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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童声
邓拓之女邓小岚在父亲工作过的河北乡村教孩子们音乐,68岁的她不愿求助权力,选择一个人坚持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冯翔
6年来,邓小岚几乎每个月都奔波300公里到马兰村教音乐。王圣摄
长大以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社会的复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只有音乐能做你最好的朋友。——邓小岚
“我爸爸去年修高铁,今年盖楼房,上个礼拜刚走的。”昏黄的灯光下,11岁的乡村女孩陈星一边做作业一边快活地说,“我对着电话给他拉琴,他都笑了。”
正常状态下,陈星和音乐的最短距离是20公里。这是她家到镇中心小学的距离,那儿有一位小学音乐教师,可以教她识谱和唱歌；如果想买几本关于音乐的书,需要再坐20公里的车到县城书店；想要买一把小提琴,就得再到110公里外的保定去；再走140多公里,就可以到北京演出了——要是她水平足够的话。
总共300公里的距离如今都变成了零。因为一位来自北京的老太太。
南都记者 冯翔 发自河北保定
你们会唱歌吗?
她的时间是精心掐算好的:早上从家坐地铁到北京火车站,9点开的火车两个半小时到定州,吃口饭；坐3个半小时的大巴到阜平县城,正好赶上往马兰村的唯一一趟班车,再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300公里的行程整一天。
这种行程,68岁的邓小岚已经坚持了6年多,基本上每月一次,来给村里的孩子上几节义务的音乐课。
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因为她父亲在这里待过十年。十年间,他在这里主持出版一份名叫《晋察冀日报》的报纸,他的7名记者、编辑在与日本人的交手中阵亡。19位村民为掩护报纸而被杀害。
她父亲叫邓拓,《人民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马兰村人能说会唱的很多。“这跟当年的八路军报社有关系。”村支书白万强不无自豪地说,40年前村里演《红灯记》,他亲哥唱李玉和,姐姐唱李奶奶,表哥唱鸠山,侄女唱李铁梅,他年纪最小,演了一个日本兵。一家子基本就把戏包圆儿了。
70岁的白玉丛还当着记者的面唱了一段,字字合拍叠律。“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没钱不能买……”
1939-1948年,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报《晋察冀日报》在马兰村整整出报十年,邓拓是社长。在马兰村,他还主持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74岁的乡村医生王士亮回忆,当年《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们喜欢教他们这些乡村孩子识字、唱歌,只要来学就给糖吃,“肯定不叫你白来”。当时教的主要是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后来就教《白毛女》。
阜平县位于河北保定,是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进京后,《晋察冀日报》改名《人民日报》,邓拓任第一届总编辑。他在给北京晚报写的专栏《燕山夜话》中,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马南邨”,取自“马兰村”谐音。
邓小岚出生于1943年,是邓拓和妻子丁一岚的第一个孩子。她被寄养在马兰附近,直到3岁。2004年起,她频繁地造访马兰,开始义务音乐课之旅。
音乐课起源于一次烈士扫墓。“我忽然想问问孩子们,你们会唱歌吗?他们全摇头。《学习雷锋》?《少先队队歌》?”邓小岚回忆。最后问到《国歌》,才有一两个孩子会唱,但跑调得厉害。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她。这些在建国50周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音乐素养甚至不如他们在战火中长大的祖父祖母。
乡村课堂
马兰村其实是个不到300人的自然村,隶属于阜平县城南庄镇岔河村。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个教学点,大约20个孩子待在一间几近倒塌的危房里。在教孩子们哆来咪之前,邓小岚先向自己的弟弟妹妹集资4万元,修了一排整洁明亮的房子做音乐教室。
教室的小黑板上,展示着上一次课的教学内容:三首曲谱,《念故乡》、《雪绒花》和《山楂树》。她喜欢教孩子们这类入门级的世界名曲,既纯真优美,又易于练习。
所谓练习,更多地是指练习乐器。马兰村人均只有半亩耕地,连温饱都是刚刚解决,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给孩子添置乐器的能力。邓小岚也没有。为此,她不惜求亲告友,为孩子们搜罗了数十件小提琴、手风琴、吉他和笛子。
《邓拓和他的一家》作者,知名传记文学女作家庞旸就把她1977年买下的一架鹦鹉牌手风琴捐给了邓小岚。“这是它最好的归宿”,她说。
这架手风琴现在属于一个叫梁一的11岁男孩子,他的家就紧挨着音乐教室。母亲牛彦花发现,儿子学琴以后变乖了,会在家练琴时照看妹妹了。
另外一些改变则属于精神范畴。王士亮的孙女,10岁的王薇只有在吹笛子时,才愿意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自从她父亲多年前在北京打工,不慎在工地上坠亡后,她就陷入了沉默。而另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陈星则喜欢在电话中对着听筒拉曲子,电波的另一头是她在内蒙古打工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农村留守女孩,相貌清秀,但手指骨节很粗,手掌也粗糙。为了上学,她每天需要走近一个小时；想和父亲交谈,只能一周一次,用电话。
“我爸爸去年修高铁,今年盖楼房,上个礼拜刚走的。”昏黄的灯光下,11岁的陈星一边做作业一边快活地说,“我对着电话给他拉琴,他都笑了。”
50岁的代课教师孙建芝说,她本身就不识谱,更别提教音乐了。陈星就读的岔河村小学校长宋杰则说,他的学校一年只有5万元教学经费,连添置正常教学用具都有困难,更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只有20公里外的城南庄镇中心小学才有。
陈星每天练半小时琴,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左手手指按弦很疼,仍然坚持下来了。她明白这种奢侈的来之不易。
“老师说我不稳当。”陈星有点苦恼。她太爱拉琴了,这学期的成绩从全校第二掉到了第五名。“老这样下去就不能考大学、做音乐家啦。”
做音乐家,她的邻居、同学兼乐队队友刘爱玲也持这样的理想。今年8月8日,她们所在的马兰小乐队去了北京,在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上做了表演,在得知这些孩子来自300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山村时,全场先是惊愕,继而报以掌声。
音乐带给孩子们最突出的改变可能是,几个孩子多了一个“当音乐家”的理想；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学音乐的孩子,对理想这样的词则普遍显示出一种麻木和淡漠的状态,并很快跑开。
邓小岚让马兰村的音乐跨越了70年的时光和300公里的距离,得以延续。今天,马兰村的小乐队已经有50多人,小提琴、手风琴、笛子、吉他俱全,到北京参加了好几次公开演出。村里甚至还有一首村歌,《马兰童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了唱一首动人的歌谣……”
“只要活得愉快”
孩子们只是这场比赛的表演者而非参加者,这是现实。邓小岚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做到如此,每次到马兰,她待一周左右。
邓小岚住在与音乐教室相连的一间阴冷的小屋里。牙膏尾部卷了几圈,再加上一个夹子。牙缸是用一个罐头瓶子做的。这里和她在北京的家一样朴素。她教授音乐的范围已经从马兰村教学点的近20个孩子,扩展到了岔河村小学的上百名学生。为此她不得不扩大自己的责任,更多地求亲告友、搜罗器材。
“教音乐课的初衷是我想给那里的小孩子升学、就业拓宽一些路子。即使他(将来)用不上这些东西,但是从精神生活上,他一生都会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邓小岚说。“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的什么成就,比如当个部长,就是成就了吗?我觉得,只要活得愉快,工作做得合格,就是成就了。”
她父亲邓拓本身就喜爱音乐,经常听《阳关三叠》一类古典民乐,还会用福州话唱古代诗词。
父亲的爱好,沿袭到邓小岚这里变成了世界名曲。她还给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改了歌词,教孩子们唱:“美丽的家园……故乡马兰…铁贯山高高……胭脂河流水潺潺……”她也教过红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和《查路条》,那是为了给来参观的《晋察冀日报》的老报人们表演。
这些歌曲是孩子们的父母一辈相对最熟悉的。年轻时,他们正赶上一个全民大合唱的年代。
57岁的村支书白万强回忆,他上中学时每天必做三件事,全村人都一样:背语录、给毛主席画像鞠躬、唱歌。“主要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语录歌。”
当时教歌的乡中学教师刘金彪——也就是小提琴女孩陈星的姥爷——的回忆则是:教师必须教唱语录歌,每家还被安了一个小喇叭,强迫学歌。“你不听都不行”。去参加婚礼,每人要当众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才能入席。
1966年邓拓含冤而逝,在父亲死后、母亲被批斗的那段日子里,一把小提琴一直陪着邓小岚。《梁祝》,《新疆之春》,她拉着这些优美动人的曲子,对抗外面铺天盖地的语录歌和口号。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她被分到山东泰安一个小药厂当工人,也带着琴。
口口相传
这位脸色红润的老太太一提起父亲在“文革”中受难的往事,往往潸然；但只要改换一下话题到孩子们和音乐课,马上就破涕为笑,笑颜盛开。
“马兰太美丽了,邓老师太可爱了。”留着长头发的阿里解释说。
他是“丝绸之路”乐队的主唱,也是一个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音乐人。不久前,他刚刚带着自己的朋友、《干杯朋友》的词曲作者杨海潮去马兰村,给孩子们上了几节音乐基础课。令人莞尔的是,陈星、梁一对他的长头发印象更深。因为这是村里第一次来长头发的男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86年出生的刘汉祥为邓小岚拍了一部纪录片《马兰的歌声》,片中主题曲《马兰童谣》的作者更出生于1988年。他们都是经过口口相传,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通过她,水木年华组合给岔河小学捐了35部复读机,一家音乐杂志捐了一架钢琴。
这种延续,邓小岚已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时候。68岁的她也快跑不动了,今后谁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最后,她托人联系到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下一步要在这里成立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基地。《保定日报》记者杨颖是这次合作的促成者,河北大学是她的母校。在一次采访邓小岚之后,她主动打来电话:“我能帮您做什么?”
“说实话,邓老师不想做得太张扬。”杨颖这句话,是邓小岚身边人们的共同感受——她不愿意求助于权力,宁可自己一个人来做。不然,她要做这样的事,真是太容易了。因为她,岔河村小学甚至改名为“岔河村马兰小学”。
“她当年的那些同学,现在省部级就有好几个,进中央的都有。”村支书白万强说,后悔没有早点求邓小岚,否则,可以让西柏坡到阜平县50多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改道,经过马兰村……“现在说晚了,省里都立完项了。”
邓拓于1979年平反,但邓小岚并未要求回到北京。她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多官复原职,她想在中央部委或央企谋一个位子易如反掌。但她选择了继续留在泰安小城。她觉得,求人是一件过于困难的工作。直到16年之后,她丈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她才跟着搬回来,在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管资料,四年后就退休了。
在她退休的前一年,她母亲——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去世。在遗嘱中,丁一岚说:在弥留之际,希望撤掉一切抢救措施,在床前放她一生最爱听的《延安颂》。年轻时的理想,她从未改变。
女儿——一名音乐教师问过邓小岚这样的问题:这些孩子现在学了音乐,将来面对社会上的黑暗丑陋,不是更受伤了吗?他们美的视野已经打开,成年以后却要面对一种非常劳累或者枯燥的生活,这样的对比会不会更加残酷?
她答:如果现在你就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现在多教给他们一些真善美的东西,长大以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社会的复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有不愉快的时候,只有自己宽慰自己,只有音乐能做你最好的朋友。
邓拓之女邓小岚在父亲工作过的河北乡村教孩子们音乐,68岁的她不愿求助权力,选择一个人坚持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冯翔
6年来,邓小岚几乎每个月都奔波300公里到马兰村教音乐。王圣摄 长大以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社会的复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只有音乐能做你最好的朋友。——邓小岚
“我爸爸去年修高铁,今年盖楼房,上个礼拜刚走的。”昏黄的灯光下,11岁的乡村女孩陈星一边做作业一边快活地说,“我对着电话给他拉琴,他都笑了。”
正常状态下,陈星和音乐的最短距离是20公里。这是她家到镇中心小学的距离,那儿有一位小学音乐教师,可以教她识谱和唱歌；如果想买几本关于音乐的书,需要再坐20公里的车到县城书店；想要买一把小提琴,就得再到110公里外的保定去；再走140多公里,就可以到北京演出了——要是她水平足够的话。
总共300公里的距离如今都变成了零。因为一位来自北京的老太太。
南都记者 冯翔 发自河北保定
你们会唱歌吗?
她的时间是精心掐算好的:早上从家坐地铁到北京火车站,9点开的火车两个半小时到定州,吃口饭；坐3个半小时的大巴到阜平县城,正好赶上往马兰村的唯一一趟班车,再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300公里的行程整一天。
这种行程,68岁的邓小岚已经坚持了6年多,基本上每月一次,来给村里的孩子上几节义务的音乐课。
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因为她父亲在这里待过十年。十年间,他在这里主持出版一份名叫《晋察冀日报》的报纸,他的7名记者、编辑在与日本人的交手中阵亡。19位村民为掩护报纸而被杀害。
她父亲叫邓拓,《人民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马兰村人能说会唱的很多。“这跟当年的八路军报社有关系。”村支书白万强不无自豪地说,40年前村里演《红灯记》,他亲哥唱李玉和,姐姐唱李奶奶,表哥唱鸠山,侄女唱李铁梅,他年纪最小,演了一个日本兵。一家子基本就把戏包圆儿了。
70岁的白玉丛还当着记者的面唱了一段,字字合拍叠律。“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没钱不能买……”
1939-1948年,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报《晋察冀日报》在马兰村整整出报十年,邓拓是社长。在马兰村,他还主持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74岁的乡村医生王士亮回忆,当年《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们喜欢教他们这些乡村孩子识字、唱歌,只要来学就给糖吃,“肯定不叫你白来”。当时教的主要是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后来就教《白毛女》。
阜平县位于河北保定,是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进京后,《晋察冀日报》改名《人民日报》,邓拓任第一届总编辑。他在给北京晚报写的专栏《燕山夜话》中,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马南邨”,取自“马兰村”谐音。
邓小岚出生于1943年,是邓拓和妻子丁一岚的第一个孩子。她被寄养在马兰附近,直到3岁。2004年起,她频繁地造访马兰,开始义务音乐课之旅。
音乐课起源于一次烈士扫墓。“我忽然想问问孩子们,你们会唱歌吗?他们全摇头。《学习雷锋》?《少先队队歌》?”邓小岚回忆。最后问到《国歌》,才有一两个孩子会唱,但跑调得厉害。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她。这些在建国50周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音乐素养甚至不如他们在战火中长大的祖父祖母。
乡村课堂
马兰村其实是个不到300人的自然村,隶属于阜平县城南庄镇岔河村。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个教学点,大约20个孩子待在一间几近倒塌的危房里。在教孩子们哆来咪之前,邓小岚先向自己的弟弟妹妹集资4万元,修了一排整洁明亮的房子做音乐教室。
教室的小黑板上,展示着上一次课的教学内容:三首曲谱,《念故乡》、《雪绒花》和《山楂树》。她喜欢教孩子们这类入门级的世界名曲,既纯真优美,又易于练习。
所谓练习,更多地是指练习乐器。马兰村人均只有半亩耕地,连温饱都是刚刚解决,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给孩子添置乐器的能力。邓小岚也没有。为此,她不惜求亲告友,为孩子们搜罗了数十件小提琴、手风琴、吉他和笛子。
《邓拓和他的一家》作者,知名传记文学女作家庞旸就把她1977年买下的一架鹦鹉牌手风琴捐给了邓小岚。“这是它最好的归宿”,她说。
这架手风琴现在属于一个叫梁一的11岁男孩子,他的家就紧挨着音乐教室。母亲牛彦花发现,儿子学琴以后变乖了,会在家练琴时照看妹妹了。
另外一些改变则属于精神范畴。王士亮的孙女,10岁的王薇只有在吹笛子时,才愿意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自从她父亲多年前在北京打工,不慎在工地上坠亡后,她就陷入了沉默。而另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陈星则喜欢在电话中对着听筒拉曲子,电波的另一头是她在内蒙古打工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农村留守女孩,相貌清秀,但手指骨节很粗,手掌也粗糙。为了上学,她每天需要走近一个小时；想和父亲交谈,只能一周一次,用电话。
“我爸爸去年修高铁,今年盖楼房,上个礼拜刚走的。”昏黄的灯光下,11岁的陈星一边做作业一边快活地说,“我对着电话给他拉琴,他都笑了。”
50岁的代课教师孙建芝说,她本身就不识谱,更别提教音乐了。陈星就读的岔河村小学校长宋杰则说,他的学校一年只有5万元教学经费,连添置正常教学用具都有困难,更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只有20公里外的城南庄镇中心小学才有。
陈星每天练半小时琴,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左手手指按弦很疼,仍然坚持下来了。她明白这种奢侈的来之不易。
“老师说我不稳当。”陈星有点苦恼。她太爱拉琴了,这学期的成绩从全校第二掉到了第五名。“老这样下去就不能考大学、做音乐家啦。”
做音乐家,她的邻居、同学兼乐队队友刘爱玲也持这样的理想。今年8月8日,她们所在的马兰小乐队去了北京,在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上做了表演,在得知这些孩子来自300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山村时,全场先是惊愕,继而报以掌声。
音乐带给孩子们最突出的改变可能是,几个孩子多了一个“当音乐家”的理想；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学音乐的孩子,对理想这样的词则普遍显示出一种麻木和淡漠的状态,并很快跑开。
邓小岚让马兰村的音乐跨越了70年的时光和300公里的距离,得以延续。今天,马兰村的小乐队已经有50多人,小提琴、手风琴、笛子、吉他俱全,到北京参加了好几次公开演出。村里甚至还有一首村歌,《马兰童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了唱一首动人的歌谣……”
“只要活得愉快”
孩子们只是这场比赛的表演者而非参加者,这是现实。邓小岚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做到如此,每次到马兰,她待一周左右。
邓小岚住在与音乐教室相连的一间阴冷的小屋里。牙膏尾部卷了几圈,再加上一个夹子。牙缸是用一个罐头瓶子做的。这里和她在北京的家一样朴素。她教授音乐的范围已经从马兰村教学点的近20个孩子,扩展到了岔河村小学的上百名学生。为此她不得不扩大自己的责任,更多地求亲告友、搜罗器材。
“教音乐课的初衷是我想给那里的小孩子升学、就业拓宽一些路子。即使他(将来)用不上这些东西,但是从精神生活上,他一生都会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邓小岚说。“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的什么成就,比如当个部长,就是成就了吗?我觉得,只要活得愉快,工作做得合格,就是成就了。”
她父亲邓拓本身就喜爱音乐,经常听《阳关三叠》一类古典民乐,还会用福州话唱古代诗词。
父亲的爱好,沿袭到邓小岚这里变成了世界名曲。她还给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改了歌词,教孩子们唱:“美丽的家园……故乡马兰…铁贯山高高……胭脂河流水潺潺……”她也教过红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和《查路条》,那是为了给来参观的《晋察冀日报》的老报人们表演。
这些歌曲是孩子们的父母一辈相对最熟悉的。年轻时,他们正赶上一个全民大合唱的年代。
57岁的村支书白万强回忆,他上中学时每天必做三件事,全村人都一样:背语录、给毛主席画像鞠躬、唱歌。“主要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语录歌。”
当时教歌的乡中学教师刘金彪——也就是小提琴女孩陈星的姥爷——的回忆则是:教师必须教唱语录歌,每家还被安了一个小喇叭,强迫学歌。“你不听都不行”。去参加婚礼,每人要当众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才能入席。
1966年邓拓含冤而逝,在父亲死后、母亲被批斗的那段日子里,一把小提琴一直陪着邓小岚。《梁祝》,《新疆之春》,她拉着这些优美动人的曲子,对抗外面铺天盖地的语录歌和口号。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她被分到山东泰安一个小药厂当工人,也带着琴。
口口相传
这位脸色红润的老太太一提起父亲在“文革”中受难的往事,往往潸然；但只要改换一下话题到孩子们和音乐课,马上就破涕为笑,笑颜盛开。
“马兰太美丽了,邓老师太可爱了。”留着长头发的阿里解释说。
他是“丝绸之路”乐队的主唱,也是一个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音乐人。不久前,他刚刚带着自己的朋友、《干杯朋友》的词曲作者杨海潮去马兰村,给孩子们上了几节音乐基础课。令人莞尔的是,陈星、梁一对他的长头发印象更深。因为这是村里第一次来长头发的男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86年出生的刘汉祥为邓小岚拍了一部纪录片《马兰的歌声》,片中主题曲《马兰童谣》的作者更出生于1988年。他们都是经过口口相传,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通过她,水木年华组合给岔河小学捐了35部复读机,一家音乐杂志捐了一架钢琴。
这种延续,邓小岚已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时候。68岁的她也快跑不动了,今后谁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最后,她托人联系到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下一步要在这里成立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基地。《保定日报》记者杨颖是这次合作的促成者,河北大学是她的母校。在一次采访邓小岚之后,她主动打来电话:“我能帮您做什么?”
“说实话,邓老师不想做得太张扬。”杨颖这句话,是邓小岚身边人们的共同感受——她不愿意求助于权力,宁可自己一个人来做。不然,她要做这样的事,真是太容易了。因为她,岔河村小学甚至改名为“岔河村马兰小学”。
“她当年的那些同学,现在省部级就有好几个,进中央的都有。”村支书白万强说,后悔没有早点求邓小岚,否则,可以让西柏坡到阜平县50多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改道,经过马兰村……“现在说晚了,省里都立完项了。”
邓拓于1979年平反,但邓小岚并未要求回到北京。她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多官复原职,她想在中央部委或央企谋一个位子易如反掌。但她选择了继续留在泰安小城。她觉得,求人是一件过于困难的工作。直到16年之后,她丈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她才跟着搬回来,在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管资料,四年后就退休了。
在她退休的前一年,她母亲——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去世。在遗嘱中,丁一岚说:在弥留之际,希望撤掉一切抢救措施,在床前放她一生最爱听的《延安颂》。年轻时的理想,她从未改变。
女儿——一名音乐教师问过邓小岚这样的问题:这些孩子现在学了音乐,将来面对社会上的黑暗丑陋,不是更受伤了吗?他们美的视野已经打开,成年以后却要面对一种非常劳累或者枯燥的生活,这样的对比会不会更加残酷?
她答:如果现在你就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现在多教给他们一些真善美的东西,长大以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社会的复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有不愉快的时候,只有自己宽慰自己,只有音乐能做你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