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肃反杀人罪名：为破坏苏维埃而建苏维埃

核心提示：谢觉哉也曾质问过夏曦：“这些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怎么又会破坏苏维埃政权呢？”夏曦的回答更加奇怪：“这些人正是为了破坏苏维埃政权才创造苏维埃政权的。”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 2006年06期，作者：冯晓蔚，原题：《杨光华遭王明迫害始末》

杨光华，湖北省嘉鱼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参加沔阳秋收起义。历任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被共产国际代表团调往莫斯科，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迫害长达21年之久。

瞿家湾斗争，为自己埋下祸根

1931年春，夏曦作为中央代表来苏区。夏曦到洪湖后，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否定湘鄂西党和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绩，撤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责湘鄂西特委执行了所谓“富农路线”，认为“左”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党内发动改造党的运动”。夏曦提出的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一开始就受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杨光华等同志的批评和抵制。

早在瞿家湾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杨光华等人与夏曦在几个问题上就发生了争论。如所谓反对邓中夏的右倾逃跑主义问题，杨光华等同志认为，邓中夏的主要错误是“左”倾，而逃跑是脱离根据地以后，在敌人压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又如成立贫农团，进行反富农斗争问题，夏曦指责周逸群领导的土改，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是“富农路线”，要在土改复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杨光华指出，富农分坏田，如果富农有经营土地的能力，两三年后把坏田变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农分得土地后，既无农具又无耕牛，他种不了这块田，要出卖行不行？夏曦对这些实际问题都无法答复。

1932年1月9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的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取得胜利的决议》。为了贯彻这一决议，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召开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万涛为首的多数代表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纠正湘鄂西工作中“左”的政策，许多代表批评了夏曦在湘西工作半年多来的错误。但是，“左”倾中央却把万涛等人的正确意见和对夏曦的批评看作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在中央的支持下，夏曦等人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大多数代表的正确意见，以代表大会的名义通过了政治、土地、经济、财政、职工等决议案，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湘西地区得到贯彻。

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依仗当时王明的支持，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改组派”联系起来，极力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湘鄂西省委连续发布文件，把肃反作为党“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在全省范围贯彻执行。随之而来的便是肃反扩大化，原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和省委常委万涛也被捕审查。杨光华对夏曦的这种擅自逮捕省委领导、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忍无可忍，他同杨成林一道去中央分局质问夏曦。杨光华说：“省政治保卫局同省委是什么关系？”夏曦明知道杨光华的用意，反问道：“你说呢？”杨光华说：“我认为省政治保卫局是省苏维埃政府下属的一个机关，它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政权。而党是领导一切的，保卫局也属于党领导，它怎么可以随便抓起省委的人来呢？即使省委出了反革命，被保卫局觉察了，也应该先报告省委，经省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撤销其职务，开除其党籍。保卫局再抓他，抓的是反革命，而不是省委常委了，这才是党的组织原则。不然，你怎么解释保卫局这种错误行为？”

夏曦说：“依你之见，保卫局查出你省里谁是反革命还要先报告你省委，经过省委作出决定才能逮捕。那么你知道不知道谁是反革命，有多少反革命？另外，我如果向你省委报告谁是反革命，不等于向其他反革命告密了吗？老实告诉你，苏联肃反委员会发现苏共中央谁是反革命，是捕后再通知苏共中央，而不是事先报告。”杨光华无言以对，只好另想良策。

对此，谢觉哉也曾质问过夏曦：“这些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怎么又会破坏苏维埃政权呢？”夏曦的回答更加奇怪：“这些人正是为了破坏苏维埃政权才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宋盘铭看到杀的人太多了，也跑去问夏曦：“这样干恐怕损失太大了吧？”夏曦反怒斥道：“损失反革命心疼是不是，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被“左”倾思想路线冲昏了头脑的夏曦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为了党的事业少受损失，杨光华冒着危险两次找夏曦，苦口婆心地说：“夏胡子，我总是想不通一个道理，我们党在白区的组织，只要被捕一个人，其他人就立即转移，以免连续破坏。怎么反革命在苏区的组织随我们怎么抓，一个也没有转移的，难道敌人就这样愚笨吗？”

夏曦说：“你这是对肃反表示怀疑，不相信中央的指示，这和宋盘铭的立场一样是危险的。”

后来，就肃反委员会用肉刑逼供的问题，杨光华又去找夏曦，要求把贺龙、关向应找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夏曦最后同意省委派人监审，于是杨成林被派去监审。3天后，杨成林回来对杨光华说：“不得了了，他们逼供就要逼到我们头上了。”

当天，杨成林留给夏曦一张条子就走了。条子上写着：“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也决不做反革命，永别了。”

仅两个月内，湘鄂西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运动骨干1600余人被捕，其中先后被杀的省委、特委和红军中师级干部有万涛、宋盘铭、彭国才等70多人，甚至对1931年5月已经牺牲的周逸群也加上“改组派”头子的罪名。只要对王明路线有异议的同志，就要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整个湘鄂西省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杨光华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