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灵王麻仓花麻仓好:开除刘少奇党籍时 唯一没举手的人是谁

　　一、陈少敏是唯一一位没有举手同意 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有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有人说时事造英雄，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多少英雄前赴后继，英雄辈出，陈少敏就是战争年代英雄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洪流”滚滚，却没有将当年铮铮铁骨的陈少敏造就成英雄。晚年的陈少敏尽管年老体弱，但还是保持一身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令中国的男人们汗颜。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说她当时不投这一票是“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气”，胡耀邦提到的陈大姐，就是陈少敏。

　　事后有人记载，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当代表们齐刷刷的手臂举起来表示通过时，只有陈少敏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第二天当套红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当时，陈少敏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周总理点的将。在那个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陈少敏是带着病拄着拐棍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那年她才66岁。

　　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70的人了，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当年大红大紫的康生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陈少敏，一个瘦弱女子，面对淫威，在真理、良知与个人权力、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选择了真理与良知。

　　康生一伙人说陈少敏：“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而熟悉陈少敏的人都说：“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政治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么做，是由于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是很自然的。

　　搞党史的人都知道，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3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

　　陈少敏没有丈夫、没有儿女，但她却有母爱柔情，有一腔正义的热血。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陈少敏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20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

　　陈少敏不是终生未嫁，也不是人们传说的花木兰式的人物。陈少敏第一任丈夫叫任国桢。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1898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丹东，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后来这一对革命的假夫妻就成了真伴侣。任国桢和妻子陈少敏的家在青岛陵阳路，他们的家就是山东省委的办公地址。中共山东省委成立的时候，正逢青岛人力车行的工人因车行把租车费一提再提，工人无法生活，1000多工人罢工到市政府去请愿。为了深入车行了解情况，正确领导车行工人的罢工运动，省委书记任国桢化装成人力车工人，租了一辆人力车，到车站、码头去接触人力车夫。任国桢因揽客不在行，头一天拉着空车跑了一天，没拉到一个客人。

　　任国桢怕总拉不着客引起特务的怀疑，晚上便与陈少敏商量：“不拉客就无法接触人力车夫，光拉空车又会引起特务的怀疑，明天你坐车我拉车，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上，这回给你补上。”说着，两人都笑了。

　　第二天，省委书记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混在人力车中东跑西跑，借机向人力车工人了解情况。任国桢因身体不好，没跑多长时间，便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几次要下车拉任国桢，刚要下车，任国桢便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车的，老老实实坐在上头。”陈少敏只好坐在车上不动，心里却急得很，怕累坏了丈夫。

　　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1930年，陈少敏和任国桢一同调往北平。这时，陈少敏已怀有身孕，因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极度困难，靠在街头巷尾给人洗补衣服、打零工度日。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一个北平市委书记的夫人却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

　　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他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时因陈少敏有孕在身，一直对她保密，女儿生下来以后才告诉她，她当时很悲痛，她带着孩子怎么工作，于是她带着8个月的女儿回老家，交给她母亲，她又回到天津一带，继续干工作。结果，过了七八个月家里来信说，她女儿一岁半时得麻疹夭折。1931年到1932年之间，陈少敏忍受了丧夫失女的悲痛，坚持跟着党走，为党做工作，革命意志丝毫不动摇。陈少敏有始至终没有忘记任国桢，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自己每一天，从心底里想念他。

　　任国桢牺牲后，1932年陈少敏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被捕，1933年1月获释。3月调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在天津负责主办中共河北省委的刊物《实话报》。9月以河北省委妇女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冀鲁豫和冀南特委帮助开展妇女工作。1935年5月任中共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特委副书记。

三、陈少敏履历

　　1937年，陈少敏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原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的妻子在长征途中遇敌人包围生死不明，二人在经历相似的情况下有了感情，结了婚。不久，涂正坤的前妻突然来信，说自己从敌人大屠杀的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涂正坤接到消息后感到很为难，已经跟陈少敏结婚了，陈大姐人这么好，大家都知道，现在自己原配妻子又有消息了，涂正坤处在两难的地步，不知怎么处理。这时的陈少敏虽然爱着涂正坤，但她是党的高级干部，历来处理问题顾全大局，就跟涂正坤讲：“老涂，咱俩赶快分手，你呀回到你妻子那边去。我们俩夫妻做不成，还是革命同志嘛。”涂正坤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她就说他：“你不要搞错呀，我不是在情人怀抱长大的人，我是在党的怀抱长大的，我能承担这个压力，没关系的，不能因为我破坏了你们原先的夫妻。”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陈少敏三言两语就将涂正坤的顾虑打消了。当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回到集体宿舍后，看到涂正坤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陈少敏再也忍不住的眼泪才夺眶而出。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许,驻平江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所部策划反共事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涂正坤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经过两次婚姻经历，尽管陈少敏身居要职，身边不乏有上级、下级及追求她的同事，但她一直没找到称心的伴侣，直至病世。

　　从陈少敏简单的简历中，我们也能看到她成长的足迹：

　　1937年11月，陈少敏离开延安到南昌，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团结广大妇女奋起抗日，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38年5月调任中共河南省洛阳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同李先念率领小部队，先后到达鄂中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1月改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她任副政治委员。

　　1943年1月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为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斗争，做出了很大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0月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

　　1946年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中原局常委）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军队，将中原部队6万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中原局根据中央决定分三路突围。当时队伍里有2000多名地方干部，她提出“沿途化装，疏散不直接参加作战的干部，以减轻部队的压力”这一关键性措施，保存了一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

　　1949年6月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1954年12月和1959年4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65年1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7年12月14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毛泽东最后召见刘少奇：平平腿好了吗

　　核心提要：刘少奇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摘自：《我的父亲刘少奇》）

　　作为一个由全国人大选举出的共和国主席，却连自己的申辩权也被剥夺。《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由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这显然是指1月6日设圈套抓光美妈妈开头的那个情节。从此也可以得知，毛泽东对这件事或真或假也是知道的。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后的几天，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

　　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我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毛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清楚。一起同看的，有总理周恩来同志，似乎还有胡乔木等人。看完就散了，我们都没有讲什么。”“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我父亲要求中央进行调查。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用所谓“八个为什么”来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父亲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父亲越说越生气，“我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

　　然而谁又听他和理会他的要求呢？相反地，所谓“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先后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所有的人都不能为他说一句公正话，谁要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其后果就是“反革命”。

4月14日，我父亲针对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交出一份答辩材料，有力地批驳了戚本禹所谓“八个为什么”。工作人员将其抄成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但几小时后就被撕成碎片。他的申辩权也被剥夺了。

　　斗争愈演愈烈，到处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大小赫鲁晓夫”、各种“反革命”以及“保皇派”……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武斗，生产被破坏，法制遭践踏。

　　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他说:“在我主持中央工作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要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父亲神情严肃地望着家人，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可我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我父亲对我们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规定了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都要受到保障，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这封信依然是如泥牛入海。9月13日光美妈妈被逮捕，我的弟弟妹妹被赶出中南海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家里只剩下父亲这位积劳成疾、病魔缠身而又被打伤难以行动的孤独老人。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捺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他们折磨得时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五十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

　父亲只有七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可见“四人帮”的用心何其毒也。

　　当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

　　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北京指令:遗体就地火化。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六九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