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虎养车网改日期轮胎:南通大学文学院李建东教授给我写的评论《在心灵锋线上奔跑的马国福》

在心灵锋线上奔跑的马国福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 建 东

很喜欢在“人性枷锁”上苦苦挣扎的英国作家毛姆，他那刀锋一般的文字，常常使人想到一位如鲁迅笔下那位无望的过客。毛姆的描述采用这样一种方式，“不知是怎样一种无限思慕之情把你攫在手上，逼着你走上一条危险的、孤独的道路，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到达那里就可以使自己从折磨着你的精灵手里解放出来。你很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从乡下来，还想回到乡下去的沈从文，也在心灵上建造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希腊小庙”。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寓言，是因为不断奔跑着的阿甘，成为不懈探索着的人类精神的象征。

在心灵锋线上奔跑的马国福，用他撒满金色阳光的锦绣文字，成为崛起于励志散文之林的青年作家。他从蓝天、白云、碧水、黄花的青海湖边走来，一下子融进繁华的南方，但他总难忘怀家乡的故土和亲人们辛苦劳作的背影。他放飞激情，叩问心灵，“庄周梦蝶，借的是超然物外的灵魂之力。身在红尘，我恐怕无法抵达这样的境界，但是我找寻片刻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晨听鸟语》）他永远在路上，一手擎着照亮人生迷途的神灯，一手擦试着对仍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小人物悲悯的泪水，不论梦魇般的记忆如何噬咬着他，仍然执著地找寻并行吟于他心灵的故乡。

用文字绰约、文心执著来形容马国福的散文，是比较符合的。应该说励志散文是散文苑囿中比较难写的一个品种。由于写的人多，就容易写滥；因为正面立意，就容易流于空泛。甚至有些比年轻的马国福名气要大许多的海外励志散文名家，也同样面临着江郎才尽，囊中羞涩的危机。马国福却幸运得多。他的走红、与励志散文徘徊于低谷，几乎是并轡而行。原因何在？我想这与他运行于笔端的优美飘逸的文字、激情浪漫的想象不无关系。他的意象是突兀而合理的；他的思绪是飞翔而坐实的；他的语言是鲜嫩而亲和的。他写《月如邮戳天地远》，告诫我们虽然“在城市的道路上行色匆匆”，却忽略了“头顶上那花骨朵一样蕴含芬芳和诗意的月亮”；他《走进草木深处》，惊奇“草木怎样过自己的节日呢？”哦！“一只陌生的蝴蝶给她献上最真诚的祝福，一阵温柔的清风给她亲呢的爱抚，一束炽热的阳光给她点燃了祝福的礼炮，一块温润的泥土给她敞开了温暖的怀抱”；他痴迷于《一条路的飞翔》，“一条路，拉直了，就是一条鞭子，赶着我们从生命的源头出走，哭着笑着走向下游。一条路，伸长脖子竖起来，就成了一座山，把我们抛在脚下，或许，我们穷尽一生的力量，永远无法企及它的高度。一条路，压扁了，就变成一条航船，摇摇晃晃，我们泅渡在光阴的河流中，凶险与风光同在，波涛与涟漪共存”。有的人生之路，或许永远是无休止的顿号、逗号，而有的人生之路，却是一个漂亮而圆满的句号。语言之秀美，比喻之新颖、情愫之隽远，都令人含之若饴，难以忘怀。

文学的最高层是形而上的哲理层面。可以说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深层次的哲理蕴藉，即不仅对此事、此物有意义，而且对他事、他物都有着更宏阔的普泛意义。在审视现代社会中每一个自我的《慢下来，等等灵魂》里，奔跑着的马国福，并未忘记与我们探讨“快”与“慢”的哲学：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么多‘快’如同一晌繁华、过眼烟花，当烟花散尽，风光不再，一切归于寂静、平淡、缓慢时，灵魂才以‘慢’的姿态直抵生命本质。”人生需要淡定、需要沉潜、需要涵咏，这都是“慢”的节律，以此方能真正体悟生活的丰富和宁静。空泛的哲理有可能变成令人生厌的说教，如将哲理蕴于日常生活的凡俗故事中，则能够使我们在与对象保持可以比照的对视中，洞悉生活的另一层深义。他从邻家小孩将“我家伸出墙外”“一阵乱打”的《受伤的核桃树》上，既看到“那些枝丫长势比第一年还茂盛蓬勃，花开得更艳更密”，又联想到“命运更喜欢将最丰硕的果实馈赠给那些含着泪微笑的灵魂”；在《给生命一个完美的备份》中，他讲述一位颇具才华的高端朋友，在为董事会制作一份重要的投标文件，因未能存盘备份，而在蓦然停电时使自己的艰辛劳动毁于一瞬，结果丧失了宝贵的升迁机会。从而论证“如果——偶然”，与“备份——必然”的辩证关系：“如果”是人生的马后炮，“备份”则是命运的马前卒，“给生命一个完美备份，在生命之电不济时，对付意外厄运的最好办法就是备份人生”；通过阅读奇妙的《向西瓜磕头》这篇精短散文中，我们知晓“每个西瓜从下种到成熟都要磕近30个头：早春打西瓜钵子要跪，钵子下地要跪，西瓜下种要跪，选苗要跪，盖地膜要跪，除草要跪，清藤要跪，施肥要跪，授粉要跪，防虫要跪……”因而作者联想到“这些向西瓜磕头的人们，把种西瓜，当做一项事业来对待，把农业和土地当作一种宗教来膜拜”。进而延伸到只知道“挑剔地评论、烦躁地埋怨”的“城里人”，在稀薄了感恩之心的浮躁中成为“浅薄的享用者”。这种哲理的涵盖是非常之广泛的，“城里人”其实是“现代人”的一个代名词。正如他在《蜗牛角上看人生》中引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人生如寄，芸芸众生，“仿佛在窄小的蜗牛角上争夺”，只有“跳出来看”，才能参破这大千世界、滚滚红尘。

有人称马国福的励志散文是“美文如清风，佳句似佳茗”，“于通俗中给人以启迪，于精巧中显出智慧”。这只是其散文风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最为值得人们思考的方面是，他日臻厚重、深沉的乡土乡情及批判风格。马国福出生于西北农家，他年少时的乡村生活成为他汩汩不断的写作源泉与繁复绵邈的文化记忆。故乡、麦田、炊烟、亲人……,其间既有诗意的温暖、更蕴蓄着社会底层的艰辛、苦涩与单调乏味的生活。《在乐都大街上泪流满面》是马国福的代表作之一，当“我”从繁华的南方回到青海高原时，看到“哥哥”仍在为生活艰辛挣扎。通过“我”与“哥哥”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对比，表达作者对故乡、对亲人敦厚朴素的情感。《在尘世的烦恼里开怀》，写了在通城4路公交车上看到的一桩小事，乘车的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在旁若无人地开玩笑，那份不畏艰苦的豁达乐观，让他内心得到无比感动。在《人民路的春天》里，他沐浴着春天的阳光，看到在这美丽的都市里“像怒放油菜花一般的恋人”，同时，也“看到河边的排污水，看到赤裸上身拉煤的老汉”；看到“玉兰树上的鸽子，濠河里的游船”，也“看到那些‘肉食者’们的黑手，将山川、河流里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的仓库、车间、公司里，变成银行账户上的阿拉伯数字，变成在大会堂里他们手捧那烫金奖状的皮子……”。这种腾飞的想象是诗意的，同时又是坐实的；通过从“此物”到“彼物”的独特的转换，打通了中间的某种联系，给读者留下延宕畅想的空间。其间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悲悯意识。“悲”是哀伤，“悯”是同情，从而使当前软绵绵的“小资”情调、滑腻腻的“娱乐”情怀相形见绌。在带着殷红血迹的天秤上，一切都失去了重量。我想这是虽写励志，却超越励志的马国福，在心灵锋线上不断奔跑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的智性美文坚挺走红的主要原因。

当代文坛，十余年来经历了小女人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日常化散文等等不同的散文品类。无论如何，在信息化、快节奏的今天，散文无疑是与新传媒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在思想碎片化的今天，可以放逐理想，但不可以放逐意义。任何物化的语言符号，都是以一种可以言说或不可以言说的“意义”的形式存在着。那么，什么是时代的意义呢？在当今这个最令我们畅想的时代意义，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是人的良知与尊严，就是人性的美德与光亮，就是人间的大爱与真爱、亲情与友情。普罗斯特曾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那个‘我’的产品。而且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这就形成有为作家的双重人格：艺术中的‘我’，与生活中的“我”，是相互交合又相互悖反的两种力量。以关注时代与民生为己任的马国福，正是以一种“人在高原”的博雅风范与悲悯情怀，坚守着文学的制高点，将“智性”与“人性”相结合，由一己感愤之“小我”，向体恤苍生之“大我”挺进，从而熔铸新时代、新美文的精神内核以及阳光畅亮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