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力电梯宁波分公司:谋杀赵尚志元凶解放后获特赦 揭开英雄头颅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0 02:15:42
  谋杀赵尚志元凶解放后获特赦 揭开英雄头颅之谜
   作者:耿立

赵尚志与抗联战士画像(资料图)
        核心提示: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
      借用这首韩瀚描写张志新烈士的小诗,祭奠一个身首异处,头颅被寻找多年,桀骜不驯,集匪气杀伐气于一身的悲剧主角——赵尚志。从他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看,他是那么瘦小,坐在人们簇拥的中间,如一个孩子,只有一米六二。你怀疑在深山老林,短小如他为何有那样的魅力,令那些同样桀骜的人叩首心折。      天寒地冻,大雪弥望。      记忆深处的赵尚志的舞台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独有的和英雄绝配的风雪中的肃杀和冷凝。还有狗皮帽子,脸上是永远抹不平的刀痕和沟壑。这是东北,是流民和背井离乡,是采金人、罪犯和土匪胡子混合的地域。东北的黑土向来匪气十足,而冲淡了别的柔弱,二人转的放浪,民风的强悍,喝酒的冲与方言的冲,是一种地域的沉淀和心理的品性。       这是赵尚志无法逃脱的荒寒的氛围,不只自然也兼精神。在人们的心里,赵尚志的骨头是一个被悲剧的汁液浸满的人。在党内有人把他看作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身上有许多的毛病。因之,赵尚志被开除党籍两次,最后的一次是永远剔除出党,在他死后四十年才又恢复党籍。在当代人的心中,赵尚志是通过李娜的《嫂子颂》走到我们面前的。我也曾想追寻嫂子的原型。也许嫂子是电视剧的虚构,但我想在那些把国耻看成自己耻辱的普通中国人里,一定有很多的嫂子那样的人存在,嫂子的大脚和小手,虽然,赵尚志一辈子没有结婚成家。         嫂子嫂子
        借你一双小手捧一把黑土 先把敌人埋掉
        嫂子嫂子
        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 再把我们送好        嫂子嫂子        借你一副身板挡一挡太阳 我们好打胜仗
        噢 憨憨的嫂子 亲亲的嫂子 我们用鲜血供奉你        噢 黑黑的嫂子 噢 黑黑的嫂子 黑黑的你
        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特别是看到马老太太这个没有留下完整名字的女人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令人落泪的歌词:黑黑的嫂子,把敌人埋掉的黑土大脚和身板。后来在阅读其他抗联资料时,像嫂子一样的马老太太的面影才渐渐变得清晰,变得立体。
        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马老太太就成了抗属,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屯子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一九三七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着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抗联队伍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所谓山林队,说白了就是土匪。为了联合抗日,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抗联的人一同突围,抗联则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若有半点差池,抗联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枪毙。
        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抗联的队伍恶战连绵,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予敌阻击,牺牲在母亲的呼唤里。在这次战斗中,抗联的军人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同样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这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抗联的人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逃跑并不顺利,但两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就像苏联的一部小说《第四十一个》写的一样。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来寻他的押寨夫人。        这时的压寨夫人已有了身孕,凸起的腹部像纸包不住的火。匪首大怒,拔出枪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这时,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了纪律。等到周保中赶到,马老太太的三儿子已倒在了哥哥的枪下。在随后的日子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殉国;不多久,这位马老太太自己,年近七十的老人,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地倒在了黑土上。        周保中是赵尚志的战友,在尚志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后,他成为周保中的副手。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周保中来到战后的长春,即向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寻找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头颅的要求。
         可是,当苏军对所有可能隐匿安放杨靖宇、赵尚志头颅的地下室、军用仓库、秘密档案室一一搜索后,并没有找到这几位烈士的头颅。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占领的长春医学院的一间地下室里发现了三个大玻璃瓶子,其中有抗联将领杨靖宇、陈翰章的头颅,但赵尚志的头颅仍杳无踪迹。
死在宵小之手         应该说赵尚志是死在汉奸宵小手里的。有些大英雄,能在两军对垒的沙场上,与旗鼓相当的对手一分高低,死得其所,也没有多少怨悔。但是也有一些大英雄却死在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之手,如赵尚志,一旦留之青史,既为英雄悲,又为英雄叹。作为黄埔四期的学生,不要求赵尚志儒将风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也许是性格悲剧,他身上的匪气最后被小毛贼利用,哀哉惜哉。
        今天我们回忆赵尚志之死,不得不为赵尚志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因历史没给他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而黯然。大英雄只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委屈吗?人们形容文人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对赵尚志这员武将来说呢?那稀薄的雪夜黎明,赵尚志死在黑枪之下,没来得及把他的抱负恣肆张扬地展现到极致。多少遗恨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都在最后的大幕降落时,蓦然塌下,惊起周遭小人的狂欢,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在林海雪原里玲珑剔透的悲剧英雄雕像吧!
        作为一个大英雄,赵尚志的对手是关东军的将佐。他曾攻城掠寨,奇计迭出,让关东军发出“小小满洲国,大大赵尚志”的慨叹;即使是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对赵尚志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本该是一场战争,本该是高手间的对决,却演变为一次背后的黑枪事件。这里的悲怆,有几人能体味赵尚志心底慷慨赴死的悲哀。我们设想让赵尚志于百万军中,督师与敌人征杀,联营数百里,鼙鼓动天地,那又该是如何畅快淋漓的一幕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所谓1483号命令,称“拟于本年末彻底消灭残匪”。作为该命令附件的《昭和十四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强调“统一集中日、满军警各机关力量,彻底消灭在三江省……匪患”,“特别对于捕杀匪首,须全力以赴”。四月十四日,伪治安部发布《康德六年度治安肃正要纲》。内中说“在本期的讨伐,特别以捕杀匪首为主要目标,对捕杀匪首的部队和个人,由日本军及满洲国军发给巨额奖金”。此《要纲》的附表中开列六十名所谓“根据匪情综合断判列出的有力匪首”,第二名即是赵尚志,悬赏金额一万元(第一名为杨靖宇,悬赏金额一万元)。
        不料,一九四一年末,赵尚志率小部队从苏联回来,刚在鹤立、汤原北部地区开展活动,情况就被敌人侦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二十天左右,兴山伪警察署,其头目署长田井久二郎警佐、特务主任东城政雄警尉,谋划以汉奸特务打入赵尚志内部,把他引诱到警察势力范围内,伺机使他负伤并加以逮捕。        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敌人决定按计划在兴山伪警察署所属的特务中,选出对这一工作“有决死行动”的人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潜入赵部。结果汉奸刘德山被选中。刘德山,当年四十二岁,猎手出身,因枪法好,别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刘炮”。        一月十五日,刘德山秉承田井久二郎授意,伪装成收山货的老客窜入鹤立县北部山区。十数日后,谙熟山路,狡黠奸诈的刘德山终于在汤原北部老白山附近的姜把头“趟子房”,寻觅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赵尚志对刘的突然出现十分警觉。因为经过几个月在山中的活动,赵尚志深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北地区的形势已十分紧张,日伪当局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对小兴安岭山区、黑龙江岸控制得十分严密,一般人是很难进山的。刘德山为说明进山的目的编造说,他是梧桐河金矿局的人,有两匹马在驮粮时跑丢了,矿上让他进山找马,若找不到,就抓几只鹿,弄几张皮子回去……赵尚志听到刘花言巧语,感到他行迹可疑。可是,事情十分凑巧,跟随赵尚志的原三军的一个团长姜立新与刘德山早年在一面坡相识。经过姜的说合,赵尚志解除了对刘的疑惑,在缺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将刘吸收入队伍。
         二月初,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却未能按事先的约定接到刘德山递出的情报。刘德山怕频繁进出会使赵尚志生疑,所以虽几次急欲将情报送出,都不得不作罢。而田井久二郎以为刘被杀死或工作失败,于是又派出二号汉奸张锡蔚再进山,执行同样的任务。张锡蔚常在山里帮人背山货,实际以此作掩护从事特务活动,外号叫“张小背”,正当三十四岁的壮年。        二月八日午后四时,张锡蔚在梧桐河北方四十公里处的姜把头“趟子房”找到了赵尚志所率小部队。开始时,赵尚志对张的出现即表示怀疑,认为他是密探,要枪毙他。当刘德山看到来人是同伙,便极为诡诈地对赵尚志说:“他是我惟一的亲友,由于我没能及时回去,他很挂念,是来探听我的。”赵尚志见刘这样说,便把枪收了回去。随之,这个特务也混到赵尚志所率小部队中来。此后,刘、张两名汉奸一直潜伏在赵尚志身边。        当晚六时,汉奸刘德山开始按计划向梧桐河方向引诱赵尚志,他向赵尚志“献策”说:“梧桐河警察分驻所警备力量缺乏,现在正是袭击的好机会。”赵尚志听后,对刘的提议未置可否。晚饭后,赵尚志经过考虑,作出决定:十二日拂晓,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和警备队,并作了具体战斗部署。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凌晨。北方大地,朔风凛冽,寒气逼人。自赵尚志率小部队向梧桐河方向移动后,刘德山为伺机谋杀赵尚志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当他们来到吕家菜园子时,走在赵尚志前面的刘德山认为时机已到,便诡秘地对大家说:“这里离分驻所不远啦,咱们到菜园子屋里暖和一下吧。”又说,“你们先去,我去解手(小便)。”说罢,他转身行至赵尚志身后,举起步枪便向赵射击。由于近在咫尺,赵尚志后腰下部中弹,立仆在地。此时,赵尚志对眼前突发的一切十分清醒,他立刻意识到刘德山原来是汉奸,强忍剧痛,镇定如初,操起手枪便向正朝战士王永孝开枪的刘德山打去。赵尚志是久经沙场的神枪手,当时刘德山的头、腹部各中一弹,当即毙命。         自枪声响后,走在后面的姜立新急忙跑上前来,夜色朦胧中依然可见赵尚志腹部血流如注,鲜血浸透了衣裤。赵尚志自知难以继续行动,便命令姜立新迅速离开。跟随赵尚志多年的姜立新此时此刻万分懊悔,当初为何替刘说情!但一切都晚了。他急忙把赵尚志背进吕家菜园子小屋里,吕家菜园子主人见来人身着军装,负有重伤,十分恐惧。赵尚志忙向主人解释说自己是抗联的,吕家主人稍释惊恐,女主人还在炕上用温暖的手捂着赵尚志的被冻得冰凉的手。这时,赵尚志再次命令姜立新迅速离开。         刚从吕家菜园子附近与刘德山分手的特务张锡蔚,听到后面响起了枪声,急忙跑至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他一踏进分驻所大门便冲岗哨喊:“谁的岗?刘炮与赵尚志打起来了。”
        二时四十分,“讨伐队”在特务张锡蔚引领下出发,奔向现场,将吕家菜园子包围起来。接着,便是一场战斗。对于这场战斗,敌人曾作过这样描述:“因积雪尺余,‘讨伐队’行动不便,遂于距赵部房舍四百米附近潜伏下来,监视赵部动静,在潜伏中,很快被‘匪团’发觉,于是散开应战。为了切断‘赵匪’的去路,派分驻所所长以下五名迂回后方,交战经历约十五分钟,‘匪部’枪声熄灭。”        之后,敌人派人下山叫来两张爬犁,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王永孝及特务刘德山的尸体拉到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附近的一个工棚子里。赵尚志从昏迷中醒来,看着赶爬犁的丁春生说:“只成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刘炮手里。”丁用白面袋子将赵的伤口稍作包扎。由于赵尚志所受是贯通伤,子弹从背后右下部打进,斜从小腹与跨间穿出,血流不止,伤势十分严重。敌人为了了解抗联活动机密,得到口供,但鉴于赵尚志身负重伤,无法行动,就地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         当日本人和伪警察拿饭给赵尚志吃时,赵尚志怒斥道:“我不吃你们满洲国的饭!”他一看见日本人和伪警察官就怒不可遏,咬牙痛骂:“你们离我远点,我闻你们腥。”
         赵尚志见王永孝不时呼喊叫痛,便说:“你叫唤就不疼了?你叫唤还不得死吗?要有小子骨气。”赵尚志对自己所受重伤带来的苦痛却不出一声呻吟,他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日本人和汉奸。          关于对赵尚志的审讯,资料有如下记载: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八个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
       ‘我是赵尚志。’
       ‘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       ‘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          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
          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个小时,十二日晨九时左右,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三十四岁。
          赵尚志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死在日本人之手,而是毁在汉奸宵小之股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在民族危亡时候,是汉奸,是我们民族中的痼疾和有些人孱弱和投机的文化人格,使赵尚志的生命归于悲剧和苍凉。你不知道是该祭奠赵尚志,还是该祭奠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的场面,又一例汉奸在抗战的历史进程里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
念旧和落泪的汉奸
         该怎样叙述赵尚志殉国后的一幕?在写实性小说《林海雪原》里出现过的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先前曾与赵尚志一起抗日,后来附敌,做起了汉奸。也许是他们残存在内心里一种对故人和英雄的愧疚,他们面对着赵尚志是怎样的心绪,我们不好还原了,但我们却惊异于这样的细节。         赵尚志殉国后,日本人并不认识赵,就分别将谢文东与李华堂接来辨认。当时,谢文东披着大衣走过来,围观的人群给他闪开一条道。爬犁上的赵尚志遗体已经冻得变形,胡子眉毛全是白白的霜雪,眼珠子冻成了两个白冰球往外鼓着,头发冻得粘在爬犁上,脖子歪向一边。一个警察怕谢文东看不清晰,用脚咚咚踢了赵的脑袋几下,想让他正过来,结果一绺头发都扯掉了,赵尚志的脸也没转过来。没想到这几脚,把谢文东给踢火了。他眼珠子一瞪,伸手把那家伙推了个跟头:“妈了×的,你没长手啊!”
         人堆一下子静了下来。谢文东阴着脸走到爬犁跟前,弯下腰去仔细看了看赵的尸首。直起腰时,叹口气说:“赶紧给他准备口好棺材,别让他在这冰天雪地里露着。听见没?”
         他拍了拍粘在裤脚上的雪,走到那两个陪他来的日本军官面前说:“没错,是赵尚志。”
         当时正在佳木斯做叁江公寓经理的李华堂,日本人也要他来认一认,那个死者是否是赵尚志。李华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曾是赵尚志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是他曾矢志追随多年的赵尚志。尽管旁边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喊道:       “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
        控制不住情绪的李华堂大哭号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赵尚志死了,李华堂活着吗?赵尚志再也听不到李华堂的哭泣,这哭泣里表达了怎样深蕴的内涵?我想人性的凸显和对自己的看不起,以及对赵尚志的崇仰都在这哭泣里了。赵尚志死了,虽死犹生。李华堂活着,只是僵尸和腐肉而已。这一点无疑李华堂和谢文东是最清楚的,他们已在自己的举动里供奉起英雄,以残存的人性为赵尚志祭奠。
失踪的头颅         在最初接触赵尚志时,就知道一个细节。赵尚志的头颅被日本人用木锯割下,尸体在冰冻的松花江砸开一个圆洞塞下,而头颅后来葬在哪里?还是被日本人运回日本本土?都一直语焉不详。        关于头颅,我想起了鲁迅的《铸剑》。对先生的小说,我个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铸剑》。特别是复仇的头颅在沸水鼎镬里撕咬的场面,真是写得惊心动魄。那时候我总想到要是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鼎镬里,那一定也是怒目圆睁,咬牙切切,对敌人食其肉寝其皮才可。
        眉间尺为了给父亲报仇,情愿让义士砍掉自己的头,提头去见国王,并与国王的头在沸腾的鼎里撕咬。义士为了助战也割下自己的头颅,进入鼎中与国王撕咬。三个人头的厮杀,溅起几尺的水花,烫伤了弄臣的脸颊,惊呆了矫情的嫔妃。经过沸水中的长久撕咬,国王和义士、眉间尺的头颅终于尽烂,只剩下三具颅骨和一堆毛发。王后、众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们为辨寻王头,绞尽了脑汁,仍然徒劳无功。王公大臣们整夜讨论的结果,只能将三个头骨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谈论赵尚志将军头颅保护的第一人非炎虚法师莫属。炎虚和尚法名隆衔,炎虚是他的别号,俗名王福庭,母张氏夫人,因梦伟丈夫手牵黑驴来求寄宿,却又不可。炎虚尚在襁褓中即会喃喃念着“持斋”二字,母亲私下以为异相,于是如其所言,从此茹素。炎虚十一岁时才进入村塾读书,然由于性好静坐冥想,不喜欢与人喧哗,常常为此逃学离家。母亲知情后,也不曾责备他。一九一七年他决心出家,据他说在出家前曾有一番思想斗争,觉得自己已经娶妻生子,孩子尚未成人,三四十年来毫无积蓄,全靠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如果抛开家庭,妻子的生活怎么维持?但他又想到世间饿死的人太多,亲友死于战争和病疫的也很多。自己已侥幸活到四十多岁,不能再拖下去了,便下定决心斩断俗缘,脱离家庭,后来成为近代天台宗的祖师。       自称“湛山老人”的炎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盛传的“三虚”——虚云和尚、太虚大师、炎虚法师之一。他于民国初年开始,弘法东北各省,踏遍白山黑水和南北各地,最后渡海香江讲学,缁素受益者甚众,八十九岁于佛声中含笑而寂。
        一九二五年九月炎虚应日本僧人水野之邀,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联合会。会上日僧水野说:“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的文化及佛教都是从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情。”炎虚认为日本僧人是说真方卖假药,违背了佛的戒律,会议未终,就称病回国了。
       阅读法师的《影尘回忆录》得知,长春般若寺是炎虚法师筹款所修。后来法师从关里青岛湛山寺到般若寺传戒法的时候,日本特务要求他一天写一次报告,甚至有一次还要传法师去问话。在特务机关中信佛人也很多,当时有人对特务机关长说:炎虚法师在中国,在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法师,如果传他来问话,似乎于面子上不好看,不如派两个人去庙里给他谈一谈。       炎虚法师说比丘戒时,来一日本僧人,就请这日本僧人为尊证。晚上登比丘坛,时间长,日僧坐不住,打哈欠直摇晃,又恐怕给日本人丢脸,硬挺腰板勉强坐着,出堂后还直说好。到了说菩萨戒时,又来一大僧正,武藤顺义,在菩萨戒坛旁边,给他另设一座,像观礼似的。他看一千多新戒,齐起齐跪,规矩严整,仪式隆重,心里很佩服,直夸奖!临走时,要去传戒正范一部,其他还抄去很多。
        而赵尚志殉国时候,是炎虚法师第二次到长春般若寺传戒,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也是个佛教徒,时常到寺里来拜佛,多次拜见炎虚法师,并向法师请教佛法问题。梅津美治郎个子不高,表面上态度和蔼,毫无傲慢之气,而且还给人以谦恭文雅的感觉。但事实上此人却是表里不一,着实是个两脚兽。梅津美治郎的孤僻乖张在日本陆军中非常有名,人们评价:“他简直就是一块石头,在为人上他谨小慎微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但就是这个人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是他逼迫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是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哭声。在他“扫荡”和“讨伐”的口号下,日军对中国的普通的百姓开始了血腥的“三光”政策。梅津美治郎还在东北秘密签署建立了“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对整个人类,不止中国人,还有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参加了投降签字仪式,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梅津美治郎患癌症不治身亡。就是这样一个双面人,既然虔敬礼佛,本该以天下苍生为念,却在侵略战争中尽显了无毒不丈夫的为人。他一向小心谨慎,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笔记。但就在他因病身亡的第二天,美国军医在梅津美治郎的枕头下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片,上面写道:幽窗无历日。         这就是这个一生从不记日记的梅津美治郎身后留下的惟一文字,而这几个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无人知晓。唐人绝句有“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这是隐者的诗。据《古今诗话》载,这位隐者的来历为人所不知,曾有好事者当面打听他的姓名,他也不答,却写下这首诗。这诗有不知今是何世之意,犹《桃花源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味,梅津美治郎真的是人间的隐士么?
         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由东城政雄和田井从冰封雪裹里的佳木斯,乘一架日本战斗机运往长春的。当时佳木斯的气温是零下四十摄氏度。飞机起飞前,赵尚志的头颅是冰冻着被放进一只特制的小木匣里。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时,东城政雄发现赵尚志冰冻着的头颅开始解冻,赵尚志牺牲时怒目圆睁,被割下头颅后,眼睛依然怒目而视。可是,飞到长春以后,烈士的眼睛已经闭上了,送到伪满军政部后,由于室内温度更高,没有进行防腐处理的头颅已经有血水渗出。         三天后,当伪满军政大臣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赵尚志头颅的时候,头颅已经散发出变质的气味。日本人请示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将将军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炎虚法师及时赶到了,亲自出面请求将赵尚志的头颅让他带走,超度亡灵。
         我们知道对待侵略,对待世事,高僧大德的做法是悲智双全的。既有割肉饲鹰,舍身喂虎的大悲心肠,亦有狮吼海潮,杀生取义般的神勇。慈悲是佛门的标志,而面对邪恶,佛门同样有击法鼓,澍法电,与正义共存的先例,多少僧人为抗日募捐,为驱虏奔走,为抗战而呼吁。地藏菩萨在佛前立下大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多么撼人心魄。炎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里却没有记载自己的这一举动,也许在法师看来,这是对残破祖国奉献的绵薄之力,为度脱罪苦六道众生,然后自己才算得道成佛吧!
头颅在哪里?          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炎虚法师没有告诉任何人?英雄的头颅成为一个谜。一九八七年初,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事突然有了转机。一位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山崎枝子从日本东京来到黑龙江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山崎枝子是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李敏向她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李敏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部门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日本。”
        山崎枝子从李敏那里了解到:赵尚志烈士在梧桐河殉国后,直接策划杀害赵尚志烈士的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在日本投降后曾被苏联红军逮捕,辗转到苏联赤塔囚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两人引渡给中国,他们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多年后,均于一九六三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送回日本。
        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采访到了谋杀赵尚志的执行者东城政雄。山崎枝子女士写道: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她,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身穿夹克衫和工作裤。虽然已经七十六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深地反省着自己,策划并实施谋杀赵尚志计划的是我。被中国方面当作重要资料的日方文件里,由于上级机关的人要报成绩,伪造部分不少。我不打算再蒙蔽搪塞了,请您全部用真名,把一切情况都写出来吧。
        在写赵尚志将军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九九四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其中有东城政雄的文章《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这是他在回到日本后写出的。在文章里,他明确写道“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十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且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三五三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六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人’、‘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也许老人的文字没有文采,但正是朴实和忏悔震撼了我。要知道在日本忏悔,对战争承担责任是多么困难。到过中国的日本军人何止百万,手上有中国人呻吟和妇女孩子绝望眼神的日本军人,绝不止是那些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许,这是一个对很多人都熟悉的对比。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我感到自己有必要再复述。          千秋易过,罪责难逃。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繁华区的一块草坪上,竖立着一块牌子,漆黑的底板上书写着几行黄色的大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恐怖之地”,下面是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内的一系列第三帝国时期集中营的名字,它提醒着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德国纳粹的罪行。
         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迫害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因之使他个人和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府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出的铁证视而不见。在“耻感文化”社会中历练得精熟之后,便会生出各种各样的招术,主动地来打通和扩大“耻感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脱耻”的通道。因为,即使是惯常在“月黑风高夜”杀人越货的“黑老大”,只要他行事机密,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或者即使走漏了风声,也会运用强力“封了口”,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他也仍然可以把自己装扮成“道德完人”。          在赵尚志头颅失踪多年以后,东城政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对着媒体说我有罪,并对过去的行为忏悔,这在日本是多么的不易。由“七士之碑”,我还想到一个普通士兵身后立碑的故事,以此来证明东城政雄先生的良知。
          在距离东京大约两百公里的埼玉县的一块私人墓地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体呈长方形,不事雕琢,黑底白字,碑文翻译如下:          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在中国作为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临汾、运城,旧满洲东宁等宪兵队勤务,参加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行为,表示深深歉意。
          这块碑的碑主叫大泽雄吉。在中国作战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些让他良心不安的事情,他到死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战后,大泽退伍回到故乡以经商为生。他女儿绫子回忆说,大泽常常吐露对天皇、对战争的厌恶,而且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绫子多次追问他在中国的事情,他都含糊其辞。绫子知道的惟一细节是,大泽所在的部队曾经抓来一个中国少年做杂活,一天,这个少年突然把自己的右手砍掉,说是自己干活时不小心误伤的,乞求放他回家。大泽的上司看出破绽,命大泽杀掉这个少年。大泽了解到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在床,少年如果不回去,母亲必死无疑;如果逃走,被抓回来肯定会被枪毙。万般无奈,少年才想出这个方法。大泽同情少年的遭遇,就去给他说情。但是,这个少年最终的命运如何,大泽还是没有告诉女儿。大泽临终时,拿出一纸写好的碑文交给病床前的绫子,要女儿一定为他竖立这个墓碑,向中国人民谢罪。绫子为了解父亲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四处寻访他的战友,但是,找到的人要么说些当时的生活小事,要么就说当时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就这样,大泽的战争经历始终是一个谜,而且谜底随着他的死去而永远被尘封在地下。但是,从大泽留下的这个碑,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清晰的,这是一个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记忆的象征。          虽然有了遗嘱,谢罪碑的建造并非一帆风顺,大泽死后,绫子的哥哥继承了家业,他坚决反对建造谢罪碑。为此,绫子向同样收到父亲遗嘱的伯父求助。但是,同样当过宪兵的伯父也说,竖了这样的碑,会被乡邻误以为死者干了多少天大的坏事,这种辱没门风的事情不能干。结果一直到大泽死后十二年,绫子的哥哥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绫子的外甥继承了家业,大泽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大泽立起的是石碑,东城政雄立的是文字的碑,石碑也许会漫漶,但大泽的勇气和忏悔后的心灵的安妥会被人记着,东城的文字也许会被焚书者烧掉,但烧不掉的是人心。
还我头来           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市般若寺在内部施工时,发现了一颗无名头骨,并被僧人转埋在了长春市远郊。          二○○四年六月二日,赵尚志将军的妹妹等人在长春远郊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头颅的第二掩埋地。          这是否是将军的头颅,岁月沧桑,最有力的实证细节在哪里?人们疑虑,这头颅有点像女性,是那样的小巧,但一个寺院里有女性的头骨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一切都是谜,一切都是未知。
          一份鉴定报告出来了:从头颅的特征看,此头颅为男性,死亡年龄在二十八岁至四十岁。从颅骨的颜色、石化程度、风化程度等综合特征观察,其死亡和埋藏时间,估计有几十年历史。在左眼眶下部和左颧骨内侧有硬伤。为死者生前受伤并经几年自我修复所致。在左眼下部、鼻骨左侧,也有一处数毫米直径的近圆形痕迹,可能亦为生前受伤所致。
          再一份鉴定出来了:头颅为男性,年龄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百六十二厘米(误差正负五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系生前利器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比较长,在数十年间。
          所有的鉴定人,均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鉴定的,但结果都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赵尚志牺牲时三十四岁。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一次战斗中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经过治疗,眼伤治愈,但左颧骨留下三块月牙形伤痕。在伪满档案和东城政雄的交待中,也明确记载赵尚志左眼下方有伤痕。通过量尸体,知道其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同时,根据颅骨造型分析形成的电脑复原像,其相貌也得到了赵尚志的胞妹、赵尚志老部下的认可。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颅骨护送到北京,交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验鉴定。十二月三日和十七日,公安部分别进行了人类学鉴定和颅像重合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二○○四)公物证鉴字七九九四号]结果是:送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三十三至三十四岁,身高为一百六十二厘米。上述结果与档案资料所记载的赵尚志烈士的体质特征相符。送检颅骨所示的骨伤部位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         颅像重合检验报告[(二○○四)公物证鉴字八三三六号]结果是:经重合检验发现,送检颅骨可检验部分上的标志点和赵尚志烈士照片上的标志点、标志线均能重合在标准范围内,颅骨与照片的形态轮廓曲线一致,曲线的距离(软组织厚度)在正常范围内,符合颅骨与照片出自同一人的条件。         以前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对书中奇计谋略没有记住多少,但有一个细节却在记忆中烙印般驻留。关公死的时候,阴魂不散,还在空中大叫“还我头来”,很是奇怪一个没有头的人的魂还会号叫呼喊?当曹操打开盒子,看到关羽的首级,笑说了一句:“云长别来无恙!”还没有说完,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眥开”,曹公当场吓晕。         小说自然是小说,但如今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已经归来,从血肉之躯到一抔白骨,青山有幸,将军何壮。也许这样的联想有点不合时宜。二○○七年十月十六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称,“精美的圆明园失散文物马头铜像将在下月索思比拍卖行秋季拍卖会上被拍卖,预计成交价将达五百万英磅”。          一八四○年以后,被列强掠走的文物不知凡几,有超过一百六十万件文物被四十七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收藏”,还有数百万件在私人“收藏家”手中。
         然而这些文物的回归却是一些爱国人士用重金从拍卖市场买下,把它送回国内。国外某些人明明知道“拍卖那些在中国最不幸的时期被盗抢的文物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些拍卖行的行径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等的行径何异?再一次把中国人愈合的伤口揭开撒盐。我知道赵尚志狱中受过的刑有一种“披麻戴孝”,用子弹壳在肋骨上刮下一条一条的肉,血肉模糊的时候往伤口上撒盐、缠纱布,等过几天再把结痂粘在肉上的纱布一条条地扯下来,这样反复做。那些拍卖行无疑是当下的“披麻戴孝”,一下一下撕扯着这个民族的肌体。         写到此处,我好像隐约听到将军的头颅在匣中暴跳:不管是牛头、马头、狮头、虎头、猴头凡是被强盗掠夺去了的头颅都得要回来——还我头来!
         围绕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许多的事情,是那么感人,又那么悲怆,那么心痛;只有一个:悲剧,这个表达是不够的,围绕着这颗不屈头骨的日本人梅津美治郎、东城政雄、炎虚法师等让我们看到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人性。东城政雄是应该承担自己的法律的惩罚。也许有人说他是执行命令,天皇不该承担自己的一份吗?但东城政雄承担了属于他的道义的那一份。梅津美治郎是出于对对手的尊重,还是对炎虚法师的尊重?我想这两点都有。那些在赵尚志背后打黑枪的人呢?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内,有着为蝇头小利出卖民族利益的屑小之徒。一个英雄没有死在对垒的刀剑下,而是死在背后的黑枪。而打黑枪的人呢,他猥琐到根本不敢面对赵尚志的眼睛。虽然赵尚志是那么短小,但他身上秉有的正气与威慑,岂是小小的身躯和头颅所包容的。震慑对手的人,是永远烙在对手血液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