早的是元代葛罗禄迺贤的《陵州五言律》。葛罗禄迺贤是元代著名诗人，是“江南三绝”之一。他曾乘船沿运河过德州，沿途看见村落荒凉，听说这里久已绝粮，不禁伤咏“何人肯忧国，得似董贤良”？其后历经明清民国，旧志中有记载的吟咏“三董”诗文不下几十篇。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3月初，胡耀邦到德州视察，还曾亲切地询问董子读书台的情况。
在明嘉靖《德州志》记载的德州“十景”中，“书台夕照”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21首颂咏“三董”的诗词赞语。这些诗词的作者多是明代高官文士，其中有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的长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陈凤梧，有明廷户部官员，有山东布政、按察两司官员，还有国子监祭酒严嵩。严嵩在历史上是劣迹斑斑的人物，那是他晚年的事。他来德州时还是国子监祭酒，是全国最高学府的长官，在德州写下了《董子书院》诗，是对董子书院的高度赞赏，不因他后来弄权而失色。
◎德州“三董”的史实疑惑
德州“三董”如今家喻户晓，但有些说法在德州文化学术界莫衷一是，有着太多的历史之谜。
比如“董子读书台”碑，都知它在明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德州文庙时发掘而出，重新复立，但初立于何时？
再如董子祠，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州城西门外的卫运河东岸，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马明瑞从城内移建，那么它为何人何时所建？
还有董子书院，万历知州马明瑞移建董子祠，旁建醇儒书院。但比明万历早一百多年的明嘉靖年间，就有了《董子书院》诗，这又该作何解释？
对于“三董”的这些疑问，德州历史上很多文人学士为之求索。康熙年间，田雯以考证德州历史见长，但在其著作《长河志籍考》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对“董子读书台”只说德州是董子读书之处，有此碑是合乎史实的。对董子书院，他考证认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封董仲舒为广川伯，从祀孔子，此书院之所以设矣。这只是考证设书院的历史背景，而缺乏董子书院设立的史料记载，也难完全解释它的初建之谜。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德州志》，记载了丰富的史实资料，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考证仍有欠严谨。在该书中，称“董子读书台”碑是隋碑，说“董子书院”大约在唐宋金元就有了。
这些说法，都没有史料依据，就武断地推测下结论，乾隆德州进士李有基对此十分气愤，他在《德州新志考误》中反驳说：说书台碑是隋碑，汉晋唐宋独不能作此碑吗？说董子书院从唐宋金元就有，无此文理。唐代内庭才有书院，郡县没有书院之称，到了宋代以后才有之。
这些关于“三董”的难解之谜，一时间成了打不清的学术官司。
在明嘉靖《德州志》中，有一篇程敏政撰写的《董子祠记》，写于明弘治九年（1495年），对董子祠做了较系统的沿革记叙。程敏政是当时官太常寺卿，是明廷翰林院的掌门人，掌皇帝制诰、国家修史等事，是全国文苑与学术的泰斗。如此顶尖的人物为董子祠作记，也表明了董子祠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程敏政还有许多轶事，他十岁时就被称为“神童”，被巡抚推荐给朝廷，明英宗见后大喜，破例让他进翰林院读书。中进士后以学问广博为名，官至礼部右侍郎。他还与唐寅有段不寻常的故事，先是他见到唐寅考举人的试卷后大加赞赏，接着又主持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会试，唐寅即在其中。不料试题泄露，程敏政被劾与唐寅通关节而下狱，出狱后被勒令退职，愤懑而终。《明史》记载认为他是受人排挤而遭祸。世人多知唐伯虎，而不知有程敏政。
但程敏政的《董子祠记》却一直流传下来，但他写此文时并不在德州，而是在北京应林元甫、钮清请求而写。林元甫是山东布政司参政，钮清是山东按察副使，都是相当于副省级官员。程敏政写《董子祠记》主要靠林、钮的情况汇报。林、钮二人虽领导了德州董子祠的修建，但对“三董”的历史沿革未必了如指掌。比如董子祠重修时，董子读书台、董子祠、董子书院三位一体，集中于董子祠中，但《董子祠记》中居然没有提到董子书院，导致后人对董子书院说不清楚。

◎“董子读书台”因董子受尊崇而立
董仲舒创天人三策，使汉武帝独尊儒术，从而使儒学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大儒，被后世尊崇是自然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在至顺元年（1330年）颁布天下，各地文庙都要设董仲舒灵位，随从孔子每年享春秋二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是放牛小子出身，但同样格外重视儒学，赶走元朝统治者后仍延续祭祀董子。明英宗时更追封董子为广川伯，董仲舒备受尊崇。德州作为董仲舒发奋读书之处，创立天人学说的发祥地，势必对董子崇奉有加。除在文庙配殿立牌位祭祀外，还在南庭下立起“董子读书台”碑来褒扬、纪念。碑石白壁如玉，碑文字如琅书，庄严立于肃穆的文庙中。
旧《德州志》中都明确记载：明正统六年（1441年），德州知州常景先重修文庙，在地下深处掘出“德州读书台”碑，访寻原址复立。因董仲舒曾做《春秋繁露》诗，又称为繁露台。德州有关于“董子读书台”的历史记载便从这里开始了。
但董仲舒被隆重祭祀，书台碑为何却被颠覆掩埋呢？旧《德州志》中并未透露一字。但历史告诉我们：元末明初，德州遭受了无数次战争的大破坏。元末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分三路北伐，占领山东，进入河北，威胁大都，与元军进行了一次次的殊死争战，最终将元在北方的统治力量基本打垮，朱元璋趁机而起。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1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师北伐，徐达率军挺进山东，血战三个月平定。山东连续几年泡在血战中，老百姓惨遭其害，抢掠饥饿、杀戮，十室九空。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面对的山东一带几乎是处处荒凉，这才有了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大移民到山东之后，安顿生息，千里荒野渐见生机，朱棣又发动了“靖难之役”，德州百姓又遭遇灭绝性灾难，于是又有了明永乐年间从洪武移民其他安置地的人口再迁。如此几度浩劫，到处是断壁残垣，尸骨遍野。德州文庙、书台碑哪能幸免？
这就是“董子读书台”碑覆倒被掩于地下的历史原因。它反映了战争带给德州的巨大破坏和灾难，这也才有了后来正统年间的覆碑再立。
明正统六年（1441年），此时距明永乐年二次移民不过三十多年。经过移民后的经济发展，德州逐渐恢复生机，开始走向兴盛。明英宗同时也注重文化，加封董仲舒为广川伯，大势之下，知州常景先重修废弃的德州文庙与儒学，并将被掩埋的“董子读书台”碑发掘复立，董子被恢复了昔日的尊崇，德州也开始了人文汇兴。
另外，从明万历《德州志》到民国《德县志》，四五百年相沿传承的是复立书台碑者未知州韦景元，但明嘉靖《山东通志》却记为知州常景先。由于德州记载此事的旧志失存，难明真相，因而历代德州旧志都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辩证。直到通过明嘉靖《德州志》才得出正解：书中清楚记为知州“常景先”。
明正统六年（1441年）重修德州文庙与复立“董子读书台”碑，施工有些粗糙。七年之后，继任知州邹铭与德、左二卫指挥所傅旺、舒通重新大修文庙与儒学，书台碑之上加盖了精美的碑亭，面貌一新。文庙中董子配孔子享祭，祭品丰盛，香烟缭绕；庭院中书台碑亭庄严，令人景仰。
明成化九年（1473年），知州王缙与驻德州的户部监督分司员外郎毕孝，主持在“董子读书台”碑后建起八间祠堂，将董子灵位从文庙大殿中移入祠堂中，主享祭祀，同时把德州历史上著名的乡贤人物牌位列于德州两侧，共享祭祀，祠堂名曰“聚贤”。
◎董子祠的建立与“三董”合一
明弘治九年（1495年），山东参政林元甫与按察副使钮清来德州巡察，祭拜董子。这两位副省级的高官认为，董子在其发祥地德州不能同其他各地一样，与孔子配享不妥，应立有专祠祭祀，于是向山东巡抚熊翀提出建德州董子祠的建议。熊翀十分认可，随即命济南府（德州在明清时隶属于济南府）同知王从鼎来德州主持建筑。董子祠选址在文庙东邻，中建祠堂八间，堂前立“董子读书台”碑，碑上加盖了碑亭。祠中又建前后厢房十二间。董子书院就设于董子祠中。从此德州有了专祭董仲舒的董子祠，而且“三董”合一，创立了隆重纪念董仲舒的新格局。
建成之后，林元甫、钮清专程赴北京，清程敏政撰写《董子祠记》，使德州“三董”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神圣建筑。
明嘉靖六年（1527年），驻德州的户部监督分司员外郎史麟展拜董子祠，对董子书院为德州培养了众多人才而大发感慨，“广川之重，有得于书院之多矣！”史麟下决心再扩建董子祠，在德州管漕粮的户部监督分司是财富衙门，完全有扩展董子祠的实力，于是撤旧为新，将祠堂扩建为十二间，为董子塑像并建了神座，碑亭增新，厢房翻新。祠门内外各建一座牌坊，内坊题“斯文一脉”匾额，外坊匾曰“董子书院”。这是对董子书院最早的“挂牌”。
从嘉靖六年（1527年）“三董”合一，到明万历年后期，时光飞过八九十年，德州来了新任知州马明瑞。他是江南平湖举人，注重教育，亲自对德州儒学秀才每月考核，督促德州多出人才。同时他对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也很看重，见董子书院狭小破旧，便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大兴土木，将董子祠移至州城西门外卫河东岸开阔地上新建，周围高墙，南大门前为牌坊，上题“天人大儒”。院内有三道门，中建董子祠四间，肖像其中，“董子读书台”碑立于祠前。此祠建醇儒书院，还有膳室、茶寮等，建筑宏敞壮观。移建后仍“三董”一体，只是书院更名“醇儒”，所谓“醇儒”，取自史麟《董子赞》中“汉庭大儒，醇乎其醇”之句。
◎清代“三董”的演变
清代近三年，“三董”变动较多。
先是董子祠回迁为董颜合祠。明代在德州儒学东有颜鲁公祠，久废。崇祯初，被夺职回乡的工部尚书程绍，将小西门外卫河西月堤上的魏忠贤生祠改建为颜鲁公祠。康熙十七年（1678年），知州佟淮年将董子祠、颜公祠回迁至城内儒学东，改建为董颜合祠。这样，城西门外“三董” “二董”。变为
还有书院的变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驻德州的山东督粮道朱廷桢改醇儒书院为柳湖书院。
乾隆十八年（1753年），督粮道汪汉倬在儒学东新建繁露书院。至此城西门外“二董”只剩下“董子读书台” 一直到德州解放。碑，
光绪十六年（1890年），督粮道善联与满洲营联合，在城内东部卢家井街建正谊书院，“正谊”取自董子学问正谊明道之意，学校照顾落户德州的满营子弟读书。
从醇儒书院到正谊书院，都与董子书院一脉相承，代代传承，为德州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水畔杉 供稿 记者 潘晓泉 整理 崔忠伟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