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海洋文明--吃饱了撑出来的概念
洋奴专家们说，欧洲是海洋文明，中国是农耕文明。这一说法，流毒深广，几乎成了人们研究分析中国当今存在的所有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今天中国无论什么令人不满意的事情，都会与“农民意识”、“小农经济”、“农耕文化”等挂钩。其实，这种看似深刻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杜撰出来的历史基础之上的。
生民无疆在《说说欧洲的海洋文明》中，以历史事实否定了洋奴们所谓“欧洲是海洋文明”的说法。下面，我们说说中国的情况。
中国与欧洲大陆不一样。尽管中国大部分地区远离海洋，但是中国大地上满是江河湖泊，所以我们的先民很早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远的不谈，仅仅众所周知的赤壁之战（中国的三国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中晚期），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在水上是十分活跃的。
进入唐朝，我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贸易甚为兴旺，沿海地区是“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吴门持粟帛，汛海凌蓬莱”的繁忙景象。中国对外贸易业很发达， “进入远东的真正大门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海上。……波斯和中国间商业关系早已存在。在巴士拉港口，常见从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锡兰和印度的马拉巴沿海而来的帆船。但是，如果中国帆船能冒险航行这么长距离的海路，阿拉伯帆船当然也能这样航行的。”（引自《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美国，汤普逊） “在玄奘西游之后过了不长时间，阿拉伯人即将通过海路与中国建立经常性和持续的关系。因此，在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从未长时间的完全断绝过。从公元7世纪起，一批穆斯林探险家便进入中国。……我们甚至应当承认，中国人为使阿拉伯人学会向远东航行而做出了贡献，波斯湾的商人是乘他们的帆船而在南海从事最早的几次远航。……唐代仅在广州市就生活着10万名阿拉伯人。……《中国印度见闻录》（生民无疆注：这时期的一名阿拉伯商人撰写的游记）向我们提供了唐代中国的一种无疑是简单而又是忠实的形象。环地中海民族首次听到讲述瓷器和茶叶。……他们接着再次证明最高的文雅、文明、智慧和最后是真正的哲学都在中国人一方。……中国人教会了阿拉伯人如何造纸！”（引自法国学者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已发展成为国际性商贸港口，大批外国人侨居于此。
唐朝建立了强大的水师。洋教授撰写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三个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高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敌对。……645年春（唐）太宗到达前线，进攻开始。太宗亲率大军和他的大将李世勣直趋辽东，同时由大将张亮率领海军43000 人分乘500 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暂的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到了宋朝，造船业和海上贸易更是发达。宋人掌握了先进的船舶设计建造方法，可建造出适应各种环境、满足各种特定需求的船舶。近些年，不断有宋朝海舶被发现。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经复原，该船排水量约370吨，远大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船只。这尚属中型海舶。众所周知，宋朝已经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大大拓展了航海范围。宋朝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非洲，都有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航行于印度洋、南中国海的大型船舶，均属中国商人所有，或者由中国建造。我们只要读一读宋明小说，就足以看出当时海外贸易之兴旺。
宋朝政府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北宋时专门在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杭州、交州等地设置市舶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和税务征收机关）。南宋又增设温州、江阴和华亭（今上海松江）市舶管理机构。为确保海外贸易顺利，宋政府规定官员不得经商，宋太宗诏曰：“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内外文物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据陈振先生《宋史》：“北宋的海外贸易，输出的主要是金、银、铜钱、铅、锡、瓷器和各种丝织品，输入的主要是各种香料、药材、犀牛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玛瑙、水晶等。北宋末年政府每年从税收和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利达一百多万贯。”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时统计，每年‘抽解’与‘和买’所得的税收及利润‘约可得二百万緡’。南宋外贸发达，海盗也很猖獗，为了保证外贸的正常进行，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很重视海上治安。绍定五年（1232年）八月，著名学者真德秀出任泉州知州，他组织官军、民兵进剿海盗，残余海匪南逃，‘今贼徒深入广南，正当舶回之时，必有遭其剽劫者，其不亏失国课（生民无疆注：即税收）。’‘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闽广异路为限，’真德秀准备与广东水军联合剿灭海盗，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促进对外贸易正常进行。”
宋朝沿海民间出海经商风气极盛。据与苏东坡同时期的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在广州亲历：“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商人言船大人众则敢往，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如诣占城，或失路误入真腊，则尽没其舶货，缚北人卖之，云‘尔本不来此间’。外国虽无商税，而诛求，谓之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例责之，故不利小舶也。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住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还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由此，航海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宋朝政府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此时，水战，已经演变为主要作战形式之一；水军也升格为战争双方的主要兵种。宋金战争、宋元战争中，双方水师不断在江河湖海展开厮杀，均频繁使用火箭。绍兴31年（1161年），宋朝水师出动百余艘战舰，千里奔袭金国在山东的水师，以火箭将其消灭，使金国海上力量南侵计划破产。南宋军队在对元军作最后抵抗时，主要依靠海军力量在东南沿海作战。直到1279年，宋廷覆亡于广州附近时，宋军仍然拥有舰船几百艘，水军数万人。
元朝通过招降招抚宋朝的商人、海盗和海军，组建了更加强大的水师。元朝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海上征服行动，分别于1274年出动战船900艘兵士1.5万人、1281年出动战船9000艘兵士10万人征讨日本，1280年出动战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讨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动战船1000艘兵士2万人和一年的粮草征讨爪哇。尽管由于气候和水土等原因，四次行动均无果而终，但足以看出，当时中国造船能力、远洋航行能力和海上军事力量之无以伦比。如此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对于当时欧洲人，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美国学者在评价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所说：“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引自《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元朝远洋商贸活动也十分繁荣，元朝政府基本保持了宋朝以来的市舶管理机构。据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洋人记载，中国的港口帆樯如云，商贸之兴盛举世无双。除了一般商人，元朝皇室和朝廷大员也常常组织开展海上贸易，与宋朝一样，中国商船的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最远到达今坦桑尼亚。据当时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所见：“这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 （转引自周良霄、顾菊英《元史》，旅行家姓名从韩儒林《元朝史》），要想到中国，惟有乘坐中国船只，仅在古里佛（今加尔各答）就见到同时停泊着13艘中国商船，其中较大者有3—12帆，船员千名，每艘大船另配有3艘供应船，这样的船只只有中国的泉州、广州能够制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宋至明，由于海外贸易发达，大批中国商人侨居海外，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就此定居当地。有史可查的，在印度、东南亚都有大批中国侨民。到明朝末年，仅在菲律宾，就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侨民。同样的，也有无数外国商人侨居、定居于中国。中国当今的“回族”，主要是这些商人的后裔。
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中国繁忙的海上活动，对于欧洲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即便在内河航运方面，直到15世纪，由于关卡林立、战争绵延、盗匪横行，欧洲大陆的河流基本处于天地长在水长东的闲置状态。商旅也好，军士也罢，“要使旅行既不过分疲劳又不缓慢，就必须骑马或坐马车”（引自洋人著作《封建社会》）。徒步、骑马或坐马车行进于泥泞的大地上，基本是欧洲人交通的唯一方式。而千年前，中国全面完成了交通南北的大运河，神州便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和“王睿楼船下益州”的繁盛气象。
那么，中国如此值得骄傲的表现，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海洋文明”呢？当然不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海外贸易也好，国土防御也罢，海洋在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中都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可以用来交换的物资并不丰富，加之导航和动力等手段落后、风险巨大等诸多原因，对外贸易所能带来的财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据周一良先生《宋朝简史》，即便是工商业高度繁荣的宋朝，在政府货币性的财政收入中，商税的贡献率也才占到1/5，农业税始终占主导地位。
从政府层面来讲，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必然始终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然而，金国“全国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够供养全国人口，但是能储备较充足的粮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国傅海波、英国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同时期的南宋，农业水平和气候条件优越一些，正常年份，粮食稍有剩余。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坚持“以农为本”，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饥荒。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出现饥荒，必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期的欧洲，情况更糟糕。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仅14世纪上半叶，法国“1304年饥荒；1305年饥荒；1310年饥荒；1315年饥荒……1330—1334年饥荒；1334年饥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国“1315—1316年普遍饥荒……1321年半饥荒；1325年普遍旱灾……1351年普遍饥荒”。所以，无论是古罗马时代，还是中世纪的欧洲，除帝王外，贵族们都居住在自己的采邑内，靠收取地租过日子，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扩大地盘和地里的收成如何，而对其它创收手段毫无兴趣。
直到欧洲人开辟出了“新大陆”，有无数奴隶在无边的土地上为他们生产粮食棉花了，不愁吃不愁穿了，英国人才敢于将大批良田圈起来养羊发展毛纺业，西欧（记住，只是西欧）才有十足的胆量来“重商”。
在人类吃饭都成问题的时代，什么 “海洋文明”、“重商主义”，无异于梦呓。
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不知道那些动辄批评中国历朝政府“重农”政策的专家们作何感想。难道是这些专家不知道前不久中国还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全中国人吃不饱肚子？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还是中国历史上那位“何不食肉糜”皇帝一般的智商？
说到这里，联想起袁隆平先生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经历。有些评委刚刚吃饱肚子，就将为解决全中国人吃饭问题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置之脑后，开口商业，闭口产业化，嘴巴半开半合时必定是金融业，似乎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粮票，没有排队购买过粮食。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吃饱了撑的！有些专家，应该让他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省得他们一吃饱就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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