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来源：苏州穹隆山网上党校 发布时间：2009-08-20 查看次数：2043 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个独立的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领导成立同盟会，提出的政治纲领，革命直接目标是推陈出新翻帝王将相国主义列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清朝政府，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革命。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专制制度从此结束，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一面，使革命存在致命的弱点，最后这场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革命成果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未能改变人民悲惨境遇，中国依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但是这场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一节闸门，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也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勇敢地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曲折发展，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逐步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脉道路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又顺利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一场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的伟大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条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客观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了蓬勃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繁荣富强。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总之，20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创立，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主义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革命脉后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状大，已达到了200万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把马列主义传一邓中国，使中国人民首先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鼓舞，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从此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为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五四运动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样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都已具备了。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帮助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立，到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成立，在日本、法国了有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现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出席党的一大的12名代表，来自七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这12名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章还规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以及领导制度、组织机构、吸收党员的条件和手续等内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的指示，各地开展了纪念活动。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没有条件查证党的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因此，党中央确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入到实际革命活动中去，很快就掀起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党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全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胜利进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27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以此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这也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了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次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孙中山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得到迅速发展。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还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力量，黄埔军校创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中一股反动逆流也在迅速滋长，国民党内部早就有左中右三派的分化。1925年3月12日，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越来越公开化了。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人公开进行分裂活动。蒋介石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但一定时期内在表面上曾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他通过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接连向共产党发动进攻，由于陈独秀等人的退让，使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阴谋痢逞，把党政军大权一步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为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作了重要准备。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击溃了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主力，把革命从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席卷了半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扶植新的代理人。他们拉拢以蒋介石为代表人物的国民党新右派，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蒋介石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蒋介石在1927年春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惨案，屠杀工人领袖，捣毁工会等组织。3月26日，他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策划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帝国主义表示愿以驻在上海的三万多军队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大资产阶级为蒋介石提供了1500万元作为反共经费，事成后再送3000万作为建立南京政权的费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还组织“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蒋介石施展政治欺骗伎俩，公开保证不收缴工人纠察队一枪一械，还特意亲题“共同奋斗”锦旗一面，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借以麻痹工人阶级。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某些阴谋活动已有所察觉，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但坚持右倾错误的陈独秀却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劝说大家应该“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解除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精神武装。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发出信号，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13日上午，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闸北宝山路时，埋伏的反革命军队突然冲出，用枪向密集的工人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相继“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大钊、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四、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着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党外一批坚定的革命者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恰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后又接着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从此，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发言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有着重要意义。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直赴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和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共同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以长沙为中心，在湘东、赣西发动起义，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起义先后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起义军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点，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水新县三湾村，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将已不中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将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政治上官兵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愉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三湾改编后毛蝇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委首先在边界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暴动，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加强军队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初步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4月，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发展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遂川、酃县、吉安、安福一部分的广大地区。红军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游击战争的发燕尾服，土地革命的掀起，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革命低潮形势下重新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中国革命的发展完全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毛泽东阐述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五、“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以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各地通过武装暴动先后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全国正式红军已有13个军，开辟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15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遍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江苏、浙江、陕西等10多个省的300余个县。现“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危害。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王明去莫斯科后，博士继续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与反帝反封建并列，制定和推行了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不承认革命还处于低潮，夸大革命力量，强调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否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城市中心论”。由于“左”倾错误首先直接在城市中贯彻，在中心城市发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结果使得白区的革命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好不容易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白区共产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接着“左”的错误逐步贯彻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来，他们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职务，并错误地打击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同志。在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博古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积极防御方针，代之以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和国民党“决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并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结果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最后失败，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退却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中央红军由八万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参加了遵义会议，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和伍修权（李德翻译）。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红军的军事方针。会上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人同意和支持他们三人提出的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作战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计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六、冲破重重险阻，红军胜利完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一改被动挨打的态势，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作战灵活机动，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四度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兵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随后继续北上，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接着，红军一部分由十七勇士领头，强渡大渡河，大部队又抢在敌人破坏之前飞夺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过河后，又翻越了终年积雪、人烟罕见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大主力会师，使结集在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在会上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会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中共中央为加强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央机关和总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研究，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以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会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以极其顽强的革命毅力走过绵延千里的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10月9日抵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子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11月下旬，红军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与此同时，坚持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在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分重过草地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公开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并同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南下部队损失惨重，于1936年2月被迫退至甘孜。迫于形势，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经过长征同红四方面军军会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和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的努力，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2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会宁和宁静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政策的彻底破产。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长征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3万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七、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作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当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次全党整风运动。目的是为了通过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从思想上清算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自觉地招待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困难，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先后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以反对主观主义为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分析历史经验教训后，要求全党懂得“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引出理论性的结论，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此外，毛泽东还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关系。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因此，整风的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个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工作进行检查，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党的高级干部还专门组织他们进一步讲座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多次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在文艺界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革命文艺工作者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结论，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整风的胜利结束，也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八、“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前夕，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种命运和前途：即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另一种是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那是一个黑暗的命运和前途，一贯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实现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党的七大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召开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最后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功绩有三个方面。第一，大会总结了党成立24年来斗争的丰富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主义的中国。”鉴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政策，毛泽东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同时，要警惕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作好应付内战的准备，一旦国民党发动内战，我们就用革命战争，打倒反动派，去建立新中国。毛泽东还强调要保持和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第二，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获得的共识，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第三，七大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九、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抗日战争很快取得最后胜利。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斗争，经过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并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指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戟和重点进攻，并在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普遍展开，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在军事战线上胜利的同时，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就公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这一号召，派出代表人士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141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共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在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后，于4月20日命令解放军渡过长江南进，4月23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为了筹建新中国，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社会的基本途径和规划，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为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奠定了政治基础。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共662人。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以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友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衽民主集中制”。《纲领》对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委员。 会议确定以北平为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会议决定了国旗、国歌，并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新时代。十、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治愈了战争创伤，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53年又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先后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等34个经济部门的同志来汇报讨论，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问题进行的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归纳为十个问题。4月25日，他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十朋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的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里毛泽东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来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十大关系”的前五条主要是论述经济建设方面的关系。“十大关系”后四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党和非党关系，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是非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又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最后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国成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大会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在国家工作方面，要求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大会选出了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取得初步成果。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钊分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提出以上这些理论和思想，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度道路的新成果。总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党的八大作出的决策，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个时期探索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十一、“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全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是其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展的结果。从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后，1959年庐山会议又错误地对彭德怀的批判，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使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接着在1963年到1965年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和斗争。从而继续发展到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导致了混淆是非和敌我的一场混乱。“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升至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并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图谋提前“接班”夺取最高权力，当毛泽东察觉到林彪等人的阴谋后，他们又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一批老干部得到解放并回到领导岗位。1973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济、文化、教育工作有所好转，外交工作也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但是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又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和破坏。他们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的运动，使已经有了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遇到新的挫折。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更上一层楼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发现“四人帮”篡权活动后对他们进行多次批评。1974年10月后，毛泽东先后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日常工作。邓小平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双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面整顿中断，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二、1976年的几件大事。1976年在党的历史上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亿万人民对这三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沉痛哀悼。第二件大事：4月5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广大干部和群众纷纷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制，这就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从3月底开始，首都人民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声势浩大，群众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性质再一次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并决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第三件大事，是粉碎“四人帮”，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天安门事件后，全国大规模地公开“批邓”，“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更为猖獗，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中。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000多人，重伤164，000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四人帮”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这已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招待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他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节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得知江青等人被拘禁的消息后，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由于党中央的周密部署，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10月14日，党中央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十年“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十三、破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广大干部和群众以积极热情的状态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随阗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并且在党的十一大的报告中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在经济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又发生争于求成，追求高指标的错误。显然，不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不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各项工作就不能前进，就不可能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来。邓小平早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和5月的一次谈话虽，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明确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发言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他的正确意见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先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重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主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远没有完全粉碎，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去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拥护，并逐渐形成关于趔标准问题的讨论热潮。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精神。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中，进一步分析和指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论述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震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讨论，它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从“左”的错误中转到正确轨道上来，起了巨大的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十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并着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最后邓小平还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开好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的主题，全会研究了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动脉义建设上来的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快农业发展的重要意见。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世界各国平等互相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必须首先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注意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全会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政策和措施。全会深入讨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才能真正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真正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全会提出了健全党规党法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党纪，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都必须坚持集体领导，要正确认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加强民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全会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问题。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人民的贡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等9人为中央委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基础，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民主革命时期遵义会议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一样，党的十了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十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路线上来，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必须正确认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在邓小平的主持上，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指出，这个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燕尾服委屈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决义》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燕尾服，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或者对毛泽东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还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基本估价。指出，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因而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总之，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主要的。《决议》最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初步总结了这条道路的十个要点。 这样，《决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指导思想作了正确的结论和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就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十六、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逐步提出来的。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过程，是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也是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通过调整，使经济形势比较迅速地好转，国民经济内部的比例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在调整国民经济时，党中央领导人民勇敢地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党和政府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生产责任制、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和探索，国有企业推行利改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工资制度、劳动制度等。在这期间，对外开放也已起步，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的发展战略。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对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纲领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作了深刻论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80年代三大任务的核心是经济建设，把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首位。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及思想，不但是党的十二大制定纲领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十二大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农村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统购制度，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把农村经济纳入商品经济轨道，随着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死回生。为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从此，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在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又有新的进展。1983年4月，中央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并于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4月，中央又决定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接着又开放内地省会城市和边境城镇。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用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十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在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社会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生产力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须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须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济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会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为此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大会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还根据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绘制的蓝图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阐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十八、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进一步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党的十三大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俚在工作上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由于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实施和平演变，以及我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有些城市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了这场风波。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这一严峻考验。然而在一些人的思想上也产生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动摇对及种种思想疑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关键时刻。1992年春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几个城市，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的谈话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把这两个都讲全。“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就能得到人民拥护，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针对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疑虑，要求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他阐明了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精辟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告诫全党，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搞动乱就是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在谈到发展问题时指出：在当前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有条件的地方耍尽可能挽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要求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强调在改革矛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坚持“两手抓”，。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视察时反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要求各级领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懂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在谈到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时，强调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他告诫各级领导班子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掌握好实事求是这个精髓。邓小平要求大家对社会主义前途要充满信心，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又一次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是统一全党认识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十九、党的十四大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基本框架。 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建议提交党的十四大讨论。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内容包括对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其中突出的是两点：一个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一个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时总结经验，促进体制转换的健康进行。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993年11月中央在作了充分调查研究后又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提出为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三种制度、两种体系。即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上三种制度、两种体系是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了经济体制各个领域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在试点基础上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突破。二十、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建设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下功夫把党的建设抓好。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选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对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如1989年秋冬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1989年7月后，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好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等。在党的十四大上又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作风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作出了部署。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又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全会集中讨论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高屋建领地提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我们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为此，必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的工程。”这就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目标和方向，动员全党为完成这一伟大工程而奋斗。全会指出，要按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部署，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推动全党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是新的伟大工程基础性的建设。全会要求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会强调，当前特别要把组织建设作为突出环节，抓紧抓好。因为这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有力保证。还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并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这一《决定》，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对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又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等会议，把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不断推向前进。 二十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切实加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强调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的提出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又出现了正如邓小平所批评的“一手比较硬，二手比较软”的偏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从多方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同时中央也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共中央于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了十四届六中全会，会议松据全面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要求，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会首先指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进一步增强全党同志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践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会提出今后十五年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采、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决议》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关键在于党，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也在党，各级党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全会决定为加强协调，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决议》是新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对于保证和推进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全面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二十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和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它是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报告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展望下世纪50年的发展前景，全面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最大的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在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报告分析了邓小平理论是我党历史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继第一次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后的第二次飞跃。报告提出，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党的十五大提出和分析了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的结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大会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次大会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跨世纪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战略部署。江泽民在报告中对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内涵作了精辟的分析，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了详细阐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大会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分别作了具体论述和部署。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机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正确的路线；必须有坚持正确理论、正确路线的坚强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一种信心，这就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一定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二十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十五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开拓创新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五年。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贯彻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定“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成效，农业的基础地位继续加强，传统产业得到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建设了一大批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工程。西部大开发取得重要进展。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五”计划开局良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较快发展。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财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机构等改革继续深化。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新成效。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事业全面进步。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继续加强，国防实力和军队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军队、武警和民兵在保卫和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我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社会经济稳定。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反对“台独”等各种分裂图谋的斗争深入开展。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我们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干部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实践证明，十五大和十五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