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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讲坛◎
大家解读《西游记》第五回： 为什么要把《西游记》写成神话？
☆甄 诚
前面我们讲到，吴承恩之所以要写《西游记》，是要通过想象的神仙妖怪的故事来揭露社会现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玄奘去古印度取经是实有其事，为什么吴承恩不以实为实地记述而要用神话小说来表现呢？ 吴承恩的父亲名锐，字廷器，因家庭贫困只上过社学，读完“小学”即《论语》和《孝经》就掇学了。长大后，与一位徐姓的小商人的女儿结婚。妻家几代都是开卖花边线的小商店的。两人成家后，吴锐就继承了徐家的买卖。他为人忠厚而本分，不和人计较，多缴了赋税，多当了差，受到衙门的欺辱勒索，也不敢声张，于是，邻居就都把他当作“痴子”。他还是不计较这些，做完生意，不管春夏秋冬什么天气，总抱着一些古书读个没完——“竟日不休”。但他有时候还“又好谭（谈）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的性格受他父亲影响很深，但吴承恩少年时对他父亲的“痴”态引以为耻。他走在街上，有人指着他管他叫“痴子的儿子”。诸如此类的刺激，促使他发愤读书，希望能通过科举达到出人头地，以便改变父亲和自己受人欺辱的状况。 明代的淮安是长江以北的重镇，漕运枢纽，商业发达。吴承恩小时的同学和朋友，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沈坤，也出身于商人家庭。沈坤父亲沈炜经商赚了钱就买图书，培养儿子读书，争取做官，改变命运。沈坤不负父亲期望，于嘉靖十年（1531 年）中了举人，又在嘉靖二十年( 1541年）中了状元，后官至国子监祭酒——管文教的官。 吴承恩的家庭状况跟沈家差不多，父亲也给他提供了读书条件，这样，他就能跟沈坤一起进县学府学去读书。沈坤走通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而吴承恩却“老于场屋”，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但是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 “金陵四大家”之一宝应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督学使者也认为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吴承恩对时艺没有多大兴趣，但他的古文和诗词曲非常优秀，自成一家，不落俗套。他十几岁时，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淮安家中大宴宾客。吴承恩直登筵席，应对如流，四座震惊，深受蔡翰林的“雅遇”。因此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属”。门庭若市，非常热闹。 吴承恩在少年时代就非常喜爱通俗的古典文学，尤其是神话故事。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说《禹鼎志》的自序中写道：“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他还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爱听奇闻的癖好、广博丰富的见闻、坚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少年时代就产生的美好愿望，等等，成为吴承恩在科举上失败却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大约在嘉靖五年（1562年），吴承恩21 岁与夫人叶氏结婚。叶氏是淮安名门望族。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吴承恩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也曾任过南京户部尚书。这么优越的社会关系对他的“仕途”却没有能带来什么好处。 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了，他应考几次，结果依然场场失败。这年冬天，父亲病故，他痛不欲生，感到愧对父亲。嘉靖十年（1531年）以后，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们纷纷中举、中进士，其中沈坤还中了状元，走上仕途，而他却空怀壮志，默默无闻。最后到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才“挨得”个岁贡生。 在这期间，吴承恩为了能有所升迁有所作为，做了两种事：一是进龙溪书院发奋攻读，准备下次再考；二是捉刀写了一些帮闲应酬的文字。嘉靖八年（1529年），漕督唐龙祖母80大寿，唐龙请人画了一幅画寄回家祝寿，吴承恩在画上作了《海鹤蟠桃篇》七言古诗；周金由漕运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又为之作庆贺幛词。淮安几任知府和吴承恩都有赠答诗文，与淮安卫千户章汝隆、山阳知县和府县学教官，也有这类交往。就连远在南京的魏国公儿子徐天赐（徐达后裔，徐辉祖的玄孙，承袭封爵），吴承恩也作过拜寿的幛词。杭州两浙盐运使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特地派人到淮安来请吴承恩作序。这些文字有时甚至不能署上自已的名字，吴承恩也乐意为之，因为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文才，获得官吏们的青睐，又可以取得一点润笔。 帮闲文字尽管作得好，但对前途却起不了大作用。当时，做官要靠“八股文”, “八股文”作不好永远不能得到功名，没有功名就永远无法进人“仕途”。 科举的失败，官场的黑暗，心情的痛苦，使他表现出清高孤傲的一面。他逐渐心灰意懒，亲眼看到世态炎凉，政治多故，友人云散，由此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吴承恩在北京做官的老友李春芳派人接他的父母去京奉养，官船过淮时，家人顺便拜访了他。李春芳了解到他的境况，深感不安，立刻写信给他，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在李春芳帮助与斡旋下，吴承恩于第二年冬得了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小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春，他赴长兴县上任。明代做官必须进士出身，一般府州县的正职中了进士才能得到。吴承恩当县丞只管些杂务琐事，是“副差杂职”。这时候，吴承恩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这样清高、孤傲、正直的文人秉性难改，不能适应。他看不惯官场风气，放不下名士派头，到处碰壁。在长兴干了一年多，与长官合不来，结果被诬下狱。不久案情大白得以释放，于是拂袖而去，蛰居委巷，整理自己的著作，以度晚年。 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彻底摆脱了科举失败的苦恼和仕途宦海的炎凉，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达到了顶点。 吴承恩在文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与他坎坷曲折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晚年，他认真总结研究和潜心撰述，使他的文学思想达到新的高度。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文学作品必须直抒胸臆，反对剽拟摹仿。 “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认为那时候一般的作家，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基础，勉强修琢文词，这样的作品就是写得再多也不足以传世。当时文坛复古主义倾向严重。 李维祯评论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他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尽管吴承恩的诗、词、曲、古文被人推祟到很高的高度，我们细读他的诗集《射阳先生存稿》，感到前人的推祟并不过分。然而，吴承恩的最高成就，最大的贡献当然是被称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创作，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首先，元明时代神话故事的创作日益繁荣，以玄奖西天取经为题材的故事，日益丰富完整。五代、宋元以来，人们将唐僧去印度取经的故事编成戏曲和话本、绘成图画，流传中又经人不断加工补充，宋末元初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取经队伍中就率先增加了一个猴行者，元代评话《西游记》则加进了一个黑猪精猪八戒。《取经诗话》已被发现，评话本《西游记》中一节“魏征梦斩泾河龙”，现仍保留在《永乐大典》中。此外，元人吴昌龄创作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言创作的6 本24折杂剧《西游记》，在明代都保存完好，随时可见艺人搬演。这是吴承恩取材写作长篇小说良好的基础条件。 吴承恩从少就在父母的引导下，产生“好奇闻”的习性，又能主动搜集材料，阅读包括唐宋传奇在内的野言稗史。后来，交游的朋友中藏书丰富，又是他的一个优越条件。中年以后，他思想成熟，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看得比较深刻。他想通过神魔故事来揭露社会人情、鞭挞黑暗邪恶势力，因而产生了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和欲望。 吴承恩在《二郎搜山图歌》中写道： 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 青峰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种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象这样一类的神怪斗争，是《西游记》中常见的故事。在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作者同时联想到，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衣冠之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魔鬼，应该搜一搜，剿一剿。但是统治阶级不但不使用“搜山”的手段，把他们一网打尽，反倒利用他们为百姓制造灾害。吴承恩感到忿忿不平，他在这首歌中还说： 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 脚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艺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今万年保合清宁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要写《西游记》？为什么要把《西游记》写成神话？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再黑暗，他对世道再不满也没有说理的地方，能有几个人主持公道？于是，他就借助神魔仙怪的故事来表现“人间变异”，寓以鉴戒，影射现实，暗示社会，抨击弊端。 而神话，恰好更能够充分驰骋他的艺术想象，发挥他的文学天才，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了四大名著语言最为文雅最为美丽的文学巨著。 那就自然不受玄奘去古印度取经其事本身的事实限制了，不必写成一部纪实小说了，免得人物贫乏，情节简单，故事单调，枯燥乏味，缺少文学价值。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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