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通信指挥学院招生: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35:32
——读乔治·奥威尔《1984〉
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活于世而庆幸的时候，奥威尔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英）温斯顿
和《动物庄园》那种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现的却是黑色素的阴郁。阴郁，是因为它逼近内核的程度——就像一个人探入地窖，一级级默数着梯子，随着湿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离窖藏多么近。
阅读时，我进入的非常快，就像一个小偷在熟门熟道的夜宅里穿行，熟悉的阶梯、拐角、扶手……这感觉令我吃惊。想起了主人公在阁楼上偷读禁书时的感受：“其实，它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新的东西……这作者的头脑与自己相同……他深深觉得，好的书本是把你已知道的东西再告诉你。”
我甚至生出一记想法：一本真正的书是让人“害怕”的。
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使人接触到“自由”的话，
那就只剩下它了：孤独。
在“大洋国”，党不许“孤独”。
一个人在单独状态下容易恢复生命的真实，容易胡思乱想，变得敏感、多思和自怜……所以，“孤独”就成了党的大敌。党一再鼓吹集体生活和公共行为的意义，号召“个”投身于火热的大家庭，成为党密切注视下的一分子。
原则上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睡觉外，不能单独呆着……做一些含有孤独意味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是危险的。一个党员从生到死，甚至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孤独的。
不论工作或休息，其表情、举止，都要受到“电幕”（类似摄像头）和思想警察的监控。党不仅需要表面的忠诚、客观的服从，还要本能的“正确”，即情绪心理的“正确”。“任何细微的奇想，任何习惯的改变，只要可被解释为一种‘内在斗争’的流露，无不被探知。”
权力欲望无边无际，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犹如一个男性占有狂，不仅勒索女人的每一个部位，还要霸占爱，还要你必须爱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残忍、有力，他会发明各种手段，摧毁人的神经，编篡人的记忆，修改人的情感密码……进而铸造出一个“新人”——一个爱他、愿把一切献给他的人。
主人公温斯顿最早的叛党行为竟是写日记——按“大洋国”法律，写日记要被判死刑。因为日记是孤独的私生子，是想隐瞒什么的表现。
“孤独”，是令一切统治者都深感不安的。与“圆周式——绕轴转”的集体生活相反，孤独属于一种脱众的“离心”，是对“向心运动”的背叛。
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一幅“个人”的肖像多么难寻，“个人”的处境又多么凶险而动荡不安。于是，拼命从集体大本营里逃跑、争取一份可怜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体制监狱最惊心动魄的举动，有“精神暴动”之嫌。
对人的控制，总表现为对人性的控制。情欲、交流、友谊、财产……在权力眼里，这些人性都是与自己争夺群众的东西。所以，权力总处心积虑地强调集体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灭隐蔽事物，号召一切都向党和领袖敞开。连幸福的涵义都改了：忠诚就是幸福，牺牲就是幸福，无私就是幸福。
这种极权价值观，似乎租用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积极自由”和“人民主权理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贡斯当驳斥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卢梭忘了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交由具体个人行使，无论主权概念多么抽象，一旦开始操作，主权者（人民）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只有授权于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党）。他说：“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
从法国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极权演示，似乎都在为贡斯当的预见喝彩，往卢梭脸上抹黑。
“大洋国”最显著的统治，就是对个人的思想监控。所有迹象都显示：“老大哥”（领袖）在看着你。
到处都有“老大哥”的能量，头像、声音、语录、意味深长的微笑……在钱币邮票徽章烟盒上，在同事对视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路灯般的阴影里。人时刻要保持忠诚于党的严谨状态，即使回到家，那状态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注视着“老大哥”头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贯穿你的脑壳，恐吓你忘掉一切……最后，党将会宣布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大洋党发明了一种控心术：“双重思想”。即要求党员学会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诀窍，比如明明清楚没有民主，却强迫自己坚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比如明明目睹各种丑行，却要鼓励自己往好处想……奇怪的是，这种摧眠式的心术竟屡屡奏效，慢慢，人们学会了熟视无睹，并最终肯定了曾怀疑过的东西。
有点像温火煮蛙的原理，有点像我们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学会愚蠢，让灵魂休眠，充耳不闻，闭目塞听。所以，当主人公听一个叫赛姆的同事高谈阔论后，顿生不祥预感：“他突然有一种自信，赛姆总有一天会被蒸发掉……”
还有一个教人自律的新名词——“犯罪停止”：当头脑中出现一个不应有的闪念时，应采取一种断然喝斥、让意念刹车的办法。小说最后，在“仁爱部”（刑讯部），阶下囚的温斯顿试着练习“犯罪停止”：
他提出几个问题，“党说地球是扁的”，“党说冰重于水”，他训练自己不去理会那些足以辩驳这两个命题的理由，学会漠视最浅显的逻辑上的错误。
这是一种让人正常地适应“不正常”的心功术，一种从容地指鹿为马的灵魂巫法。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说：古代专制“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而现代专制的可怕在于：它“强迫人们说话，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类似的处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独夫统治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它让身体任其自由，改而压制灵魂。”
托克维尔毕竟生早了，他是针对19世纪初的美国说的，他若等来斯大林时代，就会对此言有所改了。事实上，现代专制并不打算放过暴力这种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职责是伪造或虚构党需要的“党史”，像蜘蛛一样，在党过去和现在的言论网上缝缝补补，以便让“过去发生的事”更好地为“今天”服务。
奥威尔的小说情节并非杜撰，而是参照了三十年代苏联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比如1934年至1936年，一些大人物病逝：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作家高尔基等，当时政府曾宣布他们病故，可到了1937年，他们被说成了遭谋杀，三位医生被诬为凶手，并挖出一个“深藏多年的反革命集团”来。
不顾旧史、捏造新史的事屡见不鲜。布哈林曾是列宁在遗嘱中特别赞扬的人，但法庭上，他却被控为列宁身边最凶恶的敌人、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列宁……更令人惊愕的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庭时，被告席上竟出现了一张让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内务部首领雅果达！仅仅一年前，他还亲临地下室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实施监斩，现在竟成了对方的同案犯。一个以镇压“托派”闻名的刀斧手，居然是托落茨基的亲腹。一个把持了反间谍机关15年的人，居然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确实应了“大洋党”的口号：“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除了“创造历史”，“真理部”的另一职能是“生产现在”。电幕上每天都发送“人民生活幸福”的场景——
“同志们！有个光荣的消息！我们生产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今天上午，各地都举行了盛大游行，标语上写着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赐给我们幸福生活……现在我来报告一些最新的数字，粮食……”
这些粮食是“真理部”刚刚生产出来的。按温斯顿的说法：总之，除了疾病、犯罪以外，其它任何东西都增加了，每样东西都呼呼地突飞猛进。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真实历史，一面是粮食每秒都在呼呼“发射”、报纸天天为粮多“发愁”，一面是哀鸿遍野，成千上万的种粮人活活饿死。
不仅新闻是生产出来的，连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由“真理部”按计划来生产。
“家庭简直是思想警察的延伸，使每个人日夜提心掉胆，深恐他最亲密的人将之揭发。”
比如那俩尖叫着“我们要去看绞刑”的邻居孩子。他们从小喜欢暴力、崇尚战争，天天盼着能杀敌人抓间谍，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有“大义灭亲”的机会……他们简直就像机器定做出来的孩子，没有亲生父母，只有一位共同的爷爷：“老大哥”。
“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时报》每周总要刊登一些关于窃听父母谈话、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小家伙（一般称为儿童英雄）的事迹。”
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大洋党”下足了功夫。
据温斯顿的情人朱丽叶说，在大洋国，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月例行一次“性座谈会”，向之灌输“性”的丑恶和危害，青少年还组织起了“反性团”。
还有一项被视为百年大计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新语言工程”。温斯顿的朋友赛姆在“研究部”，是个出色的“新语言”专家，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言的目的是在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来不会再有表达有罪思想的字眼……我们的字一年比一年少，意识范畴也逐渐变小。等文字改造成功，革命也就成功了。”
他没说错，当“自由”“人权”概念被取消之时，也就没有“保障自由”“天赋人权”等念头了。削弱了表达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就限制了思想的体积和深度。语言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意识资源、尤其理性资源的枯竭，这无异于给大脑做了整形。
“将来不会有思想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不需要思想。正统即是无意识。”
改造文化、编篡话语、简化文字、限定概念、规范大脑——乃权力者统摄人心的共用策略。
主人公的妻子凯瑟琳，是“性严格主义”教育下的新女性：“她脑袋里除了党的标语口号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抱着她犹如抱着一个木偶，甚至觉得她正用尽气力推开他。”
丈夫提议分居，却遭到妻子拒绝。“她说他们必须生一个孩子……只要没什么妨碍，那事每周总要例行一次。她常在当天提醒他，说晚上必须履行一项工作，称之‘我们对党应负的义务’。”
用丈夫的话说，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
婚姻不是因为情爱，同床不是为了性悦。刑讯室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明白无误地告诉主人公——
在大洋党看来，爱是比性更危险，所以格外重视党员婚姻：“必须先得到一个特殊委员会批准——若男女双方给人一种在身体上相互吸引的印象，申请一定会被拒绝。唯一被公认的结婚目的，是为党生儿育女。”
党严禁婚外恋，更不许离婚。因为离婚是因为不爱，而离婚的目的则是寻爱。对男女间可能形成的任何难控制的关系，党都严加防范。
朱丽叶对“性严格主义”，另有一番独特理解——
她认为，党之所以禁欲，是因为人们若缺乏性的发泄，能量受阻，就易于性情冲动，头脑热烈却空洞，易于发生歇斯底里症，进而转为对领袖的狂热。
“发泄性欲消耗了体力，事后你会感到愉快和满足，就不愿再管其它事了。但党要人们随时精力充沛，游行、喊口号都是变相的性发泄罢了。”
灭绝享受和快感、删除人性与本能，人之体能和激情就只剩下了一条通道：献给“老大哥”。只有一种高潮：政治性高潮。比如每天的“两分钟仇恨”仪式上，面对电幕上“人民之敌”戈斯登的头像，大家在座位上不停地暴跳如雷，尖叫、怒骂，连身体都跟着痉挛……
消灭差异，消灭性趣，消灭诱惑，消灭香水口红裙子……用和男人一样的制服把女人包裹起来。有时，大家几乎怀疑起了活着的真实性、性别的真实性。
“你喜不喜欢活着？摸摸这儿吧，这就是我的手，这就是我的大腿和胸脯，都是活着的。你不喜欢这些吗？”当温斯顿紧紧贴住朱丽叶，触到她饱满的乳房时，“一股青春热力透过他们的制服，注入他的体内。”
用偷情的片刻欢愉来打破生存的死寂，靠肉体的彼此取暖来冲淡荒谬与冷漠。生命，终于燃起了一线可怜的私性，一缕罕见的亮度……
对温斯顿这样的叛逆来说，任何有违“党纪”的念头和行为，都会激起内心的亢奋。一天，当他偷偷打开朱丽叶的小纸条时，激动得几乎颤栗，上面写着：“我爱你！”
激动并非因为收到了爱，而是收到了另一个叛逆存在的信号。这心情就像他在日记里不经意写下“打倒老大哥”，既害怕又欣喜若狂。
这快感某种意义上也是“性高潮”。在一个生命极度被折弯的地方，权力和反抗——扭曲和反扭曲、压制和反压制都会陷入病态。比如俩人偷偷约会时，朱丽叶——一个表面上极正统的女孩子，竟用最下流的话咒骂党，并疯狂地掏出黑市买来的劣质香水、口红、胸罩……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你以前干过这种事吗？”
“当然啦，几百次呢——啊，至少有几十次吧。”
“和党员吗？”
“是的，都是和党员们。”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她已干过几十次，他希望她已干过几百次啊。谁知道？也许党的内部已经腐烂了，所谓的自制、坚强和艰苦朴素，恐怕就是一种掩饰罪恶的虚伪。他甚至希望能使他们身上传染上梅毒和麻风呢……
“听着，正因为你和好多人发生过关系，我才加倍地爱你。”
“我应该使你满足，亲爱的。我的骨头正在腐烂呢。”
显然，朱丽叶与党员滥交，是一种精神造反，是对党管辖下的肉体的一种虐待，既自我满足，又自我惩罚。温斯顿，则从中窥到了党的丑陋和堕落，因此而兴奋。
不难看出，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虚无主义仅是一张纸的两面。性高潮退后的虚脱，乌托邦失血后的苍白，其实没什么两样。
偷情之后，便是灵魂的结局、人性的结局、生命的结局。
温斯顿和朱丽叶信誓旦旦的爱情终于被出卖了，被自个儿。
在令人恐怖的刑罚前，男人痛苦地大叫：“去对付朱丽叶吧！怎么对付她我都不在乎。把她面孔撕去，把她撕成骷髅……”
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自以为：即使酷刑之下自己会招供，但这只是招供，并不能让他们彼此背叛。“招供不是出卖，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情，如果他们使你不再爱我了，这才是真正的出卖。”
斯大林曾对手下人说过：谁都可以被收买，只是卖价不同罢了。
以前的暴政不过是今天的一半，效率也有天壤之别。
“总是在夜里，一只有力的手摇动你的肩，灯光直刺你的眼睛……你就这样销声匿迹，名字在户籍册上消失，你的存在被否定、被遗忘。”
在苏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加米涅夫……也是这样被从睡梦中摇醒，随即蒸发。
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出卖、逮捕、酷刑、处决、失踪……将无休无止。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对，让他受苦。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布哈林出门前向妻子口授了一封绝命书——
“我命在旦夕，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我感到在地狱机器前无能为力，它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和间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敌人就越多”，仅1933年到1937年，苏联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数量即由350万降到200万；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处决的有98人；红军的5位元帅被整肃掉3个……在原内务部官员奥尔洛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深夜，雅果达巡视审讯室，推门看到了这样一幕：疲惫的审讯员躺在椅子里哀叹，‘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生命就这么一文不值？’而被审讯者绕到他身旁，像父亲那样拍他的肩头，安慰他……”
就像温斯顿默默写下“二加二等于五”，那些曾浴血奋战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面对疯狂的专政手段，在一番抵抗后，无不垂下高傲的头颅——
“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同志，他是全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的缔造者……”（布哈林法庭陈词）
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指出：“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它们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大洋国那些无处不在的党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即属此类格言。事实上，当我们读完小说便会看清“老大哥”的统治秘诀：贫穷是保障！斗争是法宝！恐怖是关键！
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是谁？世上是否真的有过我？人是怎么一回事？
“在你不知道的时刻，死神会降临。”
故事最后，我们的主人公，温斯顿——一个曾想着要弄清真相、认真生活的人，和那些生命即将结束的党内老人一样，只能在酒吧里消磨最后的天数。此时，他又听到那支神秘的歌了——
“在栗子树下面，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一行浊泪从眼眶淌下来。
子弹就在明天。他知道。
公元1950年，曾被子弹射穿喉咙的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
此时，距“1984”还有34年。他曾让自己的主人公说过——
“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
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死。
（收入〈跟随勇敢的心〉，王开岭著，２００３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