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逃学威龙1 电影国语: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文革”后一窝蜂地烧香拜菩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6:54:21
二
一
我喜欢读书，年轻时候把读书看成是追求真理的门径，觉得书中虽然不一定有“黄金屋”，不一定有“颜如玉”，但书中有我不懂的科学知识是实在的，我只要沿着科学知识的理性途径去寻求真理，即使我学问不够，发现不了真理，路子总不会错。后来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一些其他哲学家的书，虽然我读得半懂不懂，可觉得，康德已经看透了，人的理性的作用是有极限的。纯粹理性认识往往在极点上出现“二律背反”，并不能确切地认识什么是真理。而且，人要对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下判断，也并不只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还有主观爱憎和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至于要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付诸实践的行动，能不能下决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邻居起火，有一个小孩关在屋里，照理说，应该见义勇为去救人，但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还是只能凭你自己的良心决断。哲学家说，人的自由意志会在道德意识的驱动下作出合乎道义的选择，我觉得那“道德意识驱动下的自由意志”，无非就是和中国人说的“良心”差不多的东西。我有时候觉得，哲学家讲的道理总不免于有点“玄”。因为，我想来想去，并不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良心，即使都有良心，也不一定都能按合乎道德的准则去行事，而且，人的心似乎是个瞬息万变最难于猜度的东西。中国哲学里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西方哲学里康德和许多哲学家都说“性善”，而黑格尔却认为“说性恶比说性善”是“说出了更深刻的道理”。（对不起，我这里都没有引用原文，只是凭我的记忆和理解在作概略性的转述，并不一定准确。）由是，我对哲学总觉得我学力太浅，钻不透，我大概也当不成哲学家。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觉得他们的哲学，不但那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非常新颖，而且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追求真理的路向，并不只是在哲学里面绕圈圈，几乎是撇开了哲学，沉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真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似的，觉得这才是找对了路！
从我认为“找对了路”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就渐渐成了我的“信仰”。后来，有什么问题，就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思考。久而久之就很自负地认为，只要我说的话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不论你怎么批判我，我决不认错，因为那是“坚持真理”。后来，为“坚持真理”碰了许多钉子，最惨的那一次，几乎碰丢了小命。虽然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坚持真理”的态度未免有点傻，仍然认为那些“不坚持真理”的人，虽然比我聪明，其行为与做人的品格却是不足取的。人不仅应该“坚持真理”，而且应该像屈原那样“虽九死而不悔”，才合乎中国传统道德那“智者不惑、仁者不移、勇者不惧”的标准。如果既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不坚持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准则，那还怎么有脸活下去呢？——就靠着这样一些中西合璧的“信仰”，我居然窝窝囊囊、赖死赖命地坚持着活到二十多年后的出狱平反。而且，出狱之后，我更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是靠“信仰”支撑着的，无论如何，决不可以没有“信仰”。
“文革”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我在思想上也渐渐地解放了些，觉得原来我那种从书本和经典理论去追求真理的路向，很容易在到达一种“信仰”之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迷信”，原先的“理性思维”忽然就“到此止步”，人就变成了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迷信家”。因此，一旦那迷信被揭穿，很多事情、很多问题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思考，自己就觉得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面对着变化了的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像面对一个“烟迷雾绕的黑森林”。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重新探索，就会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森林面前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例如，当时有人向我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按你们原先那种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主张，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了核武器，一斗就可能斗出核大战，难道你们那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要通过核大战才能实现吗？——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感到没法回答。我想，作为一个人，当然不能像迷途的羔羊那么乱窜。那么，怎么办呢？这似乎就成了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这个“信仰危机”问题，就个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说严重点，就是社会心理危机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信仰危机”。许多过去挨过“整”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以及感到自己是受了“骗”的青年人（包括“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有一种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依托”的空虚感，也似乎感到了人生的虚幻、前途的渺茫。这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忧虑与担心。
那时候，我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中青年人，其中不乏白领的帅哥、红妆的倩女，有一定身份的国家干部，有相当学历的知识分子以及气宇轩昂衣装阔绰的商人，曾经煊赫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等等，忽然一个劲地挨挨挤挤，挤到庙子里去拜菩萨、烧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杂酱味：滑稽、荒诞，好像觉得是中国几十年科学普及教育的失败，导致了沉渣的泛起；又好像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人们从“打砸抢烧抓”的混乱中觉醒过来，发现“造反”使自己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因此才猛然地回过头来，向宗教去祈求回归自己做人的善性。——我说的“杂酱味”，就是这样一种弄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的感觉。
关于“迷信”，中国人通常是指信神信鬼，无神论者把宗教信仰也一律划在“迷信”之列。但对孔夫子所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等等，虽然说是“旧学”，却并没有划为“迷信”。我在早年读过梅叶的《遗书》和中国禅宗六祖的《坛经》以后，就自信是与中西宗教迷信都绝缘了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觉也能够作批判鉴别的思考。但是，在忽然面对“信仰危机”问题的时候，我才突然体察到，传统文化早已在我的骨子里深深地播下了“迷信”的种子。我所谓的“坚持真理”，不就是儒家的“尽忠”吗？坚持到“虽九死而不悔”，不就是儒家的“守节”吗？这些难道是“理性”的吗？显然不是！那都是“迷信”的种子在起作用。可见，我虽然没有去烧香、拜菩萨，我的迷信可能比别人更深入骨髓。想到这里，我有点不寒而栗。
三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是儒、释、道杂糅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即所谓“庙堂之上”）是以儒家为主；而在民间，则释、道二家的信奉者往往比儒家更多。而在国家丧乱的时候，即使是士大夫，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例如明朝亡国的时候，从皇帝到许多在朝的士大夫都按照儒家的礼数，自杀殉国（投降的人，连他自己也觉得是没脸见人的）。不投降又不殉国的人，有的便削发受戒遁入空门去做和尚，或是乌衣黄冠地成为云游道士，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已经选择超然世外的人生归宿，不再承当国家兴亡的责任（这并没有谁能责备他，而且通常都是被谅解和受尊重的）。可自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仅释、道信仰在民间已大为衰落，就连儒家的教义，也不再是对国家政治与社会兴衰起重要作用的东西。现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传统文化都是采批判态度或半保留、半批判态度的。不过，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根子扎得很深，革命并没有真正铲除掉它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大学生为破除迷信去打庙子、烧菩萨时，还曾经遭到过农民的强烈抵制。记得我小时候听老辈子说过，那时农民甚至曾把湖南大学的大学生丢在火里面活活地烧死，可见那抵制情绪之暴烈程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听说过火烧大学生的事件，但“红卫兵”初下乡时，被农民打死的也不少。
但“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是民间力量所难于阻挡的。从孔林文庙到各地的佛寺道观、历代帝王将相留下的文物古迹，直到中山陵和蒋介石原配夫人的坟墓，几乎都被打打砸砸闹了个遍。（“文革”之后，我到中山陵去看的时候，发现原先国民党立的“党葬碑”已经换了，孙中山重要著作的石刻全文，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好像是被砂石磨洗过的，字迹已有些模糊。那“党葬碑”是张继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传说是汪精卫写的，这两人的历史罪孽可能是招致破坏的原因。“红卫兵”痛恨他们，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他们的字写得好，作为中山陵的文物，看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份上，也未必非破坏不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篇文章是1956年写的，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由此可见，如果“文革”时有人依据这篇“最高指示”事先打个招呼，中山陵便可能不致遭到破坏。）出人意料的是，在“文革”对传统文化与一切文物古迹那么凶狠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并没有被真正“革”掉，在批判了“四人帮”搞“封建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而整个人民生活富裕之后，人们却忽然一窝蜂地去烧香、拜菩萨，这无疑是一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剧。但这到底是历史的滑稽剧还是历史的讽刺剧呢？这问题却没人回答。我们唯一能认识到的是：这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现象，而且，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它似乎意味着“极左派”所鼓吹的那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面专政”，确乎已经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半遮半掩、半含糊半赖账地在不甚心甘情愿的情况下破产了。它破产虽然是一件好事，它破产后遗留下来的“信仰危机”，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麻烦。
我们这个五千年历史、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近一百年，比法国大革命的时间还长，死了几千万人，却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影响。原先以为“文化大革命”将会惊天动地，却不料收场时的“信仰危机”，几乎使人感到“不好意思向全世界瞪大眼睛看中国演‘样板戏’的好心观众谢幕”。因此，中国的有识之士，便不能不为这种“信仰危机”尽一切可能地去寻求有效的药方。
俗话说，“膏药人人有卖，各人熬炼不同”。这医治“信仰危机”的药方，也好像是张家医生说要补，李家医生说要泄，王家医生要开刀，赵家医生叫输血，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比如说：有人主张“读经”，这是要用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来为病人“固本”；有人主张“反对利用外来文化意识搞自由化”，这是要把病人关进隔离室，在病人身上“打防疫针”、“泄毒”；有人主张扫除一切非主流的黄色黑色书刊，这是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动手术，“开刀”；也有人主张要输入外国新兴的人文科学理论知识，这是要给中国文化“输入人造血浆”，帮助他恢复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力。由于这些医生的诊断不同、处方各异，病家也便不免于有瞻前顾后、难于决断的犹豫，因而对这“信仰危机”的治疗，也就只好在各种医方的补补泄泄之中，治一治、停一停、试一试、拖一拖地拖延下去，好像并没有找到十分有效的办法。
四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云云，说的是那时的一个同性恋故事。那娈童死后，书生精神失常，无论走到哪里都看见那娈童的影像。这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当然会认为是那娈童的鬼魂在跟着他。后来，他家里人把他领到庙子里，请了两位老和尚来给他说法，用佛法来为他驱鬼治病。其中，一位老和尚说：“一切魔障，皆由心生。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另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对下等人说上等法”，估量他懂不了，应该教给他一种除病的方法。于是，这位老和尚就教书生，应该这样去想一想，想那娈童死后，他那僵硬冰冷的尸体，渐渐膨胀、发臭、腐烂、生蛆，蛆蠕蠕动，脏腑破裂，血肉狼藉，变成猩红臭紫的各种颜色，他的面目更变得像恶鬼一样的狰狞，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恐怖呢？再想一想，如果那娈童没有死，继续活着，那么，他慢慢地由青少年变成壮汉，就不再有逗人怜爱的媚态了，渐渐地会长胡子，胡子越长越硬，脸皮由白嫩变成灰青黧黑，渐渐地长出白头发，渐渐地秃顶，变得头秃齿豁，变得弯腰驼背，变得咳咳咔咔，鼻涕口水滴滴嗒嗒脏兮兮的样子，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厌恶了呢？再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死，而是你先死了，他还是花季少年，他绝不会像寡妇样的守节，他会投入别人的怀抱，那时候，他会把从前对你的种种恩爱、娇柔和亵荡浪漫的痴情都转移到那个人身上，从前对你的亲昵淫狎之情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想，你是不是会感到气愤呢？纪晓岚把这个故事写得很生动，对读者很有吸引力。但我觉得，虽然纪晓岚的这部书里面包含有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但他讲这么一个“养娈童”的故事，却不像是要在书中加一个“黄段子”，故事的内容，我这里不可能全盘转译。可是，我觉得，那个叫书生转换思想的老和尚，他的这种引导病人自行解脱精神负担的方法，确实有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医疗方法相似的意味。而且，弗洛伊德的方法，主要是引导病人宣泄内心压抑的情感结节，而这位老和尚的方法则除了引导病人宣泄之外，还有思路的转移、情感的对消和观念的替补。按照这位老和尚所讲的道理来说，他与前面那位老和尚的“上等法”不同的是，他可能是“对下等人讲下等法”，比较容易懂。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做说明，他说：“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就是说，他主要是通过思路的转移，以及情感的对消，达到观念的替补，用新的观念作楔子，楔进病人心里，把旧的邪念从心里面挤出去。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我们消解“信仰危机”，有可以借鉴之处。
为什么呢？
就我所看到的那些“拜菩萨、烧香”的人来说，我感到他们也和那个“养娈童”的书生的症状有某种性质上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精神负担，也就是一种“邪念纠结”的状态。是一些什么“邪念”呢？一是感情上的恋旧，二是思想上的守旧，三是生活信念的失落，四是对未来命运的困惑与疑惧。
这是因为我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运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反右”、“一化三改造”、“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运动每一次都要批斗惩处一些人，造成一些人及其家属子女甚至亲戚朋友的命运，陡然发生“翻车”、“坠机”式的逆转，给人们心理上遗留下一种“社会翻覆无常、人生祸福难测”的恐惧情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看到许多“平地风雷、飞天横祸、朝为崇山、暮为死海”的骇人现象，不能不为之惊魂悸魄。许多根本不能置信的事，忽然在红旗如海、口号如潮的一阵喧闹之后，被作成了不容分辩的钦定铁案；许多开国元勋、英雄将帅，忽然在一夕之间被贬成了十恶不赦的黑狱牢囚；许多著作等身的文人学者被无缘无故地关进牛棚，视为蛇神牛鬼；许多胸怀坦荡正直敢言的社会名流，被横揪暴打批来斗去地凌辱至死。而许多能言善辩的佞人宵小，却在上串下跳挑灯拨火的活动中居然上升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革命阎王”、“造反判官”。听说，“文革”中曾有人在房门上贴了副春联：“文攻武斗，世间难觅桃源；实弹真枪，人命轻如草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过去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信仰，自然是免不了要产生“信仰危机”的。不过，在“文革”时，这种危机意识是严严实实地压抑着的，所以到“文革”之后，才以“烧香，拜菩萨”之类的形式公开地表露出来。
据我后来观察，到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发展了以后，抱着祈求菩萨保佑“消灾免祸”心理的人，似乎渐渐地少了些，可“拜菩萨”的人却更多起来了，而且，其中不少是有钱人，进庙子烧香都是大把花钱，庙子里的香火旺起来，也增加了一些收钱的项目，例如“求签”、“问卦”、“看相”、“送护身符”以及“捐灯油钱”、“给佛菩萨贴金”、“捐献汉白玉观音菩萨雕像”和“修缮庙堂”之类。这些拜菩萨的人大多是生意人，他们所祈求于菩萨的，主要是希望菩萨保佑自己发财，但其中也有些滑稽意味，那就是，其中有不少人希望菩萨保佑“共产党的政策不要变”（意思是不要变回“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的那条路线上去），——这实际上是菩萨保佑不了的。市场经济的“发财”观念，像一根“楔子”般打进人们心里以后，他们那因“文革”而对国家政策失望的“信仰危机”，似乎已经被这根“楔子”大部分地挤出去了。只是，对“阶级斗争为纲”还心有余悸，所以仍然要求菩萨保佑。
可是，“信仰危机”问题并不只是这样单纯的。后来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扩散开来以后，我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那拜菩萨的人群中，还包括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这些人，有些确实是“文革”期间靠“打砸抢”起家入党当官的小混混，他们在“文革”时的入党，本来就是为了“捞官”，市场经济时期，他们转身“捞钱”，是不足为奇的。但也有人不但是早年入党，而且是担任了封疆大吏的省级干部（例如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由迷信巫婆而“拜佛”，以致走上贪污犯罪），这就使我对菩萨的“佛法无边”再也不敢小视了，原来，市场经济的“发财”观念，这根“楔子”对不同的人是有不同作用的。对于商人，它可以消解他们对国家政策失去信心的“信仰危机”，也可以部分消解他们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余悸。可是，这根“发财”的楔子，一旦打入了共产党内某些歪歪干部的心中，那就会把他们心里那些党纲党章党纪国法的残存印象和“为人民服务”的红标口号，全都一干二净地挤出去，换成了一颗通过权钱交易、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损公益私去达到“发财”目的的贪心、自私心、犯罪心、黑心。
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曾一再发出过警告：贪污腐败是关系党的存亡的问题，可见共产党决不会用纵容贪污腐败的方式来维系党内表面上的团结与国家暂时性的稳定。
因此，要解决国家干部的“信仰危机”，应该是用透明的“民主法治”观念作成“楔子”打入国家干部的心中，使他们牢记人民是国家主人，使他们明白贪污渎职损害人民利益的罪行，是必将受到法律制裁而绝无例外的。只有这样，干部中因“邪念纠结”而形成的“信仰危机”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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