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背拳视频教学:华东局南下及山东分局重新成立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年。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经过两年的较量，国民党的军力已大大消减，其政治上更加不得人心，经济上走向崩溃，而人民解放军力量却大大加强。此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虽然仍保持在365万左右，但大多经过沉重打击，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而且，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少有能够执行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其江南后方部队，大多属新建，战斗力很弱，亦被各地人民游击队所钳制，也无法机动。
　　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更加严重。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仅广大人民日益觉醒，反抗斗争日益发展，中间阶层也迅速觉醒，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于全面孤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急剧走向全面崩溃。工业几乎处于停产状态，财政面临高额赤字，农村土地荒芜，产量极低，城乡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造成民怨激愤。
　　与国民党统治区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虽然从数量上仍处劣势，但由于广大解放区政治稳定，兵力大多可以集中于前线作战。这样，在第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已经优于国民党军。经过战争的锻炼，不仅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的丰富经验，而且取得了攻打城市的攻坚战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整个解放区士气旺盛，热情高涨，特别是经过土改，翻身农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所有这些都说明，人民革命力量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最后大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了。
　　在山东解放区，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济南战役，取得了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同时使山东解放区控制了除青岛、烟台、枣庄、临沂等几座孤城以外的广大地区，并且使华北、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紧接着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接连进行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至此，蒋介石集团在江北的势力被消灭殆尽，只剩下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江南半壁江山了。
　　在这种形势下，针对“划江而治”的言论和国民党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
　　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战争的战场已逐步移向江南。为此，淮海战役刚刚结束，第二、第三野战军（即中原和华东野战军）不待休整，便奉命挺进江淮地区，准备渡江作战，华东局主要领导人和机关也离开山东，随军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使山东地区的工作受到影响，华东局南下之前就考虑了建立健全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问题。
　　1949年2月，华东局给中共中央写出建议重新成立山东分局的报告。2月底，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山东分局。3月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成立的通知》，任命康生为山东分局书记。接着，华东局又将山东分局委员、各部部长的拟任名单报告中央。华东局南下后，中共山东分局于4月1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于3月21日批准的山东分局组成人员名单。中共山东分局由康生、张云逸、傅秋涛、向明、郭子化、许世友、彭康、李林、袁也烈9人组成，暂不设常委。分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妇委会、农委会、青委会。康生任书记，傅秋涛任第一副书记，向明任第二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彭康任宣传部长，李士英任社会部长，刘贯一任秘书长，李坚贞任妇委会书记，贺致平任农委会书记，刘导生任青委会书记。
　　重新建立山东分局的同时，山东军区在青州也重新建立。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第一副司令员，袁也烈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康生兼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向明兼任副政治委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分别隶属华东局、华东军区领导。3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1949年3月，山东省政府改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省参议会举行联席会议，推选康生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郭子化、方毅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席。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军区等机关建立和调整后，自青州移驻济南办公。
　　山东分局重新建立后，立即进行了恢复生产、剿匪清霸、组织干部南下、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加强基层民兵和政权建设等项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1950年初，山东分局增设了统战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工委会。同时，增补了一些分局委员。1949年11月，增补张晔为委员；1950年7月，增补赖可可、高克亭、任质斌、王卓如为委员；1951年11月，增补彭嘉庆、李士英为委员；1953年1月1日，增补王路宾、晁哲甫为委员；1953年12月，增补王近山、张辑五、夏征农为委员。其间，傅秋涛、张云逸、袁也烈、李林、彭康、李士英等相继调出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