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青少年朗诵的诗歌:老兵回忆:抗战时我最难过的是用大刀处决逃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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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船夫渡我们过江去,我们没有钱,他也知道我们是中国军人。上岸后,他带我们找到客栈老板石少铭。石少铭是萍乡人,在这里开客栈救过我们一位师长。他把我们藏到阁楼上。日本人来巡逻,石老板就拿东西给他们吃。天还没亮,他来叫我们,说可以走了。到了“五马归槽”他的家里,我们又住了一夜,然后拿上一包干粮,带我们继续走。

    跟石少铭告别时,我姐夫跪了下来,让他不要回去了,我们养他一生。那时他已60多岁。石骂我们自私,“我有老婆孩子和孙子,我得回去照顾他们。”我们路过山上一些破房子,看到里面有很多尸体。

    走了两天,到了三不管地带,有土匪、日本人,有中国军队,但很少。土匪很讲义气,知道我们是第十军的人,就请我们吃饭,又包上一些给我们路上吃。

    1946年我离职后,途经衡阳找过石少铭,我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给他,他只要了一半。我又把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毛毯、大衣给他留下,回到澳门以后还跟他联系过一次。

委任书(来源:杭州日报)

    重回部队,升了官职受到嘉奖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在郴州,坐火车只要一两个小时,我们却整整走了31天才找回到部队,时间是1945年1月10日。司令长官薛岳亲自批条子,给我们每人发了八百元钱。方子才饿得很瘦,去“大三元”餐馆狠吃了一顿,结果拉了10天的肚子。

    重返部队后,我官职升了一级,当了上尉连长。我们是特务团,团长叫徐建德,广东乐昌人,是杀人狂,很厉害的。纪律很严,有个连长晚上出去,很晚了他再次巡查时,还没回来,第二天,徐团长要他跪在地上,用脚狠踢他的胸部,并把他降为排长。有一名士兵,偷拿了百姓四两猪肉,老百姓追过来,结果团长把他枪毙了。

    在郴州召开团务会议时,徐建德团长指着大家骂下面的营长、连长都是土匪、恶霸,纯洁、好样的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文波。会后,他让我到他房间去,拿出他自己的5000元钱,说是有功奖励,让我招待兄弟们。徐团长后来在香港新界洪水桥以耕种为业。他的勤务兵叫罗永华,也跟他在香港。

    我在特务团当连长(编号4533),职责是保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薛司令每天散步,我肩背一支汤姆森,腰别一支勃朗宁,跟随着他,地方人士和下属见他,先由我们检查,然后放行。我游泳很好,驻扎湖南土桥时,薛司令的儿子薛昭明,那时10多岁,便由我教他游泳。薛司令还赠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喏,就是这一张,上面有签名、题字。他很少送人照片的。他还在抗战纪念册上给我题“苦学力行”四个字,可惜这本纪念册找不到了。

薛岳签名照(来源:杭州日报)

    任骑兵大队长,认识了初恋情人

    我们驻扎在湖南土桥时,日本人投降了。我所在的部队经赣州、吉安、铜鼓开到南昌。受降时,缴获了许多战马,组建了骑兵,让我任骑兵大队长。我本可以升少校的。当时,徐建德团长已经调走,新来的团长对我不好,阻阻拦拦,说我太年轻,结果只给了个准校。

    我们骑兵大队有一百多人,好威风呀!两个人一匹马。其中一个是日本兵,教我们怎么骑马。马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有些日本人不愿投降,骑马走到桥上,缰绳一拉,连人带马一起坠桥自杀。南昌老百姓很恨日本人,看到就砸,我们说不要打,老百姓不干。

    部队驻扎在南昌葆灵女子中学附近。女中有一名校花名叫阮美玉,小我四岁,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我和她,还有另一位青年陈国华,三个人三匹马经常一道出去玩,游滕王阁。我们都差点要结婚了,因为我是当兵的,她父母坚决不同意,只好分手了。

    如果还健在的话,阮美玉也该有80多岁了。10多年前我还和陈国华有联系,他在南昌邮政系统工作,住在王阳明路,我来温哥华后就没有联系了。我托陈找过阮,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