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高考压力是谁造成的

　　张千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中国各地又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此时此刻，成千上万考生都在昏天黑地、夜以继日地紧张复习。经年累月，高考几乎让每一个中国家庭绷紧神经；从小学到高中，孩子十年寒窗、家长含辛茹苦，为的就是在这一刻过关斩将、金榜题名。压力能不大吗？对于由此产生的压力、焦虑、应试教育模式及其对青少年人格成长的抑制和扭曲，你可以怪“万恶”的高考制度，可以怪中国人太多，可以怪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心态，可以怪大学招生地域歧视加剧了某些考生大省的压力……但问题是，即便取消招生地域歧视、改革不尽合理的考试制度，高考压力仍不会消失，因为产生压力的根源在考试之外。

　　别的国家也有“高考”，美国的SAT就是一例；不仅美国的考生考，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也用美国的“高考”。你可以说美国“高考”比较灵活，一年可以考几次，无须“一考定终身”，但这只能防止考生一次考试发挥失常而已，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考生人数及其产生的竞争压力。为什么别人的“高考”就没有像我们这样产生那么大的压力呢？究竟是谁给中国高考造成如此大的压力？

　　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做道简单算术题。中国每年考生大约900万，而教育部确定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总规模是675万。换言之，如今3/4的中国考生都能上大学。即使以发达国家标准衡量，这个录取率显然也不低。问题在于，这近千万考生每年并不是冲着这几百所“普通高校”去的，而是都希望上那几十所“985”(至少“211”)重点院校，而它们的招生规模加起来只有几十万。

　　这和改革初期“十里挑一”的状况差不多。那时候大学少，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现在“大学”数量大大增加，招生规模年年扩大，表面上录取率年年上升，实际上人们瞄准的还是那几所学校。北大、清华等“名校”也许人人想上，但是偏偏要做中国的哈佛、耶鲁，实行“精英教育”，每年只招三四千名学生，对于除了北京之外的大多数地区来说是万里挑一。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不可避免了。中国高考压力之所以那么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大学本身就是一条“独木桥”。改革那么多年，教育“市场”仍然没有开放，以至中国大学提供的优质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

　　假想全国这几百所高校都是北大、清华，想上哪一所任你挑，高考还会有那么大压力吗？西欧一些国家就是这么录取，一般都会满足申请人的志愿；法国人未必都想上巴黎大学13所分校中的一所，但凡是想上的基本上都能被录取。可怜偌大中国，却只有一所清华、一所北大；大学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豪华，但真正像样的“大学”并没有几所。即便进了“一本”，许多学生觉得是在混日子，荒废了四年光阴；进个“二本”、“三本”或民办院校，更不必说。难怪有条件的家庭都纷纷把孩子送出国，因为国外大学虽然贵，但确实能学到东西，还能“镀金”，物有所值。中国本科教育水平的整体低下把一小部分考生挤出国，让绝大多数出国无门的考生为获得极其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激烈竞争。

　　有人会说，美国不也只有一所哈佛一所耶鲁吗？对，也不对。美国确实只有一所哈佛、耶鲁，但是却有一大批至少本科教育可以和哈佛、耶鲁一比高低的大学。其实即使在科研水平上，许多大学也各领风骚，至少和“世界一流”没那么大差距；哈佛、耶鲁或许可以包揽多数美国总统，却包揽不了诺贝尔奖，多数获奖者均非出自“两校”。在这种高等教育格局下，美国考生的选择范围很广阔，即使符合条件也未必选择去哈佛。多数国人可能至今也没听说过宋氏三姐妹就读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因为它在所有的“大学排行榜”上都排不上号，但是它的本科教育质量和声誉却绝非在哈佛之下；否则，以宋氏家族的实力，送她们去哈佛又有何难呢？美国的高考压力之所以小，正是因为它的东西南北都有大批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们、麻省理工学院们、加州理工学院们、加州大学们、密歇根大学们可供美国考生选择。

　　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威斯利安女子学院？这个问题无需多说，看看南科大仍然面临的尴尬就知道。市场化是30年改革的主旋律，但在教育领域只体现于“产业化”和乱收费而已，大学的市场准入仍然受制于严格的行政控制。即便大学被批准成立了，它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和清华、北大同等的待遇。别的不说，招生环节首先把它卡死。按照目前的分批录取方式，这些“野鸡大学”永远只能在“一本”大学挑肥拣瘦后吃点“剩食”。这些大学不可能录取好学生，便不能吸引最好的老师；不能吸引好老师，便更不可能吸引好学生……民办大学由此被定格在“三流”以下，带有官方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上永远看不到它们的名字。

　　这些“排行榜”又是怎么出来的？中国当今有哪一所大学会因为本科教学优异而名列前茅？目前每一所有点希望的大学都在“赶超一流”，所用的评价指标当然就只有论文数、SCI等“硬指标”。所有的大学都在打造“研究型大学”，所有能挤出点墨水的教师都把自己打造成“研究型教授”，否则职称这一关就过不去。除了催生大量文字垃圾，这种高度单一化的大学评价体制完全扼杀了中国的威斯利安女子学院。其实即便对于直属中央部门的“研究型大学”，国家投入的力度也是极不均等的；北大、清华所获得的投资远超过其他“985”院校，一般院校自生自灭。如此政策倾斜或许有助于打造个别“一流”，却抑制了中国大学的自由与平等竞争，并迫使广大考生在人为打造的高等教育阶梯上竞逐那寥寥几所“尖子”大学。

　　这种行政化的办学模式延续过去计划经济老路，从一开始就扼杀了优质高等教育的产出。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过来人”都知道，计划经济就是一种“短缺经济”(匈牙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尔奈语)；油票、粮票、肉票、布票本来是为了应对国家供给的短缺而施行的，但是它们的施行却使国民经济陷于永久的短缺之中。计划办学模式与此如出一辙，或许本来是为了提升国内大学的科研竞争力，其实际效果姑且在此不说，但无论是准入权的人为障碍还是招生权和政府资助的三六九等，无疑都极大抑制了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生成，并使之陷于永久的“短缺”状态之中。就和计划经济下的人们都吃不饱饭一样，计划办学模式造成教育资源短缺，进而产生了困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高考压力。

　　要消除(至少缓解)高考压力并不难。只要破除行政化办学模式，撤销限制私人办学的人为障碍，对所有大学在招生和政策上一视同仁，废除单一化的大学排行和评价机制，让所有大学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让优秀大学的毕业生安心教书育人，中国的威斯利安迟早会自然出现。中国人不笨，也许创新能力欠缺一点，但好好读书和教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而这对于本科教育就足够了；创造相对论需要爱因斯坦，但是能教相对论的却大有人在。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建成哈佛，但是只要打破计划办学，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拥有一批自己的威斯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