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西游4炽焰猴王演示:主题：被俘新四军惨遭国民党毒手暴行堪比法西斯

■被俘的新四军将士被关押在哪里？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旨意，组建“训练总队”，“管训”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对外称为“更新部队”。总队以下分为两个士兵大队，一个军士大队，一个军官大队。1941年4月，第一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移驻铅山县永平镇;第二士兵大队移驻铅山县石塘镇；军官大队移驻上饶县周田村。军官大队由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683人组成，被囚禁在周田、李村、七峰岩、石底、茅家岭等监狱。同时被囚禁在这里的还有1940年下半年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东南几省搜捕来的地下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80余人。这样，一个以周田村为大本营、罪孽深重的上饶集中营就建立起来了。

　　上饶集中营本是一座大监狱，可是国民党当局却掩人耳目地在此挂了两块牌子：一块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简称“军官大队”,队部设在周田村)。下设5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区队9个班，“学员”是被俘新四军排以上干部，新四军高级干部叶挺、张正坤、冯达飞、李子芳、黄诚、林植夫等先后分别被囚禁在李村、七峰岩和石底等监狱。第二块牌子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从东南几省捕来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编入这个班，班本部也是在周田村，下设1个中队，分3个区队9个分队（班）。冯雪峰、吴大琨、郑丹甫、郭静唐、计惜英、王闻识、林夫等知名人士被囚禁在这个班。

　　国民党军警宪特为了严密控制集中营，把监狱所在村庄周围30里划为禁区，60里内划为防范区。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在狱中遭受政治上诱骗，精神上摧残，肉体上重刑与残杀，世所罕见，惨无人道。
■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在狱中遭受了怎样的迫害？

　　国民党军警宪特对于经过“政治感化”后思想不能转化的被俘人员，则施以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毒刑，两者常相伴而行。精神上的折磨花样迭出，比如出操跑步，名义上叫“军事训练”，把队伍集体或者个别人拉出去，不间歇地跑，跑得疲惫不堪、腰酸腿痛、头昏目眩。体弱者常常累得栽倒不起，死去活来。跑时还要不停地做各种动作，或两步一跪，五步一卧倒，或叫人唱着京戏的腔调跑，口中要唱，脚步要合，真是千奇百怪。早起穿衣、上厕所、洗脸、吃饭也是军事训练科目，实行5分钟制，所有项目一律定时为5分钟，不管你上一个项目做没做完，都要接着做下一个。

　　肉体上的刑罚更是骇人听闻，主要刑罚有10大类：即“金木水火土，风站吞绞毒”。所谓“金”，就是用钢针刺入人的肚皮；“木”，就是用木棍打或坐老虎凳；“水”，就是灌辣椒水；“火”，就是用烧红的铁板或铁条烧烙人的身体；“土”，就是活埋；“风”，就是罚人穿短裤打赤膊在寒风料峭的吹打中过夜；“站”，就是站木框架的铁刺笼；“吞”，就是罚人吞食臭虫、虱子、跳蚤、黄烟丝等；“绞”，就是在脖子上捆绑绳索；“毒”，就是饭菜中下毒药，毒死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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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10类之外，还有3种整人的刑罚：一曰“三点一线”，即是将人的后脑勺、臀部、脚后跟紧贴墙壁，膝弯处放上砖块不准跌落，必须直挺挺地成为一条线。二曰“猴子上树”，即是用一根粗大的木桩插入地下，在其上部竖劈开成叉，然后将被罚者的双手十指用细麻绳子绑在木桩上端，再把上宽下尖的木楔子打入开叉处，使木叉部渐渐地胀开，细绳子便嵌入人的手指皮肉内，使之钻心般疼痛。三曰“两腿半分弯”，即是两腿分开弯曲，脚跟离地，上体挺直，两臂向上屈伸作举枪状，如此姿势必须坚持到规定的时间，否则便要挨打。目的是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更为恐怖的是，特工们还常常半夜里把人绑好，押到荒山，声言要枪毙，把木壳枪上膛，对准被俘者，问其自新不自新。或者叫被俘者自己掘好土洞，声言要活埋，叫他爬下洞，问他自新不自新。这些刑罚和折磨人的办法，极其残忍。

　　由于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使得许多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共产党员、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死于非命，整个上饶集中营就是一座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1945年10月中旬，“双十协定”签订后“东南分团”解散，这个历时近5年、恶贯满盈的人间地狱才最终彻底垮台。其间，有多名革命志士（大部分是中共党员）遭到集体屠杀，秘密枪毙、活埋、投毒、绳绞和疾病折磨而壮烈牺牲；最后，只有200余人获释；仍有40名被认为是“冥顽分子”、“中毒甚深”而借口“以防意外”被继续拘押。

　　■被俘的新四军将士怎样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抗争？

　　在上饶集中营这座特殊的战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新四军将士、抗日爱国人士，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同邪恶、同死亡做殊死的决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指引他们胜利前进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狱中成立的秘密党支部。

　　被俘的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起，就思考今后如何斗争。一些同志认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党组织领导对敌斗争。但是，建立秘密党支部，又是非常危险的，尽管被囚人员中有六分之五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来自军部各机关、部队和连队，有的还来自东南几省。加之，当时的党员都是不公开身份的，谁是党员相互间本来就不清楚，现在又都与原先所在单位脱钩了，有的地方党组织被敌特机关破获了，有的人叛变了。进入狱中后，相互之间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即使是以前相识的，但有些人的政治态度是否变化等都不清楚。这些都要进一步考察，这就更增加了建立党组织的难度。但凭着共产党员的机敏、原则、立场、志向等，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便找到了相知，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党员们利用服劳役、上课、出操、洗衣、上厕所、睡觉等一切接触的机会，简短、迅速、明确地交换情况，征求意见，传达党的指示等方式，进行个别串连，单线联系。不久，令国民党特工们毫无所知的狱中秘密党支部就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出现了。

　　狱中有了党支部，便有了党的声音。这声音成为被俘人员同敌顽进行斗争的力量源泉。有了党支部，便可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让一些沮丧的同志坚强起来，让一些孤立无援的同志从此得到组织的支持。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新四军被俘将士开展了哪些抗争？

　　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狱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纪念“七一”、智斗教官、拒绝填写“悔过书”、演抗日剧目、拒绝呼喊反动口号、绝食抗议、痛打叛徒以至组织暴动越狱，等等。这些斗争充分说明新四军在狱中同样保持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敢打敢拼的“铁军”精神。

　　一是揭穿国民党特工的欺骗和谎言。在集中营里，国民党特工常以“上政治课”的方式，对被俘人员进行思想“感化”，狱中秘密党支部则发动“学员”揭穿他们的欺骗和谎言。有一次，集中营请来一位“教官”，名叫张太丰，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给“学员”们讲授“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他说：“唯心主义哲学只承认精神的存在，不承认物质的存在，因此唯心主义等于鬼；唯物主义只承认物质的存在，不承认精神的存在，因而唯物主义等于狗；而三民主义的唯生哲学，既承认精神的存在，同时又承认物质的存在，因此唯生哲学等于人。”一位新四军排长立即站起来回敬：“不，三民主义哲学就等于鬼加狗！”话音一落，哄堂大笑。

　　二是拒签“悔过书”。在集中营的第一个时期，国民党特工对被俘人员采取欺骗、利诱等以怀柔为主的手段，企图以此使被俘人员投降变节。他们宣传“自觉自首，不强迫自首”，“只要在悔过书上签名就可以出去，要读书的就送去读书”，还可以留下“当兵”、“当官”。说什么“皖南事变”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不是你们下面的责任等等，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开始，真有人产生天真的想法：签个名“欺骗他们一下”，出去后再去找部队好了。针对这个情况，秘密党支部认为必须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血腥罪行，揭穿他们的谎言，进行共产党员与革命者的气节教育，坚决拒签“悔过书”。秘密党支部成员王之燕，向战友们讲述了方志敏拒签“悔过书”的故事：1935年方志敏被捕后，他的亲友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想保释他出去，国民党要他写个悔过声明，但他宁肯牺牲也不肯在“悔过书”上签字。这使大家深受教育，绝大多数难友们认识到“悔过书”这张纸是决定自己是英雄还是变节分子的“试金石”。有一天下午，特工们在李村监狱集合“学员”，把印好的“悔过书”发给大家，并声明：只要悔过人签个名，即可放回家，愿意的还可以留下，安排合适的工作。看过“悔过书”，“学员”中便有人挺身而出说：什么悔过书，不就是诱骗大家自首变节的自首书嘛！接着又有人说：“这是什么悔过书，分明是投降书，我们当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有什么错，有什么过要悔，不签！”说着就将“悔过书”撕了个粉碎。顷刻间，纸片飞扬，满地雪白。

　　三是将计就计。集中营为了对外宣传新四军被俘人员得到“优待”，要组织剧团和球队，并要到外面进行演出、比赛。难友们到底是参加还是抵制？秘密党支部反复研究决定：可以有条件地参加，但决不履行任何有损革命气节的手续，坚持演抗日的戏，在对外演出期间设法和外面取得联系，把集中营的斗争情况和国民党顽固派虐待革命志士的罪行揭露出去。并且将计就计，在对外演戏和赛球过程中利用比较自由的机会，集体逃跑。“更新剧团”在临时秘密党支部领导下，拒演反动剧目，只演抗日话剧。在秘密党支部的策划和掩护下，利用春节期间在铅山演出之际，画布景的美术家赖少其穿着借来演出的农民服装，与邵华一起越狱，逃离了魔窟。随后，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肖车、方徨、杨立平、王庭豪、毛维青、左丁、苏平、孙子遂等8人集体越狱成功。这前后，“更新球队”主力球员陈安羽、陈文全和叶育青3人，也利用到铅山石塘赛球的机会成功逃脱。

　　秘密党支部还先后策划了三次越狱暴动，把监狱斗争推向了高潮，它成为上饶集中营斗争的核心力量。上饶集中营被囚禁的新四军将士在没有正义、公理和法律，只有邪恶和强权的铁窗烈火之中，英勇抗争，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伟大的“铁军”精神。

　　■主题链接：1新四军被俘将士狱中抗争掠影

　　□岳思平

　　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600多名被俘新四军干部，除个别变节分子外，大部分人员始终坚贞不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英勇抗争。

　　军长叶挺亲赴顽方谈判时被扣，被单独关在李村监狱。在狱中，他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作为座右铭，对蒋介石的多次威逼诱降不屑一顾，大义凛然，将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坚决要求释放监狱中的新四军广大干部和战士。随后，叶挺被辗转囚禁在广西桂林、四川重庆和湖北恩施，在漫长而艰难的5年多囹圄生涯中，个人操守“至死不可变”。满怀革命激情吟成荡气回肠的《囚歌》以明志，实践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豪迈誓言。

　　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始终以铁军战士“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的不朽诗句来自勉。并和秘书长黄诚，秘密组织中共支部，分别任书记和副书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2年5月25日，茅家岭监狱李传馥、李胜等人暴动成功。全狱26人，除2人负伤被抓回杀害外，其余24人逃出牢笼并夺得机枪、步枪12挺(支)，手榴弹39枚。6月17日，第6支队中共支部陈念埭、王达钧等人，乘集中营由江西向福建转移之机，组织近80人在崇安赤石镇附近暴动，除9人牺牲外，大部人员逃向武夷山。另外，有100余人分散越狱成功，随后多数人员重返新四军。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李子芳、黄诚和新四军皖南部队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第2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等10余名团以上干部在内的200余人，始终保持临大难而不惧、临大节而不苟的高尚情操，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只有200余人直到1945年10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后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