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区法院立案查询:梁捷：漫谈当前中国网络思想

    梁捷：漫谈当前中国网络思想
 
    XX兄，今天和那么多朋友聊天，很开心，我把我对当前网络思想界现状的一些看法说一下，不求深入，但求明白，一方面是梳理枝节，为深入讨论提供基础；一方面也反思我们自己在其中的立场。几个月不见，我发觉你的思想和认识有很大的不同了。
你说现在各个思想网站论坛的主流（显学）是政治哲学。我很同意，再具体点说，是古/今，中/外之学，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古今之争，夷夏之辩。
毫无疑问，这股风是刘小枫带进来的，刘小枫是9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北大的林氏兄弟，赵晓力，复旦的丁耘，无不是小枫（或许还有甘阳）的崇拜者。早期的朝圣山之思充满了小枫的痕迹，我记得海裔也记录过小枫那鬼气森森的尼采演讲。尽管后来海裔等在后现代的问题上和刘小枫分道扬镳（尤其是德里达），同斯特劳斯分手（海裔对被误解成斯特劳斯派那么愤怒，很好玩，其实人家显然更多地指他使用解释学这一工具做政治学，而不是统计学或者博弈论），但从他们仍然都强调政治性的特点来看，他们与小枫仍然是一路的。
按照时下流行的解释，根据尼采的永恒轮回说，思想史的真正高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古希腊，特别以柏拉图为顶点，隐含着色诺芬这条线索，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不足论；另一个高峰是20世纪上半叶，顶点是斯特劳斯－施米特－科耶夫这三角形，隐含的对立线索是实证主义（如经济学）和历史主义（海德格尔）。
连接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是“现代性”，特别是面向伦理的现代性回溯。斯特劳斯特别强调马基雅弗里，施米特追随霍布斯，科耶夫研究黑格尔，当然最终汇集到尼采。我之所以强调现代性的伦理维度，因为我认为这是勾连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键，也是被炒作很热的“隐秘的对话”的核心思想。于是，又要牵扯出罗马人施米特和追随跟神秘的迈门尼德的施特劳斯。
小枫带给我们很多，从早期的“身成位格”（这可以看作是80年代启蒙思想的余音）到现在的“隐秘的启事”（这是90年代讲政治的先驱）。具体的，一是他的隐晦书写，秘传真理的态度；二是他倡导的解经方法，包含政治性的解释学。三是他的性感文字，过度修辞；这些东西都很邪，却风靡一时。除了朝圣山之思外，早期陈永苗也深受他影响（陈的另一主要思想来源是宪政，公法，恐怕与他在厦大跟徐国栋分不开），所以陈的思想很绕，不清晰，不彻底，我更是对把他称为“自由主义者”而纳闷。现在开始出名的萧武，石勇等也熟读小枫的书，很有趣。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深受小枫的影响，但对96年以后的小枫（即写了《绪论》之后的小枫，转向斯特劳斯的小枫，讲政治的小枫）有着本能的怀疑。
讨厌小枫的人也不少。安替讨厌小枫曲解教义，范美忠讨厌小枫的过度修辞，但这些都没有指向小枫思想的核心。也许，王怡是相对清醒的。（我不知道王焱是否足够清醒）
顺着古/今之争，再讲夷/夏之辨。这在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上，是从民族－国家入手的。但中国不需要，中国有土产的思想，即公羊学（或今文经学）。本世纪初，经学就已经逐渐被新史学代替了。一方面是新（即西学的实证方法），一方面是史学（经/史之争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斗争的核心，章门弟子占据了学界制高点），今文经学成为只有思想史意义的学问。直到80年代，国学热的时候，经学仍然不流行（周易的流行是个例外，但这与80年代末神秘主义的兴起分不开，尽管我们可以用孔飞力的方法给出政治学解释，但仍需实证）。90年代末，公羊学突然热了起来。蒋庆的“公羊学引论”是个先兆，小枫的“源流考”是转折点。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公羊学复兴，其背景一是讲政治，二是阐释学（从德里达和其他文学批评家那里而来），名义上是反抗内圣开外王的新儒学，实质上是托古改制，借尸还魂（从蒋庆东抓一把董仲舒经学，西抓一把阳明心学的慌张样就可以看出），与80年代以美学为背景的国学热完全不同。
由此，政治儒学这一概念被推向前台。其实，儒学是假，政治是真。从大家公认的“法治”别管什么of law,by law的转向“德治”，然后再一枝开两朵，一曰“礼治”，一曰“美治”，统而言之就是“愚治”罢了。与这平行的是新儒学的复兴，而它的背景是文化社会学。这样，我们必须介绍另一个思想界代表人物－汪晖。
汪晖是极富有代表性的，他的工作历程也是无数后辈学人的偶像。从文学批评（鲁迅研究）到社会批评（现代性研究）再到近代思想史研究。顺着汪晖，牵扯出来的前辈有李欧梵，他是国内文化研究的领袖，后辈追随者有韩，旷等年轻左派和华师大的罗岗，薛毅等人（尽管华师大中文系更多人形式上追随李欧梵）。
从以前的李长之，孙伏园，到现在李，汪，钱，王晓明，王乾坤，孙，林，郜等，想做文学评论的，先吃鲁迅几乎是成名的不二法门。鲁迅很复杂，我认为汪晖的鲁迅研究是非常出色的。
接着转向了社会批评。如果说小枫是从前（古希腊和汉代今文经学）往后看，由外向里看的话；那么汪晖则是由后向前看，由里向外看。他们的交叉点在“现代性”，另一个共同点是夸张的文风，过度的修辞（陆兴华的逻辑很清晰，批评颇有力量，但“同情”不够）。汪晖真是个问题人物，他的2篇现代性的长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98年底自由主义/新左派大论战。00年，他的自选集又把口水引向最高潮。
汪晖不讲政治，讲文化，这点很重要。他的主要思想来源有卡尔.博兰尼的历史主义，有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有社群主义者的批评，他的对立面是坚持奥地利思想的原教旨自由主义。与小枫的“不食人间烟火”相反，他对现实问题很关注，也熟练掌握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是1870年以前的方法），他的终点是韦伯。
90年代末，汪晖更彻底地回到了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去，当然方法主要是海外汉学家的创造。章太炎－吴稚晖－严复－康有为；科玄论战，文字演化，通过这一系列论文，汪晖提供了沟通国学－汉学的范本，在国外很受欢迎，比刘东更受欢迎吧，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吹捧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枫讲政治，用的是哲学解释学（或者说文学，如果把德里达看作文学评论家的话）；汪晖讲文化，用的是社会学和思想史。他们的热，与中国的改革背景分不开，整个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逐渐从经济转轨走向更本质的政治转轨。所以，大家似乎可以不谈经济，只谈政治。

与阐释学和文化批评方法兴起相对应，实证主义在思想界集体缺席。经济学家的失语与经济学高度技术化分不开，把广大经济学家从“公共知识分子”转变成技术官僚。同时，随着转轨逐渐进入核心，民众的经济学常识的匮乏，经济学家的声音被大大地压制了。法学家以及部分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逐渐担当起理性启蒙的任务，前有刘军宁，后有王怡。（也许还有邓正来，冯克利，只是他们译而不述）秦晖现在是个很热的人物，但我仍然为他被划入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还是代表人物！）而奇怪。秦是懂实证主义的，且坚持实证主义，他是极少有历史感的学者，应当被看作历史学家。他的理论经验主要来源于早年对苏联农业的研究，但他缺乏思想史的训练，对西方社会批评理论的掌握也有缺陷，这使得他的定位很模糊。他对现实的敏感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影响还不足以与小枫，汪晖形成均势。

网络上没有真正像样的自由主义者。秋风以及思想评论，完全无法拿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来与汪晖，小枫的支持者竞争。自由主义者的普遍缺陷是，1缺乏计量经济学（或者统计学）的实证训练；2缺乏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训练；3缺乏逻辑训练。这些方面王怡做的比较好，影响也较大，但仍然是通过非正规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学术地位远不能被其他学者接受（尽管大家都看他的随笔）。
汪丁丁的定位也很模糊，但他现在几乎不参与争夺媒体霸权的口水战。他讲政治学，却不讲政治；讲文化，却不讲文化批评。这一切使得他脱离了媒体的第一线。徐友渔也是这样。朱学勤的话语空间大受限制，发表言论也更注意修辞，保守主义的色彩也更浓了（但绝不是萧功秦那种没有底线的保守）。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已经不是站在网络最前面的人了。去年是多事之年，一连串的打击使得自由主义者“闻到一丝不自由就恶狠狠地扑了上去”，刘晓波，余杰等与其说在研究自由主义，不如说在实践自由主义，他们没有左派那么宽松的氛围（或者说他们具有左派普遍缺乏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一切使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转入了地下。
这样，小枫的政治哲学和汪晖的文化社会学成为网络主流。经典解释，思想史以及文化/社会批评成为目前中国网络上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对此，我们还是应该理解地同情，首先要理解，然后要同情。其实，古典政治哲学与文化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冲突大的很呢。别看小枫嘲笑过伯林，他也嘲笑泰勒的，嘲笑德里达，嘲笑新儒学的。斯特劳斯看不起实证主义，但更把历史主义当作导向虚无主义的真正的敌人。反过来，形而上学与政治的紧张也不少。我们乐得看他们的冲突，如果这两派学子真正认识到理论关键的矛盾话。
在中国语境里，矛盾就更突出了。从政治出发，蒋庆等选择了公羊学。但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继承的内容却应该是古文经学的东西。好比他们从旧货店里好不容易淘出一件今文经学的外衣，里面却塞满了古文经学的棉絮；嘴里高喊康有为的名号，顶礼膜拜的却是章太炎的叶德辉牌位。蒋庆不管三七二十一，是件古代衣服就往身上套，这是何等滑稽的场面啊。
与小枫的斯特劳斯国学，汪晖的出口转内销国学相比，陈明和孔夫子2000网的根还正一些，主要继承了80年代李，庞的书院传统，虽然无法避免强奸古人的毛病，至少可以少强奸几个洋人，也不用象新儒学那样故做神秘状（我可不是对牟，唐大师不敬啊）。
李泽厚说，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我们可以发现，不仅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化都不同程度的学术化了。小枫为代表的哲学家（姑且这么定义吧）介入公共思想领域（无论主动或是被动，有意或是无意），其实是学术研究与政治相交的结果。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介入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家转向社会批评，这是政治的结果。众所周知的原因，90年代中国政治有很大的退步，同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媒体真空。政治死了，哪有文学，同时文学又是社会批评最好的政治外衣。人文精神讨论正是在这背景下诞生的。注意，从政治退出而谈文化，这才是新左派真正的开端，也是这些文学批评家与前面说的社会科学家之间最本质的分歧。如同蔡元培以美学代宗教一样，第一代新左派以人文精神代替政治精神，第二代（如汪晖）跟上以冷酷的理论审美代替现实良知。借用网络搞笑大师郭金昌的话，是否讲政治，是区分新左派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当然从文学向右转的也不少。左派作家多半是可爱的，左派文学评论家多半是可恶的，右派文学评论家多半是沉默的。鲁迅心里那点黑暗并不一定要作为罂粟花的肥料的。但80年代末那件大事后，很多有良知的人文学者选择了沉默。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如同裴多菲的儿歌，若为XX故，两者皆可抛罢了。其实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所谓的“特征事实”，左派右派也都有共同认识的。从汪晖到秦晖或者汪丁丁，他们内心的冲突也很大，否则就没法成为大师了。倒是网上那些纯粹的原教旨主义者很可爱。樊纲背了个恶名很可悲（他是有直觉也有理论的，可惜理论有漏洞，但没学过数学的人怎么知道），林毅夫的逻辑是自洽的，但无论口水思想家还是著名媒体的记者，似乎都完全无法理解经济学，有意思。

现在中文网络的思想论坛思想原创性少得可怜。既然没有思想，只有口水，还是让我们回归学术，多泡英文论坛和blog吧。
其实，一些网站还是留下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我下载过思想的境界的数据库，好像有3000余篇文章吧，不少东西至今仍然很有意义，口水只会把水搅浑，不会把思想淹没的。法社会学方面的有公法评论，法律思想；哲学方面有现象学网，人大和四川大学的思问；历史的有往复和国学网。社会批评的有思与文，世纪中国。人文的有新学院，朝圣山。电影生活有犀锐，新青年。随笔有闲闲书话，宗教的更多。网上没有值得推荐的经济学网站，即使北望也是不值得推荐的，还不如去北大中心的网下载些英文文献。
最后，我劝XX和XX消消气，你们都不是王怡萧瀚那种闻到不自由就扑上去的人，那么就让我们坚持做个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边缘自由知识分子吧。XX网站多数人太幼稚了。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因为分不清敌我，看不出谁真正反政治；他们在历史观上不成熟，普遍缺乏现实感，从而无法形成立体的历史感；他们在方法论上不成熟，阅读量太小，视野狭窄；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不成熟，他们的反美反日情绪跟张承志大骂日本是一个性质。
我们一要理解他们，二要同情他们。最重要的是读更有价值的东西，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过更有价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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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
XX兄，今晚有些兴奋，索性多写点吧。口水虽然没什么营养，酶多少也能帮助消化。
　　你说了，“把诗歌还给美，把知识还给真”，说得好像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一样，不如用海德格尔的Dichten und Denken，比较有震慑力。不由让人想起Dionysus和Appolo，启示与理性，耶路撒冷与雅典。后面你也正谈到信仰(belief)，我们不妨专门提上来。
　　我们公开谈论信仰，似乎很无礼，很不敬，呵呵。估计你和我一样暂时都没有信仰，只是个outsider，不过,外行也有外行的看法的（凭借你的“诗心”，总该比Max Muller更能同情一些吧）。我非常重视“见证”的文字，读佛教时也特别喜欢看“高僧传”，“五灯会元“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个人的直接感受，最亲切，也最动人心魄。安替是个好青年，我看他是网上很少具有“常识”的青年（王怡也有，陈永苗就没有），这与他的信仰有关。
　　我这个人笨，刚读书时总喜欢读比较XX学，这样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立场。后来知道，多数人要么听从明师指点，要么是凭着直觉直接切入的。比如不读中世纪一切解经文字，直接读圣经（不过想想，倒可以乘机学学古英语，好像李赋宁先生就推崇这种做法，但学其他文字就难说了）。读佛经也是，像我这样开始读“心经”，“坛经”的都是不入流的，真正有慧根的应该直接读厚厚的“大般若经”。伊斯兰教比较麻烦（最近看到马坚的译本重印了，好贵哦），不学阿拉伯文没法真正颂读，不过张承志也足够感染很多年轻人了（听说复旦有个女生读了张承志的心灵史后立志要去宁夏支教，不知姚大力先生会否念一声阿弥陀佛）。
　　中国真正的宗教研究其实没有多久的历史。汉化佛教也只在隋唐昙花一现，随后就一直隐于地下，翻翻宋人明人的笔记（写得琐碎的叫笔记，写得脉络清晰的就是专著了），里面几乎不会提读内典，读佛经道藏比读医书还见不得人。朱元晦在鹅湖跟陆象山拍板转，说他近禅，可见这是骂人的话，就如同我们现在说，你骂人及不上鲁迅，至少也得向李敖学学啊，怎么骂得跟甘阳一样粗鲁。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越缦堂读书记”，作者1000多页的读书日记里，与释道两家相关的才10页不到，主要也就是“法苑珠林”，“楞严”等大路货。我们知道，真正的宗教研究还是从杨文会金陵刻经开始的（多半还是日本进口），这才可能有欧阳渐的内外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现在这些都成了显学（我记不清看过多少比较熊十力的唯识和胡塞尔的东西了），连赵紫宸都好像出了文集，但陈撄宁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热呢。
　　中国的佛学起步很晚（我从来就不喜欢禅宗，我喜欢净土），但进步很快，短短几十年里就涌现出欧阳竟无（可以跟阿奎那比吗），印光（跟路德比吧），连章太炎这样的人都研究了（可惜不懂梵文）。想想祁克果，乃至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痛苦吗，不就是想撞墙吗，佛教里早就讲了四圣谛苦集灭道，大家都是痛苦嘛。另外，就我读过的脑科学报告来说，这几种痛苦在大脑中的机制也是相似的。
　　杨小凯的见证被很多人嘲笑，其实我觉得他还是严肃的，理性的实证的精神早已融解于血液中，落实于行动里了，那种融为一团的精神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是同一层面的，都是克服康德的两分法。好像现在流行宗教社会学，宗教经济学，至少网上是这样。赵晓，秋风他们完全是胡说八道，陈永苗稍微强一些，一团浆糊。
　　现在的宗教品种真是五花八门，什么实践神学，实证神学，世俗神学，希望神学；什么司各脱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今天找生物学家辛格讨论杀猪的伦理，明天布洛赫叔叔带你读童话。别看现在正流行讨论犹太教，我建议编辑赶紧策划索罗亚斯特教研究丛书，明年肯定好卖。要是赵晓他们稍微懂一点宗教，也就不会对自己的新制度经济学工具那么自信了（当然，现在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也碰到这问题，以后我们再聊）。
　　相比之下，我觉得社会学（人类学）的进路还是对的。最近我看到Mauss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翻译进来了，其实早该做了。当然，另一个大师斯特劳斯(Levi Strauss)的神话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当然，最近几年人类学者的翻译工作已经不错了，每个书店都能看到“金枝”这样的书，但我看到萨林斯的书都在打三折，估计没什么销路，我以前在论坛上贴帖子推荐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批评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看。
　　对了，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在打对折卖，不知是否这本印多了。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好像也有中译本了，还有卢曼的“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都是我极喜欢的书，我看好这两条思路。
　　弗洛伊德的书应该出齐了，于是就被打入冷宫；最近10年为什么不谈他了，我一直不懂，前一阵在犀锐读到一篇刘烈的讲座，让我好好地兴奋了一下。大家都说荣格会热，我看也未必。从我上网以来，心理学好像从来没热过（特别是我关心的认知心理学，资料更是极度匮乏，倒是做现象学的会顺便关注一下布伦塔诺），连找个像样的人吵架都不行。你如果有兴趣，下次把一些我写的关于早期心理学的东西发给你。据说，目前主流宗教学研究方法主要就是借鉴现象学的，什么悬置，什么本质直观。然后，顺着晚期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回到日本禅，顺便回到老子。
　　XX兄，有些风咱们完全不必跟。比如刚上网就看到华师大要召开“全球正义和文明对话”的研讨会，我就觉得一阵发冷，好可怕，这题目怎么那么象汪晖或者张汝伦定的，后来一看名单，果然有张汝伦，呵呵。（我不是看不起张汝伦，他在最近的十五讲教科书里为柏格森，狄尔泰单独立一章，我就觉得他很有勇气，别人一定做不到的，要是为詹姆士也单独立一章就好了）有些风跟跟还是没关系的，比如现在出了那么多尼采的书，咱们不妨也看看啊，有些书还译了多个版本，要是读得仔细，还能提高德文呢。况且，叶秀山说了，读尼采可以避暑。我想，驱寒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身体也许会发抖。
　　至于痛骂黎鸣的《西方哲学死了》，我觉得完全应当，虽然我们的朋友XX跟他很熟。他也许还停留在80年代吧，跟何新似的，说得文雅点叫没有家法，说得摩登点叫不守学术规范，说得通俗点叫不懂规矩。不由想起另一个人，顾颉刚的学生杨向奎。我读过他几本书，印象不错，看很多人也称他经学泰斗，那人应该还是不错的，即使文革里犯过大错误。但后来看他一本自编集子，说他文革期间投身理论物理学研究，推广了“量子和熵”的什么应用，还受到美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这看得我目瞪口呆，对他的印象从此也一落千丈。
　　说到家法，真实让人浮想联翩。表面上看，现在的学者学生都“好古”，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联系古今时，顿时乱了家法，也不管什么训诂，不管什么逻辑了，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例如你告诉我的柯小刚，抑或是蒋庆之流。从骨子里看，现在的学生实在毫无家法。设想一下，连拓扑学都不懂的人，何以能谈论博弈论？谈起哲学来，忽而后现代，忽而历史的终结，不读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师，哪里会有根基。
　　我们应该放声大笑，亚里士多德不是说吗，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哈耶克太严肃了（邓正来的序倒是越写越好），还要说“致命的自负”，我看不如说是“幽默的自负”。
　　诗人们一直想驯化我们。可惜，笑是无法驯化的。也许深爱着人类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让人民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从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放出来。
　　笑是最需要勇气的。

XX兄，感谢你及时的评论。我记得“高僧传”在心平书店里就有卖，还是汤用彤点校的那个版本，中华书局的。各个图书馆应该也有（也可能是四高僧传捆绑出书）。我觉得跟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圣哲言行录”也差不多（已经出了译本了，2册50块钱，哪天打到7折以下就买吧，也许有电子版，搜索一下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我到图书馆里，就喜欢看各种who is who，国内不翻译这些词典，太可惜了。
　　你说到在思想，在信仰上的反复挣扎，其实哪个人不是呢。我这些天在读廖平的“知圣篇”，所以尤为感慨。大家都会变，大师在变，小人也在变。梁任公不是说嘛，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海德格尔结婚后的改宗更是成了思想史上的大事，孕育了好多博士论文。看到有的网友说，大师就是能够养活更多人，说的一点不错。(John Nash也开过这样的玩笑)
　　海德格尔1，海德格尔2，维特根斯坦1，维特根斯坦2都好像成了专业术语了。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谁不是这样。比如斯密，早期的“道德情操论”和晚期的“国富论”思想差异非常大。有一次听讲座，韦森研究了作为语言学家的斯密，张乃根研究了作为法理学家的斯密，非常好玩。这些都没错，但还有一条很线索是作为神学家的斯密（陈永苗强调过，我同意）。如果你读了斯特劳斯编的《政治哲学史》里斯密那一章，你一定不会满意的（我估计法学院的人读了联邦党人一章，也会不满的）。我以前在网上读过Dugald Stewart给斯密写的传记，非常精彩，推荐给你。马克思也一样，现在流行读1844手稿，这是好事，得把手稿，资本论和后期的人类学笔记分开来看。但与蒋学模，何新这些风派相比，真正有反思能力的人可不是轻易地变的。最近比较令我困惑的是晚年布坎南的转向，以后咱们详细讨论。
　　读一个人的书，从他的处女作读起，直到最近的书，这是我最喜欢的方法，无论读康德还是读琼瑶。特别是在转折点上，特别有趣。我一直希望学者能多写点回忆自己治学经历的文章，要么自编年谱，要么留下日记，要么写点回忆录（最好象廖平“六变记”这样的书）。比如，梁治平的“在边缘处思考”，写得就很感人。陈寅恪，钱钟书就是太骄傲，深悔少作，爱惜羽毛（不像胡适那么有使命感，有文献意识），搞得咱们现在还要费劲地猜。
　　上篇帖子里我说了不少神学。理性与神学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说清楚，至少得先问何种理性，何种神学。在我们印象中，好像左派都不大讲理性，因为理性好像就是实证主义，就是冷冰冰的现代性，韦伯，涂尔干都批评工具理性，后现代也解构现代性，西马也评判现代性。所以，稍微讲点工具理性的人就四面受敌。其实，反击的关键还在于讲政治。我们先不讲政治，讲哲学，仔细想想，哲学的理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无论康德，马克思或者胡塞尔，都具有清晰的逻辑，冷静的头脑。胡塞尔跟的还是大牛Weierstrasse，仔细体会他的现象学（不是海德格尔的串味的现象学），一定可以感受到逻辑的魅力，甚至让人有忍不住有将他模型化的冲动。读后现代哲学，逻辑要求就更强了，否则解构来解构去，自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上次看一个网友说，海德格尔早期思想就是一个一次性的递归，很有意思。咱们要是把他多递归几次，再加入个随机变量，岂不也成了哲学大师了，哈哈。可惜今天，多数玩哲学的不懂数学，甚至连逻辑都不懂，懂诗倒成了搞现象学的基础了（海德格尔多坏），我看不懂这种现象。
　　另外有条我感兴趣的线索，不妨跟你讨论。你注意到20世纪初剑桥学派的经济学与分析哲学（主要是维也纳小组）之间微妙的关系了吗？核心人物当然是凯恩斯，他的“概率论”好像在圈内很有名。（我没见过，无论中英版，李小五的书里介绍过，把他与卡尔纳普做比较）。另一个核心人物是Ramsey，网上可以下载他的文选，40多页吧，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大也许超出我们的想象。还有斯拉法。哲学方面主要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许还有石里克什么的。这条线索随着40年代末萨缪尔森的工作而中断了，重心转到美国去了。现在已经有些英文书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只是供你参考吧。
　　思想左倾，行为右倾，这也大致符合中国的现状。我们从经验直觉上感觉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资源配置，朱学勤说得更赤裸裸一点，右派在朝，左派在野。其实你想想，左派知识份子行为上不右倾，怎么能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访学读书啊。不过我们说好只谈思想的，还是回来。
　　其实还是回到80年前的科学/玄学大论战。只是当年科学不胜而胜，今天科学不败而败罢了。几十年前就有人说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要融合，现在看来还不如大陆法和普通法融合现实一点呢。即使要融合，也是欧陆哲学吞并分析哲学，我认识的人几乎都说分析哲学死了，因为它不处理生命，意义等问题。在少数打算融合两派的人中，阿佩尔，哈贝马斯还是经常会有人引用的，引奎因的人就很少很少了（乔姆斯基和罗蒂比较另类，不去说他）。
　　站在人文的立场上骂科学，骂现代性，骂丧失人文精神，似乎底气都很足，害的陈嘉映，赵汀阳这些同情科学的学者都不敢说话了，呵呵。反过来，骂人文学者，好像在网上阻力很大（我们应该多学习方舟子的勇气）。玄学吞科学，一面倒的形势，这是很可怕的。在我看来，读书的倒掉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最缺的是“科学美国人”这样的杂志。你看过纽约时报的科学版吧，人家只是份通俗报纸啊，看看我们的南方周末，伤心啊。现在不是骂人文精神沦丧的时候，是科学精神在沦丧！
　　至于行为经济学和实用经济学继承的传统不一样，这是Vernon Smith亲口说的，也很好理解。行为经济学追溯的是华生的行为学派（与社会学和管理学都有关联），实验经济学，追随的是张伯伦，哈耶克的思想，关键在于“市场”（抽象的market，你懂的，我不多解释），在“竞争”，从市场一层层扩展出去，形成扩展秩序（当然经济学思想比费老的思想更立体）。是否讲市场，是区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最好方法了。
　　要说关心的问题，大家都关心“社会”，左派关心，右派也关心。我前面的帖子说了，社会如何可能？不妨再修改一下齐美尔的名言，研究（思考）社会如何可能？
　　工具理性靠不住，价值理性也靠不住，两头骑墙更靠不住。罗尔斯是浅薄，但与那些骂他的人相比，浅薄与愚蠢相比，哪个对社会更有害呢？你这样的学过经济学的人的好处就是，既懂得理性又懂得有限理性；既知道如何追求最优，又懂得这世界实质上是次优（黄有光说是第三优，呵呵）。现在阻碍左右之争深入的关键是，左派不懂工具理性，右派也不懂工具理性；左派不会统计学，右派也不会统计学。左派懂政治（不是政治学），右派不懂政治；左派懂修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右派不懂修辞；这才会有现在思想界左风压倒右风的大气候。在我看来，最好的药方大概就是，科普。
　　记得以前有个老师跟我说，读书就象在梅花桩（上次听说小枫练过五毒梅花掌，我更加害怕了）上打拳，你得找根桩先站稳了，然后再出拳。别看大家都站在政治哲学这根桩上，这根桩未必稳的，我看你喜欢站在社会语言学上，也许更扎实点呢。现在读休谟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什么贺麟，李泽厚这些聪明人都喜欢读休谟？），你如果真的能和休谟交上朋友，不是大师也是高手了吧。(三)
　　XX兄，接下去想向你请教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经受苦难的人在伦理和道德上，在话语权力上天然地占优？前面的几个帖子里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却还没来得及展开。
　　仍然从文学开始谈吧。中国当代最出色的小说家是谁？我想，很多人会把票投给余华的，汪晖更是给过他高度的评价。他伟大在哪里？我是好多年前读舍斯托夫的（就是林贤志编的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不知道哪年能出齐），其他的都忘记了，就记得约伯的天平，约伯说，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所以我的言语急躁。是啊，苦难的特点就是沉重。
　　余华的书是很沉重。不过，我一点都不喜欢“活着”，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感觉也一般，倒是他早期的“在细雨中呼喊”给我的印象还不错。余华的书也许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沉重的了（但不意味着根基深，我看韩少功和李锐都比他深），但沉重了就伟大了吗？呼喊沉重，说不定就变成痰气了。最近看到葛红兵的宏论，“《围城》中没有个性，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人伦，他的智慧是小智慧小聪明。在书中我对命运发出了追问，钱钟书有吗？他没有大超越的理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追问命运的小说就崇高了？除了钱钟书外，我也很喜欢读马原的东西（虽然他现在不写了）。马原的书一点都不沉重，他就喜欢设圈套，不喜欢在书里塞进大量海底沙。这样的小说就不伟大？发现自己已经跟小枫一样喜欢反问了，抱歉。不过小枫是不好，红楼梦，鲁迅本来哪有那么重的，非要把它弄重了再来拯救，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
　　说中国人没劲，我们update一下，妥斯陀耶夫斯基和博尔赫斯哪个伟大？这个问题太难了。妥的书肯定更沉重（从页码来看都是这样），但这又怎么样呢。
　　俄罗斯文化，特别是白银时代的文化在九十年代末重新兴起，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初期，这是由神学热带动的，基督，东正本就紧紧缠绕在一起。但后来，大家的视野放宽了。从文学切入，逐渐摆脱神学的束缚（连我这种诗盲都知道茨维塔耶娃了）；在后来，从政治学切入（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书都被介绍进来了。网络上同样如此，什么张晓波，谢多夫，锡兵等，不说他们的观点，但就在俄罗斯文化上下的功夫就是令人敬佩的。
　　俄罗斯是世界上苦难最深重的国家了，妥，索，别，冠以深刻是文这无愧的。但博尔赫斯的智慧分量也不轻啊。除了这些沉重的巨著，我们还有艾柯，图尼埃；还有蒙田，爱默生；我们还有尼采！博尔赫斯身体这样，还留下这些东西；莫扎特身体也不好，音乐里一点都听不出来。二流哲学家小说家加缪简直是个废人了，还老是笑呵呵的。咱们这种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人是不配痛苦，更别说为我华夏之礼崩乐坏，为我民族之缺乏人文精神而痛苦了。
　　现在谈痛苦，好像越来越时髦了（当然我自己也喜欢谈），乃至于痛苦成为了炫耀。我痛苦，我光荣；我痛苦，我深刻。齐美尔，舍勒，梅洛.庞蒂乃至福柯；朱大可，张志扬…（我记得一行写过篇“痛苦的现象学”，对他印象非常好）王国维死了，张国荣也死了；王国维有一根鞭子，跟别人不同，张国荣喜欢穿裙子，跟人家好像也不大一样；据说，王国维之死有六种说法；张国荣之死有几种说法我还没搞清楚。当然，有些理由很没劲，诸如王国维被罗振玉逼死（溥仪和郭XX说的），诸如张国荣染上了AIDS。但左派们非采用陈寅恪的说法，给王国维戴上顶殉文化的帽子。至于张国荣嘛，当然是殉艺术了。死，当然是痛苦的，但把自杀解释成行为艺术，我真的感觉到一种黑色幽默。
　　当代大学生或者年轻白领是有很多可以“痛苦”的地方。考不上大学是痛苦，考上大学要过六级更是痛苦；想出国申请不到奖学金是痛苦，申请到奖学金签不出去更是痛苦；出了国要干活是痛苦，第二年拿不到奖学金更是痛苦。
　　记得上次我们大家见面聊天时说到，一国精神病发作的比例（或者用自杀人数比例，这两者间有线性关系的）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我现在想想可能有两个问题要修正。一是具体的关系可能是倒U型的库兹涅兹曲线（不过这样一来右派就在左边，左派就在右边了，呵呵），二是必须剔除文化制度等因素，这就要引入Frey，黄有光等做的快乐指数。当然，快乐与痛苦从来不是对称的，因为快乐远没有痛苦那么简单。边沁老先生列举了14种快乐，人家还要跟他argue，算算比起佛教里的八苦要多很多了。尼采和帕斯卡在基督问题上矛盾很大，但在人生态度上倒很一致，都反对无病呻吟地追求德性。我可没指望咱们这些口水象“致外省人信札”那么深刻，爽就可以了。
　　尽管当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精神痛苦和身体上打击的痛苦有类似反应，至少在EEG上看波形是类似的；尽管我一直和你说要同情新左派；但由于“政治性”，我们得后退几步观察。实验心理学派和构造心理学派的退出，早已经暗示了将个体痛苦普遍化的进路命运。小枫其实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一再强调自娱的性质。可惜左派里不是个个都那么聪明的。
　　绕了一个圈子，好像又必须回到上次我们说到的“特征事实”（卡尔多术语）。因为左派和右派的无知，对特征事实都一无所知。而讨论的深入又必须先退回到这条底线上来。右派一般比较懒，不愿意田野调查（周其仁当然是个例外）；左派不懂统计学，所以有时候看这些大师吵架真累啊，好玩倒是好玩。举个例子，基尼系数好像是新左派很喜欢的工具，但我敢打赌，99%的左派不懂它是怎么算出来的（最近在XX论坛看到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在这个教科书问题上出尽洋相，实在好玩）。刨去统计误差，基尼系数还有多种算法，每种算法都有很大出入。此外，不同区域的基尼系数的意义完全不同，国家总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多大意义。不同文化对不平等程度的承受力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新左派们说中国社会不平等，理由是报上抄来的基尼系数，我们怎么能不放声大笑。
　　但有些特征事实是坚定不移的，阿伦特的反思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孙志刚之死，911的几千条人命，四川井喷的几百条人命，这些都是事实吧。你学过博弈论，应该知道Aumann的认同不一致定理的。在孙志刚死后，只要是没发疯的人，都知道他被不合法（不管自然法还是实证的法）地弄死了。事后，理性的人（谦虚是经济学理性的必要条件，因为必须承认自己有未知的东西，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必然能就这件事的概率达成一致。于是，孙志刚非法死亡，这就可以作为一桩特征事实。我想，我们是顺推的，经验的，我们设想的讨论底线也许比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更可能实现一些吧。
　　我们还得具体区分不同的苦难，但我不能说得更远了，例如余杰是没资格要余秋雨忏悔的，杨小凯有资格吗？韩德强是没资格同情伊拉克人的，法拉奇有资格攻击伊斯兰教吗？我无法简单地回答。好在我们都知道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呵呵）和“共同知识”和“Kakutani不动点”是等价的了，这就足够啦。（四）
　　
　　

XX兄，每次都是你的回复，使我很感动，产生了多发泄一点的冲动。
　　林国荣教授的批评已经看到，真给我面子，我一点都不生气，真的，呵呵。这些政治哲学第二梯队的朋友我们都熟悉极了，了解他们的性格。我其实一直很喜欢林教授的，他很直率，很愤青，直截了当，至少没有引用罗马人的话来骂我，这点就比XX网站站长未老先衰，扭捏作态的pose好看多了。我们这种粗人不懂周礼，余杰应该也是不懂的，林教授也不喜欢讲华夏古礼，这样大家吐起口水来才爽啊。吵架就应该向甘阳教授学习，直接骂老前辈“不要脸”，这才生猛，韩，旷，王等一班小左们不还得在后面乖乖地学着。
　　林教授的文章我还是一直在学习的（包括跟张远山同志吵架的牛文），那篇霍布斯的长文我还打出来学习来着（不过评张五常等几篇文章太烂，不多说了）。翻译了多少斯特劳斯的文章，这不重要，毕竟也不是左派才能懂拉丁，希腊文的，但新左派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态度倒是我有兴趣的。因为他们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只有新左派才是真正了解农村的。
　　我们必须肯定很少一部分人，新左派不完全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象张旭东教授那样无耻的学者，“在文革中以腐败行为纪念巴黎公社”，我看不见得怎么主流。孙立平及高徒应星的工作就不错，我很喜欢他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林教授也是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呆过的人（好像另一位林毅夫教授也是呆过的吧），也去过几天农村，但要说对中国农村了如指掌，那玩笑真的开大了，恐怕杜润生都不敢这么说的。
　　我们是学过一点计量经济学的人，多少还知道什么是大样本，知道什么是自相关，什么是内生性问题，什么是自选择偏差，所以胆子都被吓得小了。虽然我和你都不做实证了，但我每次看到真正做实证的人都无比景仰（除了在统计局做实证的人）。
　　我记得赵耀辉做人口流动时在山西农村抽了500多个样本，最后的文章发到“美国经济评论”了，应该算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了吧。但她自己也承认，数据远不具有普遍性。解释山西都有些勉强，何况解释一片啊。（我们以后专门谈吉尔茨的问题）现在每年福特基金，世界银行给中国研究扔了那么多钱，尽管多数打了水漂，但还是拿到点有用的数据的。凭这些数据，能够勾勒出几个城市，几小块土地的状况已经很不容易（读过林毅夫，李实，赵耀辉，赵忠等的文章，再看现在的实证研究，几乎每篇都是胡说八道，技术上都通不过，骗谁呢，可悲啊），远在美国的甘阳教授可以为十多亿人民描绘文化成熟，政治成熟的民族共同体，手笔着实大的惊人。
　　不了解农村情况的新左派何以能自诩农村专家呢？他们真的知道化肥多少钱一袋，粮食多少钱一斤吗？可悲之处就在于自由派的朋友自己不争气，他们自己也确实不懂农村情况，更重要的是不懂方法论，也缺乏左派的勇气。理论上既已经不敌，实践上又确实无知，最后就真的沦落为“精英”（数学先生的术语）了。
　　自从邓晓芒的“灵之舞”出版以后，“人格表演”的概念逐步被大家所引用。你觉得高夫曼现在热不热？我不大清楚，至少不算冷吧。为什么那么多新左派们会在幻觉前如醉如痴，为什么他们会对虚拟的帝国主义怒不可遏，为什么他们会自以为改变了多数大学生的思想。他们在虚拟世界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导弹来，火箭往，煞是热闹，究其根本，表演两字而已。
　　我们这些口水自然也是在表演，只是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小演员，不像左派们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既然我们的口水被转到了关天，观众多了，犹如绍兴乡下的“小热混”搬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我们就多拿出些力气吧。据说，李猛就很具有表演天赋，喜欢从别人迷惘的眼神中体会那不可言传的快感，嘿嘿。长期的表演刺激，会逐渐刺激大脑，形成多巴胺的回路。一旦个体的表演欲无法满足，个体就会焦虑痛苦，就会坐立不安，跟毒瘾犯了一样；老虎没了牙齿，名角倒了嗓子，张五常现在这样实在让人可怜，至于何新这样的嘛，你知道我会用什么词的。
　　根据库利和米德的说法，主我在前台表演，宾我就在台下看呢。这里有一种自我纠正，自我提醒的机制，台上的主我和台下的宾我眉来眼去地交换着信息。要是主我演过火了（跟这次赵本山徒弟的表演差不多），不等其他观众喝倒采，宾我就意识到了，及时改正，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critical thinking。左派是懂政治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表演不能在公开的舞台，否则一片嘘声就演不下去了。这年头没有火刑柱，没有断头台，左倾又可以躲在国家机器的阴影下，可以躺在旧体制的皮上反对转轨（以北大改革为例），左派为什么还要高举斯特劳斯的大旗做神秘主义状呢，既然真理要秘传何必再翻译那么多书，到全国各地开馆收徒呢，就不怕被城邦的敌人（我可没资格）偷听去啊。
　　无论是“读书”变成新左俱乐部，还是“乌有之乡”上演的“哈耶克与法西斯”的闹剧，抑或是人文学者的书单，一切的一切，都显示了左派内心深处的恐惧。（既然推荐了K.Polanyi的“大转折”，为什么不敢推荐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或者M.Polanyi的“个人知识”？）他们不但怕观众的倒采惊醒其他更多的观众，更怕把下面一直打瞌睡的宾我给吵醒。没有吵醒宾我，他们还可以做“真诚状”，一旦吵醒了，他们就真的人格分裂了。
　　真理其实并不太危险（危险还是有的），危险的是冒牌真理被揭穿。故而，自然科学家（包括多数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少数法学家）晚上睡觉都很安稳，不会闹人格分裂。对他们来说，主我和宾我都是清醒的，随时在沟通，他们知道自己的表演哪里有问题，尽力去克服就是了。一骂就跳的都是对自己的表演毫无信心的主。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左派拉拢的都是那些智力极为低下，根本不懂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了。文学可以修辞，对社会进行修辞得用意识形态，这可就麻烦很多了。特别地，受过现代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训练的人脑子都特清醒，每个推论都要讲个逻辑，问个why？为了保证演出成功，只能请些不入流的学者来助兴了（当然还得区分认识能力低下和人格分裂两种情况）。
　　现在大家都要分前台后台，但所谓“政治性”的介入打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配置（斯特劳斯真坏啊）。读书是个公共媒体吗？曾经是的，但现在显然不是，现在是新左派讨论家务事的后花园罢了。现在我每次看“读书”，都能体会到窥探新左派私房事的乐趣，很有意思的。其他杂志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什么视界啦，比较啦，问题啦，论证啦，我都记不清了。万象和书城本来就是小资选美的地方，与政治性无关。汪晖毁了读书这块最后的公共论坛，谁还能撑一个起来？网络更有技术控制，power可比公共市场大多了。毕竟在书店里，不管左派右派，能掏出6块钱的都能把读书拿走。（对读者进行三级价格歧视的信息甄别成本太高，且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制设计问题）书店里，哈耶克的书要是放在斯特劳斯隔壁，恐怕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在网络上可就麻烦喽。最后，双方划清界限，并且在边界上不断制造摩擦。（就跟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僧王老挑衅外国人一样，呵呵）
　　真正自由主义精神从来是可信而不可爱。我一直主张退后寻找共同的对话基础，如以前说的”styled facts”；寻找共同的对话方式，如遵循语法和逻辑的汉语；寻求共同的对话理性，如亚里士多德的“审慎”。实用主义就是不可爱的，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它不彻底，但它是真实的。英美的思想，处处体现出一种“审慎”的深邃，智慧和幽默。比如罗尔斯，固然做的很笨（刺猬嘛），但“聪明”人是做不出笨东西的。斯特劳斯做出东西了吗？又比如海萨尼的伦理学，改良了的功利主义（我可没看全啊，因为书不好找）；德沃金的拍卖理论，看起来都很笨，但用苏力的话说，这是人家的贡献啊。左派学者的贡献是什么？行为艺术吗。
　　你暗示我滥用博弈论，这是个重要的提醒，也许前面写得太爽了吧，把 “审慎”给忘记了。我使用博弈论术语，只是想借用它的思想说两条最基本的对话伦理，也许晦涩了点吧。简单点说，一是“竞争”，在戏台上，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二是共识。911发生了，杀死几千条生命，这是个特征事实，这是极大的罪恶，有理性的人都承认吧。
　　泰勒说，现代性是自我的认同。那么，有多少学者敢真的认识自我呢？（猪啊）
　　
　　我这段牢骚太多，痰气太重，不好意思。李泽厚说，自由派不宽容、新左派不公正、基督徒不谦卑。这三句话真是点在穴道上了。我这篇文章不够宽容，也不够公正，也不够谦卑，争取下次改好一些。

XX兄，这篇评论可让我见识了你的文采，真是狮子吼啊。
我本来对林国荣教授那篇文章没有太多的兴趣，看了眼标题就把浏览器关了。现在外面研究“知识分子”的书太多了，所谓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研究（就跟我们不借助工具，用人脑猜人脑的构造一样好玩）。不过，读了你的评论以后，我倒是对他这篇大作产生了兴趣，我先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再评论你的东西。
现在在国内庙堂之中研究知识分子的领袖应该算是许纪霖吧（汪晖只是把知识分子研究作为手段，许纪霖则同时把它作为目的和手段）。我对许倒没太大意见，他毕竟还比较审慎，比较克制（尽管有些时评有些糊涂，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认为他的学问是有破绽的。一方面是食洋不化（不管是布尔迪厄，麦金泰尔这些真鬼子，还是张灏，杜维明这些假鬼子，抑或是柯文，史景迁这些不真不假的鬼子，呵呵），一方面是对国内材料把握能力的匮乏，所以总免不了概念先行，功能主义。相比起来，谢泳和丁东先生的工作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了。前一阵流传网上的章诒和的6篇回忆录（最近竟然出版了），也许是去年网络上最值得读的东西了，当时我在XX对着屏幕看到半夜3点（还好是液晶屏），然后久久地睡不着。
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东西，我们再回头看林教授的文章就很有意思了。林教授的视野很开阔，古－今－中－外引证法，这本是他们的基本功（如果他能多向二爷学习，也许还能扩充成为中－英－德－法－拉丁－希腊的六语空间，日语是必须要排除的，因为是蛮夷）。我的胆子很小，只想就他的题目问一句，
80年代末那件事情以后，90年代的知识分子何以可能？
我壮着胆子小声说一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可耻的。在90年代，还有点“知识分子”良知的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做“人”。说（包括吐口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记得以前看著名女性主义领袖李小江的文章，她问张抗抗，90年代初你怎么不谈女性问题了。张惊讶地盯着她，说那时候人都不是了，还谈什么女人。由此可见，李小江教授是个更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首先考虑的是做女人，而张抗抗毕竟有小说家风度，做人是第一位的。
现在翻翻80年代的书，什么走向未来，什么文化：中国与世界，看看上面的编委会名单，现在有几个还活跃在台上的。金观涛走了，李泽厚走了，刘再复走了，甘阳走了，连易大旗都走了；更多的留在国内的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改行，选择了下海；吃喝嫖赌，哪个不比做9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更高尚？
林国荣教授虽然早慧，又有高人指点，但真正混（我们还混不进呢，呵呵）进思想界也是90年代末的事情了，你们都还算70年代（末）的人了，前辈啊。但咱们都还算年轻着呢。我们趁还在做学术混混的时候多吐点口水，象李敖一样，年轻时候拍张裸照（有没有看过网上臭名远扬的当代大学生丑态，哈哈），以后得了那说不出口的病还能聊以自慰。最近翻翻陈村和林白的对谈，林白说真后悔年轻时候没拍裸照（现在有DC真的方便很多啦），但写情色小说的机会再不能错过了。做个作家，一辈子不写篇情色小说有多失败；做思想史，一辈子不研究叶德辉和周越然，那还有什么意思啊。毕竟，人不能总是尿那么高，林教授不行，我们也不行的。
顺着80年代末的事情追溯到文革，再跳一跳追溯到49年，跳得远一点就是54，或者再远一点清末修宪，百日维新什么的；其实追溯到50万年前非洲猴子入侵我华夏或者百万年前的Homo Sapiens随着脑容量的爆炸而第一次走到一起，一，而且起，猴子从此站了起来；我都没意见。关键看你怎么论证了。
我们都知道90年代的大学是多么可耻。昨晚又看到新版上海批评家地图了（不管是不是朱写的），90年代初一系列文学杂志停刊（陈村好像列过个目录），上海一大批文学评论家改行，要么就出国，而王晓明陈思和迅速崛起，奠定海派宗师的地位。这就是90年代思想界的缩影啊。看看90年以后的读书，感慨尤为强烈（好像现在大家都有电子版了），从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中可以深深地看出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95年以后，风向变了，读书主编也换了，读书也变了。00年之后，读书又经一变，画上一个不圆的圆圈。
新左派为了强调自己知识上的优越感，总拿大学说事，其实这套80年代就不灵了。群众的眼睛虽然不是雪亮的，但铜钿银子关心惊，中国大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林教授自以为过去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这是荒唐可笑的。但现在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这倒是恰如其分的，在海南这种“刀耕火种，乌烟瘴气”的荒蛮之地进行柏拉图学院式的教化活动，在阳光海滩下享受意淫的乐趣，这不正是无数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还是很喜欢林教授的。还是上面那句话，吃喝嫖赌，哪个不比做个中国知识分子强？
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我们前面讨论过了，也许没讨论清楚，那就放在以后接着讨论。我这人喜欢说社会，不喜欢说国家，你看，我就缺少政治这根经，所以说话不敢像他们那么底气十足。
我这段口水完全是你勾出来的啊，这里面有你的责任，昨晚明明说好退回来反思的，呵呵。不过年纪轻轻就模仿阿城那样的仙风道骨也没意思，搞得像cosplay一样。我觉得，你的评论有点简化林教授的思想，他不是想说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有什么好多说的（所以许纪霖想不开啊）；也不是说大学，虽然保护既得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如James说衣服也是ego的一部分，人家打你耳光你自然要躲，扒你的衣服恐怕你也是不乐意的吧），但大学改革这阵风已经刮过了。林教授的真正意思是最后2个字，国家。这跟甘阳同志的意思是一样的，换了件衣服出来show一下罢了。
我和你一样，从来没有试图说服过新左派（如果以前有，那是我的幼稚）。但我们得说服自己，免得跟左派一样精神分裂（某些新左，如韩德强是不会分裂的，他是认知障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XX兄，昨天我们火气都比较大，应该检讨。今天先把上次留下来的几个问题列出来，免得忘记了。
　　第一个问题是，我的表述，是否有故意把水搅浑的倾向。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学术争论中常识的匮乏。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能否用其他形式的争论来代替简单的左右之争。
　　
　　第一个问题私人性很重，不过我也确实认为应该说说清楚。我这个人心太软，所以左右夹击也是活该。让我酸一点，引用Demades的话，我偶尔自相矛盾，但我不与真理相矛盾。谦虚是美貌的根本，我们也都知道读书是件很boring的事情，不管是读政治学还是理论物理，所以还是尽力多同情一些。八十年代末的那件事情，对部分新左派的核心成员，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汪晖有时也会谈到他的心路历程，好像那时候他躲在内地的大山里隐居反思，后来才悄悄杀回北京。他在那段时间里想了什么，怎么会出关以后变得那么左？甘阳也一样，90年代之后的表演与以前判若两人。芝加哥固然是个伟大，伟，而且大的熔炉，但甘阳自身的经历显然更为重要。盛洪以前说了，天则的对话规则是不要怀疑对方的立场，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商。也许盛洪是无心，但这里面确实包含了博弈论和反斯特劳斯的想法。后一个约束条件就是理性人的假设，即我们必须要求对话双方有理解别人话语的能力，一般来说，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能力。第二个约束条件很强，其实盛洪的意思是排除对话中的政治性。比如，也许我是杨帆的亲戚，你是韩毓海的亲戚，我们故意在这里大骂新左派，然后让李陀的亲戚转贴到关天茶舍骗个红脸，扩大影响，同时委托张汝伦的亲戚通过柯小刚联系林国荣，让他对我们的文章进行猛烈地评判；我们通过反击吸引自由派的人加入口水战斗，最后我们反戈一击，在汪晖的领导下拉拢各路左派对自由派进行围剿，通过在读书发表大讨论的方式宣布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长达数年的论战以新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怎么样，我如果不说出我们微言中的大意，网上的思想家们没有戴上斯特劳斯的“魔力眼镜”的话，打死都猜不出我们的用意吧，呵呵。其实大家都天真的很，谁会像斯特劳斯那么坏。但既然某些学者已经被教坏了，不诚实了，我们的最优策略也只能从纯策略转向混合策略，把水搅浑吧。
　　据说，学者家里最重要的地方是书房，如女人身体的某些部位一样，是绝不允许别人参观的。如果被人家看见了，学术上就一点秘密，一点垄断也没有了。好在许多学者早已经想通，采取了更高明的手法，政治手法。他们不在乎把自己的独门秘笈拿出来给大家看，甚至还卖力地翻译进来，送货上门，唯恐别人不看呢。要么书上涂了毒药，要么书里的词句颠倒，练起武功来经脉逆行，走火入魔。聪明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书（比如任我行转送给东方不败），只可怜了那些天真的学生，成了东方不败还不自知呢。
　　我这种人比较无知，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相信我相信你知道我的无知，不是从文本，而是从Gesture中知道的（这个词很微妙，我觉得理解Kreps的“聚点均衡”不妨从此入手）。所以你不会想着政治性来和我聊天。我是说过梁漱溟不深刻，但这不表示我不尊敬梁漱溟。最近他的“中国文化要义”（好像是这本，世纪集团的世纪文库，很贵）重版了，2本年谱好像卖得也很好。但仔细读他的“宇宙论”，很粗糙，他的儒学（王心斋的心学），东学（唯识）和西学（柏格森）都不是特别深入，他固然有自己的思想，颇多创见，但比起熊十力来，还不够缜密（熊当然也有问题，不够原教旨，否则争议也不会那么大）。牟宗三看不起梁漱溟，是有一定道理的。牟很不错，但也不是圣人。从最近网上连载他的“五十自述”可以看出，毕竟还只是五十岁的牟，而不是八十岁。小枫也嘲笑过牟，这也无关紧要。我列举了那么多学者的不是，但这不表示我不尊敬他们。即使梁完全不懂学术，他和晏阳初的事功也会永垂史册。况且，牟可以看不起梁漱溟，我们又不是牟，我们又没通读过宋儒学案，我们凭什么看不起梁漱溟？正如章太炎可以看不起胡适，说他根也没有（周黎庵回忆）。甚至杨树达也可以看不起胡适，但我们不行。自己有多少分量自己最清楚了。
　　我的话容易被误解，可能是铺垫不够。比如现在大家都说波普浅薄，有一次我也随口说了，马上引起别人的不满。其实说这些话的人的意思，一般就是说，波普的柏拉图解读比起斯特劳斯学派来，没那么精彩没那么深入，就这点意思（当然柏拉图真的怎么想的只有问他自己了）。但反对这句话的人，对柏拉图根本没兴趣，跟我讲的是科学哲学。我估计他理解成，我看不起波普，那么我就是信仰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了。这些都是我不好，以后说话必须尽量谨慎。对罗尔斯的批评也一样。从70年开始，正义论经受了多少口水啊，害得罗尔斯晚年还不得不连着写书继续阐释以前的工作。正义论当然是有问题的，否则像红宝书一样，大家人手一册，学习就行了，还争个什么争啊。但争归争，讨论道德哲学没法绕开他吧，他的地位摆在那里的，根本不是哪个人说他不行就不行的。
　　虽然我有故意把水搅浑的倾向，但我还是很重视家法的。我们以前似乎讨论过，方法论很重要。大牛Stigler认为60岁之前不应该谈方法论。我理解他的同情心，怕毒害小孩子，但我的看法和他反过来。我们固然没必要天天讲方法论，但每隔三年五载就应该复习一下方法论，把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的书拿出来再看一遍，如同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经常搞搞思想卫生运动，可以保证思想健康。
　　
　　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是先谈谈原教旨自由主义，如张五常和薛兆丰。照理说，这些极右的人是完全不值得讨论的，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最简化的自由放任思想。除了这一工具外，他们有的就是常识和逻辑了。张五常自述读书心得，从习得许多招数，逐渐忘得剩下三招，两招乃至一招，最后就凭着这一招（需求曲线向下，连理性人都不要了）可以做一切的经济解释。这本来是很可笑的事（功能主义），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他们的常识却是极为宝贵的。我们以万科的经济论坛为例吧。在目前中国，与法律网站的繁荣（虽然随着法律思想网的转型，高峰已经过去）相比，经济学网站建设的落后值得我们反思。眼光放宽一点，经济学人在思想界，乃至经济界（而不是经济学界）都普遍地失语。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是韦伯说的以学术为志业（除了极少部分名校的老师），也不是学术范式转轨时的断裂（事实上，断裂层已经过去了），真正的原因是学者自身的堕落，不求进取。不客气地说，经济系往往是一个学校中读书最少的专业。
　　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经济学散文，经济学随笔倒奇迹般地流行起来。00年以前的读书，经济学这块始终是最柔软的下腹部。樊刚，盛洪，汪丁丁构成了主要撰稿集团。这三个人的特点都很突出，但毛病也都很突出，固然是读书里的一道风景，但却很难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经济学界真正的问题意识。随笔这股风是张五常带起来的，有段时间，苹果日报连载，我就天天上网等着看张老伯的文章，很有意思。随后，张的无数崇拜者以经济学消息报为阵地，掀起一阵又一阵高潮，经济学家茶座出版是顶峰，最后以张五常的消失谢幕。这段历史你恐怕比我更熟，我不多说，背后的原因，我想我跟你也不会有太大分歧。一是张五常的明星效应(乞力死马)，二是经济学本身转型过程中大家找口饭吃。
　　在网上，最有号召力的是所谓“博士咖啡”，最初四个人是赵晓，钟伟，巴曙松和高辉清。你应该知道他们的背景，基本上都是做宏观和金融的。他们几个人都具有一定的学术训练（毕竟土博士还远远说不上严格，甚至不见得比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更扎实，当然比起只会一招的张迷好多了），他们做的宏观预测，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巴做的银行改革）还是不错的。但是，离开了本行，他们的工作就显得非常可笑。诸如赵晓的什么单身女子分析，钟伟01年以后的许多杂文，实在惨不忍睹（我想，跟万科的捧风有关）。
　　随便举个例子，去年夏天非典，那里进行了“非典是否影响GDP”的讨论，这简直荒谬之际。一个人不能去干活，还要在医院里吃饭，吃药，上呼吸机。一台进口的呼吸机多少钱，网上一查就有。每天换口罩，换衣服，这又要花多少钱。花去那么多医疗费，是否会影响一国生产总值，难道还需要经济学分析吗。另一方面，一国最后的GDP产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凯恩斯早就说了，没事造金字塔就增加总需求了。最终GDP会是多少，跟消费，储蓄，政府行为以及出口状况都有关，需要复杂的计量模型分析。我完全不懂这个问题有什么争论的必要。这时，倒还是薛兆丰的一篇文章脑子清楚一点，把这个常识说出来了。
　　经过好多次这样的闹剧，现在的万科早已经一塌糊涂了（包括经济人俱乐部隔壁的思想评论），博士咖啡似乎也有些过气了。本来嘛，他们的知识就只能去做宏观研究，金融研究，捣什么乱。（从经济研究资料转载的东西也可以看出学界的堕落）最近看到第一期读书上，有一篇卢周来的短文，讨论国外是怎么批评“破窗理论”的。我无话可说，倒也习惯了，前面的帖子已经说过了，新左派竭力拉拢的经济学家都是那些吃不牢弃的人。
　　我们还是谈思想。我一直跟别人说，张五常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讲最简单的逻辑。我们都见识过逻辑的力量，虽然张五常号称只会一招，但他化腐朽为神奇，这一招浑然天成，那些想骂张五常的人根本不认得他这一招。
　　但张五常不讲实证，事事从直觉出发。撇去那些不稽的狂言，他最缺的是modest的态度，不肯后退，这就使得对话成为不可能。我前面说了，一切关于现实的对话的基础是styled facts，但张五常和那些左派一样，为了保证逻辑一致，不惜背叛styled facts。唯一不同之处仅仅是，张五常追求的是逻辑一致，诚恳的左派追求的是美，人格分裂的左派追求的是政治。张五常普及了一些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识，但也开了个很坏的风气。风头上的人都不学无术，少数学习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又都被彻底异化了，完全无力（也不敢）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大众经济学”已经臭名远扬了。不过我还是同意林毅夫的思路，中国的经济学家太少了，以后会多起来的。在美国，每年开年会都有5万个经济学家参加；在国内，突破500了，这是个好兆头。只要“林子大了”，一切就都好办了。
　　这篇东西太琐碎，也不够深刻，但我尽力把我的方法和网络上混乱的现象勾勒出来，铺垫一下，以便我们以后的口水不要被人误解吧。
　　第三个问题太复杂了。留待明天再说吧。
　　
　　**，如你所说，现在的确应该退思和整理。然而为何？J?奥斯丁说得好，“我所非讲不可的东西，既不难懂，也不是为了引发争议；关于它我要声称的唯一优点就是真，至少是部分地真。我要讨论的现象极其普遍而明显，因此它不可能不曾，至少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被别人注意到。然而我尚未发现有人专门地研究过它。”我们的这个对话当然不能和奥斯丁的学术相比，因而也就称不上真；但有一点，我们不是为了战斗说这些话的。如你在一开始所说，这个对话的目的，更在于反思我们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的）深入讨论（理解）提供基础。现在既然这东西上了网，就不能说完全是私人对话了，它变成了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人的语言游戏；并且是在公开的舞台上表演。这就使这种对话具有了game（当然不是你我之间）和performative的双重性质。用李敖先生的话来说，好像在厕所的墙上写字。这样看来，网上的口水，重要的不在于厕所墙上的书法，而在于排泄过程中的快感。你知道，我无须向你说明这句话不是针对我们自己来说的；奇怪的是有人搞不清臭矢分飞和花团锦簇的区别。
　　在网上我们常常面临这样合理的责难，你们凭什么认为人家所讲的一定是shit，而你们自己所讲的就不是shit？张五常教授认为，你没有研究过三十年的新制度经济学，你无法说我错了。同理，你没有大段地翻译施特劳斯，动辄写一些洋洋上万言的宏文，你也就没有资格批评左派政治哲学和复古。平心而论，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持论公允的，但是我仍然不能同意这个结论。我愿意据两个例子来佐证我的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网络狂侠方舟子的。我们不对方舟子做任何评论，但是你知道，方舟子打假，对于自然科学和文史哲的策略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方面他主要是打“假”，如：剽窃、伪造等，而文史哲方面他也打“假”，但主要不是反对赝品，而是低劣的制造。因为有些原创的制造，明显的疯话是比赝品更为可怕和流毒的东西。这样问题就来了，人文学者于是说，你方舟子也没有拿过文史哲博士，没有过文科的专业训练，凭什么说俺产的一定是臭大粪？你方舟子的明史就不是比俺更臭？原来他们愤怒，继而洋洋得意的，不是方舟子说错了，而是方舟子不具备说话的资格。我相信在网上对我们作此提醒的朋友都是善意的，但此种问题的出现，半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半是一直以来左派人文学者表演的产物──他们混淆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工的结果是专业化，而不是简单的分立开来生产；专业化的结果不仅在于产量的规模报酬递增，更在于制度的演进和变迁，换言之，合理的分工专业化的后果是良序良能的制度的产生，而不是截然相反的“烂泥塘”和青红帮。这是杨小凯和黄有光先生的学术贡献，你应该比我熟悉，就不多说了。我没有王小波先生的幽默，我只能说，现在的人文领域，在某些地方，就是青红帮和烂泥塘。
　　第二个例子，关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有人说，这是所有哲学史里最浅薄的一个版本。罗素先生在序言里说到，“我毫不怀疑，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除了莱布尼茨而外──很多人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其结果就是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窄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东西了。”我们知道，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缺乏一般哲学家对康德的应有的尊重，也可以说很不全面和彻底。他像是以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康德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他是沿着自己的路子进入康德的。比如他在批评康德的空间理论时说：“空间被想象为无限而已定的量。这是住在像科尼斯堡那样的平原地方人的见解；我不明白一个阿尔卑斯山峡谷德居民如何能采取这种观点。”至少这个见解我们难以反驳，这就是常识和逻辑的力量，还有就是，虽然知识分立，话语专有，但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论证基础还是存在的。敏锐的人有能力抓住学问的要害，从而一举揭破貌似深刻的理论中的荒诞和愚蠢，而这一点不是能为所有的人所意识到。你知道我不是在说康德和罗素。
　　现在我们要退思的问题是：把这场对话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你说的不错，应当心平气和，你又说看看已有的文字“把左中右三派都得罪了”。我以为这倒未必，即使天大的面子使然，我们也不是因为言多不恭而要退思。你说的那个原则，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和智商，我以为是理性对话的基本条件，我们必然要坚持这个原则。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有了这个基本条件，理性对话也未尝是可能的。因为左派人文学者向来是不怕“以最清醒的意识，来安度最疯狂的生活”，如果他们及惟其马首是瞻者和你对话，就一定会怀疑你的动机、智商、根底、能力、以及资格。我以为最后这一个词极其重要，并不仅是对我们而言，原因我上面已经解释过了。所以，如果是你和我之间的单纯交流，问题就很简单了，不仅是你知道我知道；但现在我们和网上的一些人有点非合作博弈的味道。这就不是我们之间的制度安排的问题，而成了策略选择的问题。按照博弈的思想，我们一开始甚至不能确定自己的纯策略，但是在演进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稳定在纯策略上，这也是唯一的均衡解；只是我们可能始终无法预料这场博弈的最终后果是怎样的。对于打算在网上吐口水的人，这个思想同样适用。左派人文学者及其拥趸大概是不屑于接触这种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的，但是为了不至于使他们自己荒唐起见，也为了公平博弈的原则，我还是希望左派人文学者及其拥趸可以稍微学习一下海萨尼的《由“贝叶斯”局中人参与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和赛尔滕的《论不对称动物争斗中的演进稳定策略》这两篇文章。
　　**，今天的口水是在预料之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你是把人家给骂了，无论你这骂是多么有凭有据富于理性持论公正，难道现在就不允许人家反过来骂你？何况左派人文学者向来是不怕简单地批评和谩骂别人的。既然是这样，对话的建设性意义何在？
　　我想说，尽管表面上是我们挑起了这场对话，但是我们是无足轻重的，现在有人参与进来，有了谩骂的声音，这只不过是近年来左派人文学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科学和狂信之间的遭遇的一个影子而已，我们既无权代表自由主义者，更无权代表科学说话，我们制造了这一个影子，我们是使得有些道貌岸然的国家知识分子“立此存照”者。我们之所以要说话是因为有些问题如此重要，哪怕是进入厕所和烂泥塘也无所谓。但我们并不是茕茕孑立的被抛到洞穴外的影子，并不是分崩离析的原子和这个星球上笨拙地爬行着的微小生物。
　　我听说过这样一个遭遇，这个遭遇的情景时常浮现，我把它看作近年来科学和狂信之间相遭遇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有一天在一个什么交流活动中，一个哲学系学生和一个经济系学生相遇，彼此介绍后那位哲学系学生道：“哦。经济学，你们经济学是什么东西？你们谈恋爱讲不讲成本？”你可以预料一下这个对峙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沉默，经济系的学生“哑口无言”了。在我听到这则故事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谈恋爱可以不讲成本吗？”──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定义成本这个概念──经济学中的概念从来就不是定义出来的，问题是无论我们在什么范围上使用成本这个概念，谈恋爱都不可能不存在成本这个变量。极端疯狂的人可能会不计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本不存在，事实上不计成本的后果往往是极大的成本。但你如何去说服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明白这一点呢？于是毫无道理取得了“胜利”。我说过，这种辩论的结果丝毫不能改变事实的真，也不能影响到真理。你说真理并不危险，危险的是冒牌真理被揭穿。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如果这位经济系的学生能够具有更大的勇气，对自己的学科能有基于理解的自信更多一点的话，结果就不会这样了。你把这现象归结为“堕落”，我以为并不为过。当然很可能这位经济系才是真正的高人，不愿意对牛弹琴。但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不能够任由某些人认为，事实结果的确和它看起来一样的荒谬。
　　正如哲学系学生不知道人的行为是有成本，张汝伦教授在有学生质疑他无底线地反对汽车工业的“绿党主张”时只说了一句话：“他竟然问得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事实是不存在的，原则也可以不予讨论，只需要退回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和刀耕火种就可以了。这正是他对待所有和他观点不同的理论的一贯态度。于是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身为海德格尔张的哲学教授竟然会在有二十多名国际学者同时参加的政治哲学研讨会上不顾斯文，突然拍案而起道：“你们说公正，哪里有什么公正！我在欧洲机场一下飞机就被人给扣了起来！我们今天在中国开这个政治哲学研讨会，却要用英文发言，这不是霸权是什么？哪里有什么普世正义，公正原则和对话！我们今天不谈理论，我不谈乔姆斯基！我就谈事实，我在欧洲机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听到这里都要笑得说不出话来，但我又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就是复旦哲学教授的水平么？大概在他看来学术和实践中唯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团结起来抵御全球化？反对工业文明？很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两件事情，海德格尔张教授至少还有崇高无比的道德诉求和坚定得狂热的信仰值得尊敬，但是他从德文辞典上剽窃的那几十万字就放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个行径如何可以和他的道德诉求联系起来。
　　海德格尔张教授的道德诉求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有人相信，至少有人宣称他们相信。但我怀疑这里包含了多大的真诚。你看我又犯了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个毛病了。所以尽管以疯狂的理念来安度清醒的生活，“思想左倾，行为右倾”一贯是左派学者的特色，我们还是姑且相信他们经得起人格分裂的精神病学检验吧。
　　我们反对这种狂悖，但是不以我们自己所遭遇的狂悖为立论的基础；我们捍卫常识和自由的信念，但不以我们自身的常识和自由为诉求。尽管如你所说，现在是趟了混水，进了烂泥塘；但我们至少不是独自在做着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并不是在自言自语。你看你说了陈永苗这么多不好，永苗还能心平气和地在网上就事论事，还有范学德先生的鼓励，虽然他未作什么具体的评论。在这一点上应当感谢这些善意的朋友，他们至少在持论的修养上已经胜过了我们，他们是比我们更谦逊的君子。我们现在当然顾不得自身的这些污浊，但他们的善意鼓励我们去忽略这些无足轻重的东西，“善意”是平等对话和公正博弈的第一原则。我们的tutor是远比我们更为清醒的君子，尽管你说了***近年来在思想界集体缺席，但是不吵架并不一定意味思想的缺席啊。我现在更牢固地认识了这一点。那么就让我们来参与吵架，为这些左派人文学者立此存照吧。
　　你知道，我一贯认为，自由主义是解毒剂，简单化就会犯意识形态的错误。我现在仍认为这是我们必须注意避免的一点，虽然我们都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伦理和政治哲学是怎样的？这是学术研究的事。但自由派的理念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主张加以实践的。你可以问有没有普世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你可以从本体论上来解释，总之在学理上你可以怎么反对都不算出格；正如我现在很想问问新左派的“公正”到底所指为何，林国荣先生的“国家”和“主权者”到底是什么概念。但是无论怎样反对，你无法反对自由派的生活主张，你无法否定这是一种实践理性，你不能反对到愿意让自己失去自由。平等理性的对话，宽容地对待自己的不同意见者，善意地理解别人的出发点，这是一切对话交流的基础。但我们的对话仅有这些显然不够，这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我知道你也觉得重要的对话原则──我们发了一些口水文章，但不仅是口水。
　　人在争吵中容易丧失理性，如你所说有时是表演的需要，甚至他是某种学术存在的需要，比如对于福柯先生这一点就极重要。但理性不能够被掩盖，无理性何以谈理解什么是“非理性”？正如金岳霖说艾思奇：“艾先生刚才所说反对逻辑的话，句句符合逻辑。”我觉得这是对对手最有风度的尊重了。由于我们是从学术出发来讨论思想界的对话，间或瞎扯两句学术规范，我们就不该忘记严肃的学术研究中的第一原则“审慎”，它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对话的基础原则。
　　维特根斯坦在写了《逻辑哲学论》后自信地说，从今后不再有哲学问题了。为此他还和波普吵了一架。因为他主张，一切哲学命题都是伪命题。那么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不是一些伪命题？我相信实在的存在，这是基于摩尔和罗素的常识所赐；但我们所秉持的“实在”，包括价值、思想凡此种种，是一种怎样的“实在”？至少以我目前所见，科学研究的具体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注脚。奎因是如何转向实用主义的？我们可以在学术上去理解这件事。但“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态度，在我看来是部分可行的。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对具体学科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是我们的意见清晰，也可以有力地回答所有善意和非善意的反面意见。
　　无论我们所做的讨论，我们对话的声音是怎样轻微，这都不能改变上述所说的原则。就像赛尔滕所证明的那样，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时，演进稳定策略必然是纯策略。也许林国荣先生等在这个烂泥塘你比我们待的时间久，因此臭味更浓而比我们更具有说话的资格；但无疑我们比他们更加年轻。即使万一堕落到要像他们前辈高人那样捍卫信仰的地步，我们也要学着圣托马斯的样子在亚里斯多德的基础上去捍卫信仰；像斯宾诺莎那样去捍卫异教主张。因为真诚的人是最具有勇气的。
　　以上就是我对我们的对话所应坚持的原则的全部意见，或许也有一点和以前不同的想法。但新的想法从来就蕴含在你头脑里，不是我能够给你暗示的。它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对话中善意的第一原则，以及审慎原则，务实原则和勇气原则。
　　
　　
　　
　　
　　XX兄，照我的看法，这篇总结也是你写得最精彩的帖子了。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也许这暗示着我们应该给这次表演划上一个分号了。当然你知道，政治性的斗争永不可能终结。伟大领袖告诫我们，每隔七，八年应该来一次。网络上也差不多，但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思想周期节律是不同的。比如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和地域歧视的高潮与月经周期颇为类似，左右之争的周期应该长一些，但也不会长太久，否则年底的南方周末拿什么来抚慰观众们焦躁的心呢。
　　我得罪了很多人，但除了极个别人（如韩德强之流），我对多数我批评的人的某些方面是不吝以最好的言词来赞美的，心太软吧。不妨讲两个细节，很小很小的细节
　　我们都反对柯小刚用海子来解构哲学史，反对柯小刚用黑格尔和德里达来附会论语。但他毕竟疯狂地爱过佛陀和黑格尔，最后又追随真正的海德格尔专家靳希平，这些都是极为疯狂的思想，仔细体会，不能说柯小刚身上完全没有海子的气味。我曾在XX网站看到他与多数人的争吵，他说，“我是你们的敌人！”（哲学是政治的敌人，他站在哲学一边）这句话让我很感动，这就确立了我对他的基本看法。
　　林国荣也一样。我读过他的“结绳记事在山西”，里面他引一句林国华告诫他的话，“你读古罗马马背上的事情太多了，应该多读些土地上的事”。这句话，同样让我深深感动。
　　也许这就是我始终无法彻底和他们划清界限，做好敌我之辨的原因吧。
　　林国荣教授在练习高尔夫，这是极好的爱好。X兄说觉得我的文字不快乐，是的，不快乐，我知道你也不快乐，所以文字中流露出一种“疯狂的理性”。我们试着改变一些生活，多离开电脑，去多体会一些“理性的疯狂”吧。人总是在理性与疯狂之间摇摆，但我们应该努力使得摆动幅度超过五度，这样一时半会就停不下来了。摆停了，我们也就终结了

诸神之战；
XX兄，你还是把话语的冲突摆到了台面上。我总是强调左右之争的政治含义，这是最原始的语言暴力，语言战争。但是，我毕竟是个多元论者，我希望不同信念乃至不同信仰的人之间展开对话，对话的基础就是潘尼卡所谓的文化裁军。当然，文化裁军这个提议本身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地主动裁军的，好在鹰鸽演化博弈告诉我们，稳定演化策略共有三种，一种是鹰的世界，即霍布斯的原始丛林；一种是鸽的天堂，即各种乌托邦；还有一种是鹰－鸽共生演化的策略，这要求我们混合地采取强硬或者合作的策略，即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文化裁军。这也是我对孔汉思与杜维明之间的对话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唯一使用语言的动物，人还通过符号进行交往。只有人，会看到白纸上的横横竖竖的线条忽而哭，忽而笑，乃至于对着屏幕上“自由主义”这四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争得你死我活，恨不得大家约好了在西湖旁边单挑。今年是新左派－自由主义纪年七年，如果不是千喜年审判的文化含义，我们真该用这套思想纪年了吧。
　　虽然只是游戏，文字上的游戏，但我们还是得认真玩，就象柏拉图教育我们的一样。美国动物保护界的领袖，犬科动物行为专家贝考夫(Bekoff)用多年的观察，从反面为施米特提供了支持。在动物的成长过程中，游戏是最核心的行为，比如两只小狗在那里嬉戏翻滚，你扑倒我，我摆脱你。其实他们哪里是在玩呢，正是在学习日后捕食与逃脱的核心技能呢。但是，动物能够清楚地分清游戏和真实场景的区别。在游戏中，小狗扑到了对方，但决不会狠命地撕咬，毕竟这只是游戏。但在真正的丛林里，他们能感受到威胁，能从对方的眼神中感受到杀气，在那种场景下，他们决不会轻易放过对手。米德把这种对其他发生影响的机制称为姿态，这也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最值得回味的地方。当然，有些狗过于严肃了，他们把游戏当真了，也许如同弗洛伊德理论所说的，它们童年就在心灵上遭受了巨大的伤害。这样，它们就分不清游戏和现实，分不清敌－我，他们在游戏中象对付敌人一样狠命地咬了下去。结果自然是遭到所有同伴亲人的鄙夷，被逐出群体，流浪江湖。当无法分清敌我的时候，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与一切动物为敌，与哪怕无力伤害自己的动物为敌，有经验的猎人都会说，独狼是最凶残的。粗粗看来，人类社会与其何其相似，原始人也能够分清游戏和战争。但是，人有了文字。
　　仓颉造字，鬼神痛哭。即使那时候没哭，到了索福克勒斯以后，悲剧诞生了，总要哭了。从那时候开始，哲学的格调越来越低，到了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低得不能再低。这毕竟还只是审美，关系不大，但从政治性角度来看问题就大了。大家可以以笔为刀，用笔杀人了。玩这套虚拟游戏的人越来越多，地域也越来越大，规则更是趋向复杂，韦伯终于忍不住喊出了诸神大战的实质。还是斯特劳斯厉害，不仅看到了三次现代性浪潮，还看到了柏拉图那里的根。柏拉图如果只是个罗里罗嗦的大学教师，谁会去理他啊。斯特劳斯说，柏拉图厉害就厉害在偷偷打通了游戏和战争的界限，你觉得他在玩游戏，其实他在玩真的呢，天真的哲学家们（以及哲学家的子孙）连怎么死在柏拉图手里都不知道。所以，我再强调一次，读柏拉图之前必须戴手套。尼采也说过，读帕斯卡前必须戴手套，因为腐败得太厉害。但柏拉图和帕斯卡的毒性可不能同日而语啊。
　　潘多拉的盒子被柏拉图打开了，自然不能轻易地关上。从前，大家玩游戏只是为玩真的做练习，但自从大家知道可以借玩游戏之名玩真的以后，就再也不敢玩游戏了。但玩真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施米特说游记战无处不在，也许探索火星的科学家里就有游击队份子，正在为未来火星上的游击战做准备呢，所以聪明人都不会象亨廷顿那样玩下去。毕竟，大家还是希望坐下来玩游戏啊。潘尼卡以及他的晚辈福山都太天真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希特勒以及勃烈日涅夫是怎么开奥运会的，他们就该明白，玩假的可得在玩真的实力保障之下。
　　回到文章的开头，是的，冲突，不可调和的诸神大战。韦伯的定义十分苛刻，你必须也只能信仰一个神，信仰了西马可就把除了西马以外的人都得罪了。当然，也许新马可以和老马暂时联合起来，但终究是貌合神离，新马老马两尊神必定是要打起来的。
　　潘尼卡的裁军计划就是对付韦伯的，似乎是从詹姆士那里学来的，每个人都必须放弃自己的神，抛弃思维方式上的进化论，过一种与千百年来我们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他是从生存论意义上强调这一点的。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永远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永远放弃自己的基因。尽管潘尼卡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柏拉图，但他使用的第二轴心时代的说法已经表明了态度。对于那些真心想玩游戏的人来说，我们得重新摆正游戏与战争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文化裁军，去追求完全不同的但能保全自我的生活。如果真的有那一天，那就是第二轴心时代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可惜我们已经识了字了。小孩子的书法格调最高，因为他们不懂技法；小孩子的哲学格调也最高，因为他们不认字（那些天才儿童除外）。我们已经认识字了，想再慢慢忘记，这可难了，能忘多少就忘多少吧。我们也知道未来要么是游戏的世界，要么就根本没有未来。按照帕斯卡的赌注，我们总得赌一把吧。如果有未来，就让我们从游戏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