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社会的人文向度与后物质主义逻辑

    【摘要】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度，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个中主因在于社会安全感的“集体记忆”、社会平权意识的滞后、社会宽容精神的缺失。幸福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反思历史，汲取教训的结果，更是走出“唯GDP”困局，走向后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幸福社会  人文向度  后物质主义  幸福观

    问题的缘起

    人类已有的历史一直都是把幸福与和谐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都梦想着人类生命有一个天国般幸福的家园，有一种如西天乐土般的幸福生活，有一种神仙般的幸福快乐，有一种道的自由自在的幸福境界。然而，现代社会的庞大规模和经济剥削特性却严重压抑了人们的幸福天性，严重挤压了人们拓展幸福的社会空间，也埋没了人们追求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幸福的能力。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①当“幸福中国”、“幸福社会”日益成为大众心中的期盼时，我们无疑要追问：一个幸福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幸福社会的人文向度

    幸福社会是个内涵丰富与外延宽泛的概念，但就其人文指数的构成来看，幸福社会至少隐含了三个基本向度： 

    社会安全感。幸福社会首先是一个安全的社会。回顾中国经历的诸多历史，面对当下中国的生民，可以说，中国人对“安全感”有着独特的情怀，也是国人无处不在的追求。

    安全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外延及内涵丰富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语词。但在中国的当下，在诸多的安全焦虑中，生存安全无疑是我们构建幸福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从十七大到十七届五中全会都强调了改善民生福祉，客观而论，今天国人的民生条件比任何时候都进步了很多，但是民众的安全感在下降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当人们还在为孩子上学担心、为基本医疗担心、为斗大住房担心而呈现出局促焦虑的表情时，还在为我们的生老病死而焦虑不安时，还有什么安全感呢？一个连基本安全感都没有的社会又奢谈什么幸福感呢？从这点来看，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仍然是安全感。别忘了，一个刚刚起步的中国，却支撑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储蓄，但其中绝大多数储户购买的不是可怜的银行利息，而是为来年的生存购买的一种安全感；中国的房价一路高歌猛涨，虽然不乏因经济因素催生的投机者，但绝大多数生民仍然是续几代人的积累砸锅卖铁也要购买一方安身立命之地，这最大的动因仍然是中国人“在家千般好”的集体安全记忆，他们购买的仍然是一种“家”的安全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可谓深入人心的今天，但仍然不乏生民甘愿流离失所、隐姓埋名也要加入“超生游击队”的行列，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使得他们仍然在延续着“养儿防老”的历史，可以说，他们购买的仍然是一种“老来”的安全感……

    华夏文明5000年之久，但其中写满的历史多数是“战乱”与“革命”，可以说动荡不安占据了华夏文明史书的很大篇幅。新中国保持了60多年相对和平，但是“大跃进”、“文革”却仍然在冲击着数代中国人的心灵；单位社会下，“从摇篮到坟墓”的大包大揽带来了中国表面式的“高度安全感”，但那种游离于生存根基的安全感离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感尚有很远距离，一种没有恒产的安全，一种没有对个人幸福方式的选择的安全，根本谈不上对社会安全感的自由追求；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下，今天的国人对中国政策稳定、制度安全、国家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安全信心也仍然是在艰难地积累着。面对当下，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从20多岁就加入“房奴”大军，并为此全面削减自己的消费，而他们本来可以让青春更加多姿多彩。虽然不能说这样的生民就不幸福，但是，当安全感本身成为幸福的核心要素的时候，我们不知是对着现实抱怨，还是对着历史叹息。

    可以说，“安全感”已经成为国人历史的深厚集体记忆和现实的饥渴症。安全感的缺失不仅是我们今天对幸福追求的障碍，也影响着我们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们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社会转型的社会心态。

    社会平权意识。幸福社会是一个平权的社会。社会平权的观念由来已久，平等的要求实际上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人的自然权利。一个没有平等权的社会也不会是幸福的社会，这可能就是当下“幸福中国”并不幸福的深层原因。

    平权的社会首先要体现在公民的人格尊严上。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要让每个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不少人却要在“吃药还是吃饭”这一不该选择的选择中做出冰冷的选择。2011年春节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深入吉林长春等地，走进中低收入群体之中实地调研、倾听呼声。当走进窗外寒意逼人的吉林公主岭市东三街道光荣社区60岁的王秀芳和儿子、儿媳“蜗居”的30平方米的平房内时，记者们看到的情景让人心酸：为了节俭煤钱，白天炉子没舍得点。一家三口疾病缠身，靠每月51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王秀芳每月买药花去150元，同样有病的儿子、儿媳往往不敢买药，凭着年轻硬挺着。用王秀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一家三口都纳入了低保，否则真没法儿活。”②一个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家庭，在政治上是不会平等的，在人格尊严上同样是不平等的。那么，这样的家庭他能说是幸福的家庭吗？

    平权的社会也体现在上下之间、阶层之间与性别之间。从平权社会的层次来讨论的话，我们说的平权社会，首要的是权利主体的平等，它又划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法律层面和现实层面，这两个层面又表现出差异。如果从法律层面来对当下中国做一个总体判断的话，虽然我们只能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中，主体的社会平等保护基本上得到解决，③比如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就现实来考量，法律上的主体平等其实还远没有完全解决好，比如说“同命不同价”“同龄退休”等制度公平问题仍然停留在一个哲学命题阶段。更重要的是现实层面的主体平等保护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任务更加艰巨。因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文化非常严重的国家，这种官本位的文化遗产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导致了上下之间存有尊卑、阶层之间失去均衡、性别之间失去平等。在当下中国，社会平权问题更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劳动就业、社会分配等一切领域之中。

    平权的社会也是财富平权的社会，财富的占有是一个平权社会的基础。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④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文中早就指出了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原因，即决定平权社会的财富机制因素有“自然的或生理上的”原因，也有“伦理或政治上的”原因。⑤但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别忘了“共同贫穷”带给我们的血泪教训。“越穷越光荣”是如何产生的，难道我们可以忘了吗？换句话说，在我们中国，由于“自然的或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并不是主要原因，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伦理或政治上的”原因，即个人权利方面的不同，中国个人权利的普遍贫困才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

    简言之，在中国，尽管平权社会作为一种宪法和法律上确认的权利平等的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得到确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这样一种平等权，把这样一种法定权利转化成为现实权利，还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因此，构建一个平权的社会，实现个人权利的平等，才是缩小贫富差距、筑牢幸福社会根基的最可靠保证。 

    社会宽容精神。胡锦涛在国际正式场合公开阐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引发了各界广泛的讨论，普遍认为中国决策者将更加注重更趋公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笔者以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挑战所需要的新理念，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明确的方向性描述，这个方向就是建设一个更加宽容、相互理解、协商合作的幸福社会。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追问下当下的现实：中国比以前强大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但为什么我们多数时候觉得并不开心？问一千，道一万，社会宽容的缺失正是千万次追问背后的答案。

    在当代社会，首先有必要把宽容度也当作道德的一个维度来理解。幸福自由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她的根子在社会宽容的精神上，那就是容许别人有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思想。在自己慷慨的时候，能够容忍他人的吝啬，可以去尝试游说他人也慷慨一点，但不是去消灭他人的吝啬。所以说，社会宽容首先是思想的宽容。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一种思想只有在开放包容的争论中才能保持自己的活力。宽容无疑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就此意义上讲，社会宽容也包括多数对少数的宽容，即容纳少数群体，容纳他们的行为、习惯、思想……“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交代。”⑥但现实当中，因为习惯的力量，人们并不愿意接受少数意见，而更愿意在大多数行为中获得一种安全感，导致少数人的行为即便合理也得不到宽容，使得少数派意见永远无法伸张，自由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把社会宽容仅仅当作道德维度来构筑幸福社会远远不够，社会宽容应该成为幸福社会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从传统的视角看，我们习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社会宽容，从而仅仅把社会宽容理解为个人的德性与胸襟。毫无疑问，一个伟人之所以成其为伟人，美德自然是其最重要的素养之一。一个能面对昔日仇人而一笑了之者，那就是“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有时，面对复杂的社会做出最大的宽容需要足够的勇气，即所谓“只有勇敢的人才懂得如何宽容；懦夫决不会宽容，这不是他的本性。”也正因为此，作为道德层面的社会宽容，最多还只能是停留在自我道德约束层面，从而对于幸福社会的构建有着自身的缺陷。历史一再证明，脱离了社会机制和法制规约的纯道德宽容最终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从正面来反思美国可以得到确证。

    1963年，当马丁·路德·金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美国的一位精神领袖，并赋予美国民众和平、爱和宽容的力量。自此，社会宽容不仅成为美国的一项道德标准，更成为构筑幸福美国的一道社会机制。无论是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的穷追猛打而导致最后不得不狼狈辞职，还是总统克林顿白宫桃色绯闻的被揭露，并不能说明尼克松或者克林顿他们真正站在了社会宽容的道德高地，而是因为即便他们贵为总统，也不能用自己的权力来损益社会机制的尊严。无怪乎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就不可能发生，因为有社会机制和社会制度保驾护航的宽容才真正牢靠，才不因个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人品德的变异而变异。换言之，把宽容看作一种美德，应把握其内在的张力，否则宽容就变异为放纵。只有把握社会宽容和纵容的尺度，才能有利于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幸福。 

    社会宽容也应成为幸福社会的一个基本理念。众所周知，从密尔的《论自由》到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从伯里的《思想自由史》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无不闪烁着社会宽容的睿智之光。社会宽容是个人、机构和幸福社会的共同属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社会宽容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平这些普世价值的一个侧影。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在非战争的和平时期，社会宽容就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没有社会宽容，那么民主、自由就会成为奢谈。就个人来说，不会宽容他人的人，是不配受到他人宽容的；就国家来说，不会宽容别国的国家，是不会受到别国宽容的。因此，我们应该让社会宽容作为幸福社会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深入政府之心、深入社会之心，从而为幸福社会的构建营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

    幸福社会的后物质主义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让中国告别了挨饿的历史，也让国人告别了“没钱”的历史，但是，我们告别历史不是要遗忘历史，而是要从历史当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而让我们能够从苦难的历史记忆中坦然地走出来。面对现实，我们应该大胆喊出我们的幸福，坦然地应对不幸福的遭遇。虽然不幸福的原因林林总总，但幸福的感觉都一样，幸福社会的逻辑真谛就在于人类未来的社会文明必须体现出对每一个生命价值和生存安全价值的应有尊重，而且这种尊重不需要社会上有着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或强制性约束的道德来规范，而是基于我们真切感受到与社会和谐幸福共处是人类地球上理智生存的基本依据，也就是用一颗幸福之心去面对自身的同时去关爱我们这个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告别“唯GDP”的“后物质主义”⑦思想，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观念，毋宁说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态度。后物质主义幸福生活态度，其核心价值在于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及其相关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人们判断社会进步与个体幸福指数的唯一尺度或最重要的标准，就像我们不能把一片森林的价值换算成多少美元的资产那样，而是要充分认识到森林的存在比在一个工厂带来的物质财富更重要得多。这就是后物质主义的幸福价值观，也是构建幸福社会和幸福中国应遵循的基本逻辑。（作者为广东省委党校科社部主任、副教授）

    注释

    ①王锦思：“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联合早报网》。

    ②温素威，朱磊，刘文波，胡洪江，王伟健，邓圩：“走近中低收入群体：期盼收入可持续增长”，《人民日报》，2011年2月6日。

    ③刘作翔：“权利的平等保护”，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前沿》讲座，《中国法学网》。

    ④胡锦涛：“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人民日报》，2010年9月16日。

    ⑤［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62年，第69页。

    ⑥程彦卿：“浓情巧克力与社会宽容”，http://tieba.baidu.com/f?kz=515661978。

    ⑦郇庆治：“绿色思维：生态文明的理论元点”，《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