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概预算定额:“越战最高机密文件”始末

“越战最高机密文件”始末

　　李子坚，曾任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驻美特派员。自１９６4年至１９９４年间，历任《纽约时报》新闻助理、实习编辑、新闻版面组合编辑、资深组合编辑。３０年的美国报人经历非常珍贵难得，作者将其所见所闻记述了下来，其中最为精彩的，也是在《纽约时报》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应该是１９７１年时报揭发与刊载美国国防部如何卷入越战始末的最机密文件。时报为此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权利冲突的诉讼。这个关系国家最高机密之不容泄漏，以及新闻自由不容政府干预与限制的抗争，最后经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决断，支持时报继续刊完这份“最高机密文件”。这虽然是时报的胜利，也是整个美国新闻界不同凡响的胜利。时报为此获得１９７２年普利策新闻奖，以及新闻界与社会的肯定。本刊摘选部分内容以飨中国读者，尤其是报业界人士。

“国防部机密文件”是什么？

　　这里所说的最“机密文件”，英文简称为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Ｐａｐｅｒｓ，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国防部所在地是一座“五角大楼”的建筑，因此五角大楼就是美国国防部，乃有“国防部文件”之称。

　　在１９６７年中，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ＲｏｂｅｒｔＭｃＮａｍａｒａ）聘请了３６位专家学者，组织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彻底研究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的。这３６位专家学者里，包括了国防部与国务院里文职及武职的专家，以及政府资助的专门研究机构的专家与学者。他们先后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

　　他们的心血成果，收集在４７册的报告书里，时报所收到的只有４５册，其余２册被专家认为是“真正具有保密必要的资料”并未交给时报。

　　４５册共有７０００页，其中３０００页是研究人员对２５年来美国在越南及中南半岛各国战争中所担当的任务及所扮演角色的叙述或分析，并附有为数４０００页的有关官方的文件，总数达２５０万字。

　　这些报告书包括从二次世界大战起，至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巴黎和谈开始这段时期，美国如何逐渐卷入越南及中南半岛战争的经过，也包括从杜鲁门总统以来四位美国总统任内，对越战所作之政治及军事决定。

　　这３６位被称为政府的“越战史家”，触及了这段时期内所有政府的文件，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包括所有总统的文件，而许多计划也多是为偶发事件准备的“应变计划”。这些文件当然被国防部列为“最机密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是被认为有关越战最丰富的政府资料。

时报怎样取得这些文件？

　　时报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下旬得到了这批“机密文件”，很显然那都是原始文件的复印本，而接受这大宗文件的，是时报采访国防新闻的席汉。对于递送这批文件的人是谁，一直是一个谜。直到同年６月１６日，一位前《纽约时报》的记者西德尼·泽恩（ＳｉｄｎｅｙＺｉｏｎ）在一家电台上透露，才知道此人为参与研究越战报告之一的艾斯伯格（ＤａｎｉｅｌＥｌｌｓｂｅｒｇ）。

　　当年４０岁的艾斯伯格，在１９６７年是以政府资助的加州兰德研究所（ＲａｎｄＣｏｒｐ．）研究员的身份，参加国防部越战研究工作的，因此有机会掌握“秘密文件”。他当年是很受信赖的政府官员，加入兰德研究所以前（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年），他曾先后为国防部主管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助理，及驻西贡大使馆主管越南各省绥靖政策的主要助理。

　　在那段时期，艾氏是有名的“鹰派”发言人，曾多次力辩反越战分子。从１９６６年开始，根据他实际了解的情况，对美国在越南努力之可能完成发生了疑虑。到１９６７年，他对友人表示，他觉得任何战略上的改变，或对人力资源之调配，将无从挽回越战的局面。他曾就他的观感，向麦克纳马拉部长提出报告。

　　但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春，他还是以兰德研究所专家的地位始终参与越战的计划。到了１９７０年，他开始谈论越战的“道义良心的问题”（Ｍｏ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于是他便辞去了这一政府资助的研究所的工作，而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此他已成为名正言顺的“鸽派人物”，不断参与反战活动了。

　　艾斯伯格被指认为秘密文件的“提供人”以后，他只有出面向司法机关投案，并公开承认他向新闻界传递文件，但他拒不指出是哪些报社。他说，他的做法是为了“赎罪”，因为他曾参与了越战的策划，那是很大的“罪过”。他相信他对“秘密文件”之提供与揭发，有助于越战之早日结束，因而，即使为此坐牢，他也心甘情愿。

　　艾氏虽然承认向新闻界提供了“秘密文件”，但《纽约时报》闷不出声，坚持拒绝表示意见。这是基于时报及美国新闻界一贯的传统，对“新闻来源”绝对保密。只有对“新闻来源”维持保密的原则，时报才能不断获得各方面对新闻线索的提供。

　　根据民主党参议员麦嘉文（Ｓｅｎ．ＧｅｏｒｇｅＭｃＧｏｖｅｒｎ）透露，艾斯伯格曾与他接洽，表示愿将“越战秘密文件”交予发表，但麦氏称，他经慎重考虑，深感自身是一位联邦参议员，不能做此违法泄漏秘密文件之事，同时，他业已宣布为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就政治立场而言，也有不便之处，乃建议艾斯伯格将该文件交给“一家负责的报纸”。艾氏显然遵照麦嘉文的建议行事，而这家“负责的报纸”当然就是《纽约时报》了。

时报如何进行报道的计划

　　那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的某一天，时报的总编辑罗森索把国外新闻部副主任杰瑞·戈德（ＧｅｒａｌｄＧｏｌｄ）找到办公室对他说：“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很大的计划，是跟越战有关系的。”罗森索神秘而又严肃地对戈德说着，并指示戈德应立即与华盛顿分社的特派员席汉一起工作。

　　戈德是一位老练稳重的一流编辑好手，身材高大魁梧，已在报馆工作了二十多年，曾经担当过很多次重大新闻计划的策划与执行。他的最大长处不仅是他在编辑及行政上的卓越能力，他也是一位在任何重压之下依然能保持冷静与幽默的人。他那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脸上，永远展露着笑容。

　　１９７１年４月５日，戈德带了一箱衣物，由纽约飞往华盛顿，住进为他预定的杰佛逊大饭店两间卧室的套房，跟席汉会合，展开报导计划的初步准备工作。

　　他们两人把所有已经出版有关越战的书籍与杂志，约有４５册，全部收集起来，以决定哪些有关越战的资料是已经公开的，哪些是没有公开过的。他们在两个星期里最重要的发现，乃是这个计划的庞大可观。

　　对于有７０００页、总字数在２５０万的文件，单单是“文字上的消化”，已够庞大之至，加上要比较现已公开的资料，并弄出头绪条理来，工程自然是浩大极了。于是，他们两人便联袂飞回纽约，把他们的发现向罗森索总编辑及国外新闻部主任葛林菲（Ｊａｍｅｓ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提出报告，罗森索乃将实情向发行人彭区·索尔兹伯格报告请示，得到了原则性的首允以后，这计划便正式着手进行。

　　罗森索主持的会议中，决定把这件处理与准备报导秘密文件的计划由华盛顿转到纽约来，因为总社在纽约，人手及设备的支援与调配上都方便得多，而且最终刊载也在纽约。会中同时决定，为求易于保密起见，以在时报大楼之外的地方租用房子进行，较为妥当。

　　席汉与戈德于４月２２日住进纽约第６大道上的希尔顿大饭店（ＨｉｌｔｏｎＨｏｔｅｌ）。时报主管人事的副总编辑选择了这家大饭店，闹中取静，进进出出不容易受人注意。三个卧室的套房里，立即装备了电动打字机、保险箱、文件柜、桌子、椅子等，并特别为主要执笔人席汉预备了一张直背的木椅，因为他的背有毛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手不断地增加起来，首先被罗致的，是国外新闻部的另一位副主任亚伦·西格。这位当年才３０出头的西格，是新生代杰出的编辑人，他头脑敏捷、知识极广，每周浏览的书报杂志，不下三四十种。他也是戈德的“老搭档”，当然少不了他。

　　先后被“征调”加入此一阵容的，还有国外新闻部能力高强的编辑艾布特（ＳａｍｕｅｌＡｂｔ）和另外五位编辑台的编辑，在戈德和西格主持下，构成实际上的“特种编辑台”。

　　华盛顿分社的一位政治特派员史密斯（ＨｅｄｒｉｃｋＳｍｉｔｈ），本来已准备出任莫斯科特派员兼主任，由于他对华盛顿政治、外交及军事知识之丰富，也暂缓启程，被征调前来纽约，参与此一计划之写作。华盛顿另一位有经验的政治记者肯伍瑟（ＮｅｄＫｅｎｗｏｒｔｈｙ），以写作老练细腻著称，前来助阵。与史密斯同样出身哈佛、后为亚洲问题博士候选人的包德甫（Ｆｏｘ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当时为时报大都会新闻部的记者，他曾随他的外祖父依顿（ＣｙｒｕｓＥａｔｏｎ）访问过河内。依顿是克利夫兰的大工业家，是一位有名的反战派。包德甫以他对亚洲的知识及了解，以及他的家庭背景受到延揽（包德甫后来曾为首任时报驻北京特派员，并著有《苦海余生》）。

　　另外，还有一位资深的组合编辑、我的好友理查·麦克苏利（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ｃＳｏｒｌｅｙ），一位跑腿的记者，一位研究员，以及其他九位新闻助理和女秘书等加入阵容。

　　因为人员不断增加，饭店的房间增至九间，都是用戈德的名字登记的，但是每次叫饭，总是十几二十客。工作人员写的写、编的编、整理的整理、核对的核对，每天工作总在１２到１５个小时。主要的编辑和写作人，都住在饭店，大家都疲劳到了极点，但是工作的性质与气氛，以及这个计划所能引起的影响，却使大家的情绪非常的高昂。

　　为了编排上的保密起见，时报在自己大楼的九楼设置了一个小型的排字房，包括排字机、小样与大样印刷机、钢钻机、拼版台、整版储藏柜，以及用来销毁所有多余大小清样的“碎纸机”（当年还是排字拼版，排字房在四楼，编辑部在三楼）。

　　这种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始于５月下旬，但在６月９日才开始部署。一切具备后，参与工作的全部人员便搬出了希尔顿大饭店，在时报大楼九楼特辟的房间展开活动。报社的安全人员２４小时轮班把守九楼特别房间的进出口，只有总编辑在一张名单上指定的人才可以通过进出。

　　所有参加工作的编辑、写作人及助理等，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已经“失踪”很久了，不知道是去“度假”，或是“调职”了，最后传出他她们是在从事一项“专案”报导，至于是什么“专案”，无人得知，可见内部“保密”得相当紧。那些工作人员奉命在准备阶段不得以任何理由在时报的办公室出现，为的是怕被同事“盘问”。

　　据我所知，在６月１３日星期日时报推出第一篇“国防部越战最高机密文件”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方面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只有一份《村声周报》ＶｉｌｌａｇｅＶｏｉｃｅ在６月初的一期里透露一点点小小的“风声”，指时报编辑部正在准备与越战有关的大新闻。但是，这种小风声，并没有引起什么大波浪，因为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难怪一旦刊出，像原子弹一般的震惊了世界。

时报如何决策，如何衡量

　　时报的发行人彭区·索尔兹伯格从开始便同意报导这批机密文件，他在听取罗森索总编辑报告以后，便告诉罗森索“尽管去做好了”。可是，一直到时报刊登该文件的前三四个礼拜，彭区发行人才真正看到那批文件。那已经是经过“炮制”整理过的了。依然非常可观地装满在一个手推车里。当时罗森索和他的主要编辑人和写作人，要请发行人作最后的决定。

　　最后的决策并非容易，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儿戏的事，刊登机密文件无疑是承担了一项很重大的责任。彭区·索尔兹伯格跟他的高级幕僚，包括罗森索、社论版主编奥茨、星期版新闻主编史华兹（ＤａｎｉｅｌＳｃｈｗａｒｚ）、主管新闻的副社长兼政治专栏作家雷斯顿、执行副社长班克若夫、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社长戈戴尔，以及主管公共关系的副社长兼时报发言人葛鲁森开会商谈，慎重地衡量了时报的立场与责任，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彭区·索尔兹伯格事后对《纽约邮报》的记者说，时报所有高级主管对刊登此等文件的事从开始便没有迟疑过。他解释说：“一旦这许多文件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

　　他说，惟一的争辩乃是用什么方式来刊登？哪些资料应该采用，哪些不予采用？是否应以报告中之叙述分析为准，抑或应由记者做比较分析？整个的资料是一次登完，还是分成多次刊登？

　　时报对所有文件审阅结果的结论，认为绝大多数的文件都已成为“历史”，其中并无军队移动的消息，没有任何资料之公开，足以危及美军在越南的生命安全，但却对于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如何卷入越战过程会有重大的贡献。

　　文件之揭露，无疑将使政府当年决策人物受窘与难堪，但是毕竟不是泄漏国家安全之机密。权衡之下，使国人了解国策之决定过程比政府官员受窘重要得多。

　　国外新闻部主任葛林菲及副主任亚伦·西格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０日对时报内部员工的报告中指出，编辑与写作记者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仔细与反复审阅，考虑与衡量所有可能具有敏感性的资料，以避免给予敌人有利的情报，或有损于巴黎的和谈。

　　亚伦·西格特别举例称，所有政府中来往的电文，均有“日期及时间”，这种电文时间经考虑之下，认为应属“保密”的资料，因为敌人可以用来计算政府中往来电文所需之时间。最后决定将所有“时间因素”予以删除不登。

　　西格说，“军队移动”的资料，是属于“绝对的军机”，时报是绝对不会揭露的。西格并说，在所有资料中，时报自动决定不予发表的有４００余文件，但是他说，时报希望将来有机会将此等文件提供学者参考。凡此足以说明时报处理“机密文件”之成熟、谨慎与负责。

　　彭区·索尔兹伯格在一次记者访问中说，这次时报获得“机密文件”之性质，跟１９６１年时报获得美国支援登陆古巴猪湾情报的性质完全不同。他说，当年他的姊夫德里福斯身为社长，受到肯尼迪总统急电恳求之下，以事关许多人生命及国家安全（怕苏联之武力干涉）而决定不予发表此项新闻。彭区表示，即使他今日掌握同样的新闻，也会像他姊夫一样，不予发表，因为这是事关登陆者的生命安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机密文件”，时报认为揭发这许多文件并非“罪大恶极”，因为政府几乎每天都向新闻界“自动泄漏”消息，其来源均为所谓的“机密文件”，而每次的泄漏，都有一定的目的。

　　时报深信政府对于文件过度机密化，以及“机密”图章之滥用，已无疑使“机密”失去意义。同时，时报认为，这些所谓“机密”文件之揭发，可予政客们极大的教训，也可使政府知所警惕，从此对于选民不敢有所隐瞒。因此，揭发越战文件的最大受惠者，乃是美国人民，也有助于国家利益。

报道方式如何取舍？

　　席汉在时报所出《国防部文件》单行本的前言中，曾对当时如何报道“机密文件”的选择方式有所叙述。他说，第一种处理的方式，是不管此一国防部文件报告作者对越战研究所作之叙述与分析，仅报道文件之内容。但是讨论的结果认为，如此必然迫使时报执笔记者对文件有所解释，使记者成为文件的“史家”，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此，第一种方式乃被否决。

　　第二种方式，除将国防部报告作家之叙述与分析以及相关文件一并报道以外，进一步访问文件中主要决策人士，并就已出版有关越战历史书籍中寻求对越战中重大事件选择性的解释。这种方式，依然相等于时报撰写越战历史，因而也被拒绝采用。

　　第三种方式，也是最终被采用的一种方式，乃是保持“机密文件”所有各篇原报告作家所作的叙述与分析，以及所引文件之一般范围以内。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文件起见，于必要时援引已经公布的资料，予以辅助。当某些事件有解析的必要时，时报仍以在国防部报告的历史文件内容作为范围而作解析。至于原报告的作家们，如指出文件记录中的漏洞时，时报报道中亦予以指出。

　　席汉说，时报的目的，在尽可能使越战历史的整体报道得愈正确愈好。但是他进一步说，不论在此越战历史，或在时报报导中，事实的选择与安排，均无法避免反映执笔者的观点和想法。因而他说，时报记者所写各文，无疑地反映着执笔记者若干观点和想法，可是，时报希望能对此一报告提供公允的看法更能使此种重要文件早日成为大众所有，使一般公民及史学家对此等文件本身的得失作自我的鉴赏。

　　对于文件的整体，究竟一次刊登完毕，抑或分数次报导，时报有鉴于整体数字的过于庞大，不可能一次刊出，乃决定分段推出。新闻同业中如《纽约邮报》总主笔韦克斯勒（ＪａｍｅｓＷｅｃｈｓｌｅｒ）在一个评论中曾有“马后炮”式的异议，他说，如果《纽约邮报》取得此等文件，他会建议一次刊完，“免得政府啰啰唆唆”。

　　实际上，他说得也许很有道理，如果时报一天登完，恐怕也不会有“法院相见”这回事了。而时报在被法院“约束”继续刊登１５天时间内的损失，以及大批律师的费用也许可以省去。（摘自《纽约时报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