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弓箭:黄克诚谈林彪：把他写成一无是处不符事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身与真话为伍，终身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黄克诚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中共中央称黄克诚同志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为刘少奇平反立下大功

党内的老同志们都钦佩以刚直正派著称的黄克诚。黄克诚在一生中因提出不同意见，共有十次受过批斗，但他始终保持刚直敢言、坦荡无私的斗争精神。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十次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因反对攻打大城市与“肃反”扩大化而遭受打击迫害。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遭到错误批判，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严重迫害而身陷囹圄。但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当选中纪委第二书记（陈云为第一书记）。当黄克诚结束近二十年的蒙冤，走出牢狱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纷纷向他赔礼道歉。黄克诚毫不介意，坦诚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边说边手把手地向来人热情传授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黄克诚豁然大度的举止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曾使不少人感动得落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复出担任领导职务之初，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年龄太大（1902年出生），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黄克诚一出山，就开始致力于对党内重大历史问题的审查。邓小平、陈云曾在中纪委常委们面前交代：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把党内思想搞统一。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一直在调查刘少奇的案子。在此之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的案子上搞了不少名堂，明显存在着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这次复查，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属实。

黄克诚对有关领导讲：“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１从事实真相上看，为刘少奇平反有着充分的依据。但是，由于中央内部有人阻碍，平反工作还有相当阻力。对此，黄克诚决心把这件事一抓到底。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中纪委干部徐岚到河南，了解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以及惨死在开封的情况，以备日后为刘少奇平反时使用。不久，黄克诚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邓小平、叶剑英和陈云进行了汇报，对刘少奇的平反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黄克诚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原来的“既定”方针。黄克诚认识到，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工作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

1980年1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时，黄克诚明确提出要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将在不久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在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免去，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伴随着组织调整，会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议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当这一重大决定形成时，黄克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对于一些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黄克诚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洗清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但他对自己身上背了几十年的冤案却并不着急，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工作做就行了。”当有关部门整理历史资料，就因他提出正确意见而遭到批斗、撤职的问题向他了解核实情况时，他仍以大局为重说：“如果当时那几个负责同志还在，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辩论的，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我不能单方面来做评论。”他又叮嘱说：“你们要实事求是，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说过头了，不要给那几个负责同志脸上抹灰，给他们抹灰就是给党抹灰。”
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在拨乱反正阶段，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那时，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他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为忧虑。”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认为，“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黄克诚意犹未尽，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几乎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被称为“黄公讲话”。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翌日，有人给黄克诚送来了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讲话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邓小平赞同黄克诚的观点，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黄克诚的讲话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秘书选了一些来信给黄克诚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于是，秘书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黄克诚向撰写组具体谈了林彪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供撰写时参考。最后他还恳切地指出，把林彪当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作为林彪的一条错误写在条目释文中，值得斟酌。由于林彪提了那个意见，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当时对全党全军都有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我认为，像这类问题，其他人的条目中都没有写，对林彪也不必过于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带头搞廉政令人佩服

作为中纪委领导，黄克诚带头搞廉政，让别人心服口服。多年来，黄克诚一直住在那栋解放前留下的破旧房子里，管理部门曾多次劝说他搬迁或为他翻修住房，但他不答应：“现在群众住房还困难，还是把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黄克诚复出之后，仍住在一处五间平房里。因院子临街，为安全起见，管理部门准备盖一个门楼，并已备好了材料。他得知后立即制止。他的住房多处漏雨，下雨时要用好几个脸盆接雨，服务处多次提出给他翻修房子。当黄克诚听说要花三万多时，就说：“花钱太多了，三万元能办很多事，不要翻修，哪里漏雨就修哪里。”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他一直住在这所旧房里。

黄克诚对子女要求极严，他经常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黄克诚立下“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遵守这条家规，就连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黄健也从来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去上学，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早晨，7岁的黄健因感冒起床晚了些，又逢刚下过一场雪，司机主动提出用车送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马上制止说：“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是咱们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黄健听了奶奶的话，由奶奶撑着雨伞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黄克诚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最后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难以治愈，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为例，拒绝用药和抢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黄克诚一旦清醒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有位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感慨，这位首长住院时不搞隆重的“欢迎仪式”，是如此的“安静”；他的探视群体很特别，既有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有普通的群众；他和家人没有给医务人员找“事儿”的意思，还常会轻轻对我们说“谢谢”、“麻烦你了”，让我们很感动。

1985年9月，黄克诚感到身体状况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主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赞誉他“具有坚强的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同志因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黄克诚逝世后，唐棣华写了一副挽联：“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中称：“黄克诚同志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