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纹样图案大全:《杜维明文选》 ---美国哈佛大学（3）

《杜维明文选》

---美国哈佛大学（3）

17、北京论坛2005：大会主旨报告演讲实录

主持人(郝平)：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北京论坛2005刚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论坛邀请嘉宾为大会做了精彩演讲。今天，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Hunter Rawlings教授，美国哈佛研究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意大利督林大学教授、欧洲议会议员瓦梯穆先生，和中国北京大学校委员会副主任何芳川教授为论坛做主旨报告。Hunter Rawlings教授一直致力于古典学研究，1995年到2003年他曾担任康奈尔大学第十任校长，并于2005年7月再次当选，他还是美国威利科学院院士，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Hunter Rawlings教授做大会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的领袖，文化交流的桥梁。

　　Hunter Rawlings：今天真是非常荣幸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来参加第二届北京论坛，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主办本次会议，同时要感谢北京市政府，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感谢他们成为本次的协办方，同时感谢徐校长，感谢郝平校长，感谢他们帮助组织并主办了本次论坛，我今天也特别高兴来到这里，因为康奈尔大学和中国、特别是北京大学有长期的联系，在20世纪早期，我们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胡适先生，他在1912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当时中国掀起了文学运动，文学运动取代了中国过去传统的文学语言，用白话进行取代，也成为了新的文化运动的一个特点，最后帮助实现了五四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使文化和学习成为大多数人民可以享受的权利，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天也是胡适去世43年之后，他也是我们大学非常著名的毕业生，他对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现在我们仍然铭记，我们是以他未命名的一个胡适的头衔，现在的教授就拥有胡适教授的头衔，实际上胡适先生在20世纪早期就预见到了中国可能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他已经遇见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人们都希望获得现代化经济的增长与西方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两个方面，中国的学者都认为高等教育是能够帮助我们造就出更多的人才，来实现国家的目标。

　　但是还有一个区别，我认为现在中国与西方的合作的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同样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变革和长期的结果。在胡适的时代，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从西方到东方的流动，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性。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在过去的25年当中所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我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双方实际上都可以从对方那边获得很多知识和理念。在胡适先生的时代，对中西方的合作交流主要是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这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的因素，同时也推动了政治的变革，今天早上我就想说，中西方之间更加紧密地合作，也可以取自于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合作。在20世纪早期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同时极大推进了中国从闭关自守的社会变成一个能够吸引国际舞台注意力的社会。

　　我今天还想特别强调一点，正如胡适先生所在的时代一样，大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创造文明的和谐和全人类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共同希望实现的目标，也是今年北京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胡适先生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他在1910年来到康奈尔大学，当时他19岁，他最初加入了康奈尔的农学院，她认为，他有责任学习一些马上就可以学以致用的东西，他当时所学习的是植物学和农学科，他学了两年，但是他成绩平平，在1912年他转院到了康奈尔的艺术科学院，他开始主攻哲学。他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是在人文学科，他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学生，他获得了文学大奖，也当选了美国只有最负盛名的大学的学会的文学学生的头衔。后来，他以如下的文字表述了自己的转型，我刚来的时候，耕地、种地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技术，对拯救国家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我是一本一本地把我带来的书都给了别人，我经常梦想我有时间可以种树，或者种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嘲笑我自己的愚蠢。许多东西对拯救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你怎么能说哪个更重要呢？我个人来说，我可能只攻一两项事情。否认自己天才的人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所以我就改了我主攻的学术方向。所以在这方面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在文学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谁可以给我这样一种理想呢？我想强调一点，胡适先生最后的一点非常重要，他认为必须尊重自己的本性，同时也要重视文学和哲学学习的重要性。他看到了美国的教育，对更加关注科学的中国学生的影响，在他学术生命，过去和现在这次演讲当中，在1933年的芝加哥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有些人学了很多东西，回到了中国成为了新技术的领导人，建立了先进的实验室，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所的缔造者，中国的社会科学院，现在的成员超过一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于1949年，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的一群本科学生最初建立。

　　在康奈尔大学学到的东西和他很多中国的朋友在康奈尔学到的东西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康奈尔对中国的贡献是使大众学到了文学。1915年他开始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胡适先生和自己的一些中国学生、朋友，开始改变中国的语言，他们最初的文章没有获得什么响应，尽管他的中国朋友对他的这种努力是怀疑态度，但这个理念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响应。在三到四年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推动了最终实现了白话的普遍应用，这也被称为是中国文学的一次重要变革。

　　回首过去的时候，胡适先生说，在过去20年的复兴运动和以前所有的学生的运动都完全不同，这些领导人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必须摧毁什么样的旧制度，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学，一种对生命和科学的新的态度，新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也是胡适先生过去所拥有的理想，也是他对所有的中国人所倡导的这样一个理想。这是胡适先生在中国发起的，今天中国也在进行一种新的觉醒，是在经济的扩张、教育、科学技术投资方面的新的觉醒。在北京，马上就要筹备举行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各种变革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天正如胡适先生的时代一样，高等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实现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程度以几何数成长。在1910年，胡适先生是70个来到美国拿到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今天差不多有两万名中国学生每年都来到美国的大学或者学院进行学习。

　　中国现在正在自己的大学和学院进行大力投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学术卓越，能够有更多人进大学，在80年差不多百分之二到三的学生能够进大学，在2003年差不多17%的高中生能进大学，我想中国马上就可以在知识经济当中获得一席之地，也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当中受益，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经验。能够帮助其他的国家，也包括美国的大学。《经济学家》这本英国的杂志提出这样一种概念，就是大脑经济，他说我们的决策者应该能够做更多的决策帮助国家在知识经济中更好地竞争。今天我们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一贯性的、平衡的大学体系，既能够在一方面缔造更好的学者，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进大学学习。

　　美国的大学我们也在努力保持这种平衡，美国大学他们缔造的人才是什么样的呢？为何能够缔造这么多全球的领导者呢？我想，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想我们学习。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制就是，它实纪上不是一个体系，它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他们的资金来自不同的渠道，包括2300多个四年制的大学或者学院，这些机构只有100个可以称为真正的研究型的学员，美国没有一个对大学的中央的规划，这些人不是像法国和德国把这些从业人员看作是公务员，实际是一些州政府和宗教的团体，这些人是从这些渠道获经费的。康奈尔是1865年建立的的，是共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共同建立的。康奈尔大学以之命名的这所大学是以1886年提供的捐助建立的，康奈尔大学的资金也来自州和联邦政府，实际上我们有四个学院，是与纽约州建立合同来运作，包括这个生命科学院等等，同时我们从企业和产业也获得资金，另外，我们的高等教育业提供了很高的入学率，差不多美国三分之一的适合上大学的人都获得大学学位。这些人有可能还会去攻读更高的学位，在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敞开大门的大学，特别是是对妇女，对少数民族、低收入的家庭，以及老年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作的人，有家的人，我们也向他们敞开大门。我们的机制使学生能够作出自己的决定，在他们生命以及职业生涯中不同的阶段作出不同的决定。

　　对美国的大学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科可以选，有理论的，有应用型的，或者是能够马上学以致用的学科。我们大学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就倡导了这样一种知识的学习新理念，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科，有现代语言和文学，农业、科学、工程等等，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第一个真正的美国大学，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我们学科的复杂性使我们的学生能够使胡适先生在农学两年之后进入哲学的学习当中。

　　对他来说这种转型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由于这种转型的可能才能使他在文学，对中国人民总体来说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大学是致力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方面的教育，同时我们在高新技术、纳米技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及许多我们所称为的涵盖面广的生命科学，我们大学都走在前沿，在140年之前，我们有了很好的开始。

　　美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仅是有很多的资源，同时帮助学生开发他们的批判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教学和科研要结合。另外，远程教育和因特网的应用也非常重要，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社区类型的学院。

　　在美国大学，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之间有很多交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使学生能够改善他们创造性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主性，创造新的想法和思维方式。中国想建立世界上最好的一种高等教育的体系，也必须向其他的国家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我认为知识的交流不是一个单行道，而是一个双行道，许多国家也可以从中国学到经验。中国的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在2000年差不多有30万名工程师从中国毕业，在美国2000年只有10万名工程师毕业，所以美国也可以从中国方面学到很多经验。比如说学习如何帮助更多的学生成为工程师。还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进入了工程学科就无法学习其他的学科，在去年，康奈尔大学康森教授是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亚太安全方面的一位著名教授，他来到了中国的北京大学，来中国学习中国同行的经验。他马上就把这个经验放到他的一本心的著述当中，就是《团结的中国》这本书当中去。他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亚太地区的安全等问题放到里这本书里。

　　胡适先生在他的时代当中是这样想的，以迥异的、文明的接触使我们获得了对新的价值观的认识，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对价值的重新估价是一种新的变革，这对美国、对中国来说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学外语不是很在行，我们有时候不能去欣赏其他国家的传统，现在中国的学生总体来说对美国了解的要比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多得多，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中国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带了康奈尔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北京、上海，昨天我签署了一个协定，代表康奈尔与许智宏校长签订一个协议，就是康奈尔大学可以在北京大学学习一个学期，与他们的中国朋友一起学习，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在亚太地区一个新的学习项目。这样一个新的本科项目，包括对中国语言的学习，中国的历史、政府，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学习，同时提供机会，使学生在这个领域中主攻的学生能够来到北京大学学习，我们希望能够扩展这样一个合作的机制，使北京大学的能够充分利用康奈尔大学的资源。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明天在清华大学我将会和胡秉伦校长见面。两个大学的教职员工都可以合作，我们将在工程等项目方面加强合作，清华大学的校长今年8月份来到康奈尔大学访问，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就高等教育问题做了演讲，我们感觉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康奈尔大学是中国和美国学术团体的成员，在农学技术方面，比如说渔场方面的技术方面，我们也有研究。我们这个方面可以说与中国有100年难解的情缘。我认为在未来我们有更多合作的机会，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合作的机会，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使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美国的相关部门把两国解密的这些文件进行翻译，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尼克松总统在72年访问中国等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有更好地了解。我们会有两个版本，中英文的版本。

　　另外还有外交部的档案，华盛顿特区的这样一个机构，还有一个合作，就是把中国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解密文件进行翻译，也是那一次，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参加外交领域的活动。这在学术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表明中国越来越愿意参加在各个领域的双向交流，我非常高兴康奈尔大学的教职员工在这个项目方面发挥得重要作用。

　　我刚才一直在谈信息的双向交流，对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也是符合和平、繁荣、协调，不断联系的世界也是符合这样的发展趋势的。全球顶级的这些大学也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胡适先生是对世界充满信心的，我对世界也是充满信心的，未来会有和中国更多的合作。我想未来我们这个世界会更加紧密地联系，有更多合作的机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郝平)：谢谢Hunter Rawlings校长的精彩报告。何芳川教授是北京大学校委员会副主任，兼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中国史学会的会长，著名史学家，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何芳川教授，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

　　何芳川：韩主席、女士们，先生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正在冲刷着我们这座星球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因此，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是在全球化成影响甚至制约下生活着、活动着，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这里所讲的东亚地区，大体上指的是太平洋亚洲，即：从东北亚经中国直到东南亚地区。

　　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东亚诸国及其文化建设，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这就是：在古代，这里都曾拥有璀璨的古代文明，无论是儒家的、佛教的，还是比较晚近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除日本外，这里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的入侵、奴役与压榨，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本民族传统文明的屈辱时期。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正在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向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冲击。

　　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建设和发展自己国家的活动，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个文化平台上展开的。显然，在这样的平台上求发展，文化建设是一项及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极为繁巨的任务。这一繁巨的任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种高水准的文化睿智，或者称作文化自觉。

　　在进行自己国家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应对西方文化呢？我们中国人民和东亚各国人民，同同西方文化打交道已经很久了，远的不讲，从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已经500年了，500年的积淀至少就中国而言，今天我们在应对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两个负面的遗产值得特别注意。从文化自觉的意义上讲，这两个负面遗产就是两种文化交往上的盲目性。

　　一种盲目性来自历史。由于长期遭到民族屈辱，除了受到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之外，还蒙受着文化屈辱，遭到西方的文化侵略。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特点自觉地带到中国来的，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负面，这就更容易造成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抵制的态度，这样伴随着正当的民族抗争，一种盲目排斥和抵制西方文化的心态就逐渐积淀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里。

　　这样一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的民族基因，常常有两类表现。

　　一类表现是，难以客观地、冷静地去分析、汲取西方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内涵。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知道，同中国与东亚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是渊源流长，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代，一直发展到今天。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体系中有多少瑰宝，西方文化这一西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积淀发展的文化体系里面，就有多少瑰宝。它丰富多彩的内涵，有如大海大洋，取之不尽。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璀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文化的辉煌，当代西方文化在不断自我修正、发展中的创新，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正心诚意地去汲取、去采撷，去消化。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中没有全面、正确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内涵，这一复兴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类表现，容易偏爱西方朋友对西方文化所作的批判，容易偏爱西方朋友对中国活动方文化的偏爱。这又是一种傲慢与偏见。在这种盲目性的支配下，我们可以为自己拒绝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找到理论依据。“看，联系方人自己都在无情地批判西方文化呢。”近代以来，西方人规模性地批判西方文化时有发生，比较突出的可以列举两次。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惨烈的战争使得许多西方人士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一种破灭感。另一次是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理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德里达的解构论到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现代西方文明或文化，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理论界的一种时尚。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反思、批判自身文化的时候，又曾寄希望于东方和中国。其中两次比较突出，一次是18世纪启蒙思想时期。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许多人对东方、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以至有的人如奎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大文豪歌德在其咏唱中国的诗歌中，表达了他视线所窥，永是东方的心声。汤因比甚至认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年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应该指出，当代西方学者与文化理论家对西方文化后现代模式的精彩批判，是在西方社会环境中，在已经达到很高发展水准的闻名于文化平台上，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思、一种反省。这种批判，同启蒙时代西方思想者批判西方文化以反对中世纪专制主义一样，具有其进步意义。同时，无论是启蒙时期，还是当今后现代的西方文化界、学术界的朋友们，出于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准确，容易将东方的、中国的文化雾化为一种朦胧的美，从而将其浪漫划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范式。这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误读。将一种陌生的异质文化理想化、浪漫化，对于批判自身文化的负面内涵，永远是一个有力的武器。然而，中国或东方的学人，如果在应对西方文明、文化时，一厢情愿地偏爱上述这些东西，直到走入极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它来作为拒绝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一句，或者拿来作为中国与东方自身文化的负面弱点的遮盖无，其后果将会是障碍中国与东亚的文化建设。

　　另一种盲目性也来自历史。与盲目拒绝、排斥西方文化常常同时或交替出现的，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崇拜西方文化。我们中国称这种现象为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的思想，是一种产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理念。是一种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卑躬屈膝，并反转过来全盘否定，贬损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心理和态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少数留学西方，特别是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当中少数人就存在这种心态。当时的中国就曾流传过这样一句充满对这一理念讽刺的概括，叫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显然，怀抱这种文化心态是无法进行东亚国家的文化建设的。

　　我认为，上述两种盲目性都是由于我们东亚各国在近代长时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地位所造成的。无论是盲目排外，还是崇洋媚外，都源自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势民族地位与状态。弱势民族的地位与状态，产生了弱势民族文化的心态，积淀为弱势民族文化的基因。当着西方殖民列强与中国及东亚诸国的民族矛盾极化的时候，那种盲目排外的心态容易爆发，而当着上述民族矛盾相对平缓的时候，那种崇洋媚外的心态则比较容易出现。

　　今天的东亚诸国，早已在二战之后陆续赢得了民族独立，恢复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在这当中，中国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天的东亚，是涌现出亚洲四小龙、八小龙的东亚，是充满了自尊与奋斗精神的东亚，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中崛起的国家，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国家，是一个神州6号圆满发射及返回的国家。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有条件克服上述文化盲目性，因为我们中国与东亚各国早已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势民族，我们完全不应该再有盲目排外、崇洋媚外他中弱势民族文化心态，那是一种小家子气的狭隘文化心态，怎能适应今天中国与东亚各国堂堂正正进行建设呢？让我们抛弃这种狭隘的小家子气，在应对西方文化时，该吸纳的大胆吸纳，该扬弃的坚决扬弃，拿出我们东亚人民的磅礴大气来。

　　在进行自己国家的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文化自觉去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呢？

　　这方面，同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自觉相对立的，可能也有两种盲目性。

　　一种是对中国和东亚各国所固有的传统文化，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文化心态，很自然地容易同前面所讲的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心态相同通，相联结。以中国为例，远的不说，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初一度势头甚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距在于文明的性质，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的文明，从根本上逊色于近代西方的蓝色文明。近年来，这些倾向的切入面首先表现在大众文化，加上大众传媒于网络的发达，容易造成西方强势文化的乘虚而入，并以燎原之势迅猛流播。西方大众文化的快节奏、多姿彩固然适应了当代社会人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但在这快节奏、多姿彩的形式后面，却是西方文化内涵，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负面文化杂志。如果任这种倾向发展下去，东亚诸国则可能再次沦为西方的文化附庸、文化殖民地。

　　另一种盲目性，是对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过分揄扬。甚至以这种过分的揄扬为武器，去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

　　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开始，上述这种过分揄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形就存在着。一位极受尊敬的中国文化之贤，就曾大生疾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洋人“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子的路”，这一倾向，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得到阐述。当着汤因比、罗素等大师乃至若干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发表了过分赞美中国文化的言论时，上述倾向就更加张扬。

　　中国和东亚诸国的传统文化，果真能够在全球化大潮下与西方文化风水轮换，轮流坐庄，统冠全球吗？

　　不能！

　　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或揉合了佛家、道家与其他古代中国传播思想的瑞家，是一个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不断自我补充、完善的，不断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而调整变化着的庞大的文化体系，远不论，自“秦皇扫六合”以来，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曾经成功地或者比较成功地作为精神支柱，支撑了从两汉到大清帝国的历代王朝。

　　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学或瑞佛道路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早已一败再败于近代西方。

　　今天将儒家革新化和体系化，是中外一些学人的努力目标。这种努力，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要构建的伟大复兴的民族文化，却绝非是简单的儒家文化的复兴，或儒家文化的体系化变革。产生发展并繁荣于农耕文明土壤和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自身完善化的多次变革。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这类变革使得它能够长期、稳定地居于中国主流地位、垄断地位。然而这一庞大文化体系，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和残页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之际，却无力对自身进行再一次适应性变革，终于在西方文明的打击下遭到了体系性、结构性的破产。今天面对着产业经济基础上省长起来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儒家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体系，在时代上已经落伍很多了。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是一种有别于简单的儒家复兴的、全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包容、大度、高远为特征，它的内容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破产百年。我们的任务绝不仅仅限于将它重新捡起，重新包装、重新体系化。相反，对于其中大量的负面的恶质文化，那些早已伴随着中国晚期古代社会的腐朽而腐朽的文化内涵，“五四”先辈早已控诉、批判过的，我们今天更痛加扬弃。要特别晶体这类落伍和保守的东西巧装打扮，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那将是饮鸩解渴，危害性极大。只有在体系破碎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内容，如大家所熟知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精心细心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中国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之中。

　　第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同样已不看作为我们的抗磨，不能像塞缪尔·亨廷顿所期待的那样，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体系中自来同样有着负面与恶质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始终要予以拒绝的。同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体系与世界其他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强势态势出现。这是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强势，是一种深入骨髓、积淀在基因里的强势。特别是发展到今天，以美国当权集团为代表的文化强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明目张胆、毫无伪装，例如西方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公开主张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照这种理论，布什政府明确认定美国价值观乃是普世全球的。试问：难道我们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所建设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霸道的文化体系吗？难道中国再次崛起以后，也要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顶着自我标榜的文化桂冠，对其他文化抱着高高在商、渺视一切的蛮霸态度，强行直至用武力输出中国的理念与价值体系吗？显然，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系，我们理当断然拒绝。我们要吸纳的，同样也是西方文化中的若干优质部件与内涵，精心、细致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我们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中。

　　第三，对于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大体而言，这些文化从体系上讲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要吸收的，也重在其优质部件与内涵。

　　我深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将以科学的指导思想来检阅本土的，西方的和世界其他的文化，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起自己的新的中国式的文化体系。在文艺方面，维柯早给我们指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意境，他说“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他们丑，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俗，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

　　我们以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绝不发出弱者无助的呻吟，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该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该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优质方面，应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继续交融。这在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东亚诸国在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中国的人文化的反思，“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早在我们以反思的方式理解自己之前，我们已经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在我们所生存的家庭、社会和国家这样的环境里理解自己了。因此，本人的反思自然有着局限性，我诚挚的期待着朋友们就这一问题贡献宝贵的文化智慧，谢谢大家。

主持人(郝平)：谢谢何芳川教授，他是我的老师，这使我回想起20年前他给我上课的情景。最后是两位哲学家，杜维明教授和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的对话时间，哈佛研究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是著名的哲学家，主要研究东西方哲学和中西方比较研究，意大利Torino大学教授Gianteresin Vattimn先生是西方哲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两位教授将就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哲学的共同使命展开精采的学术对话，下面有请美国哈佛研究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和意大利督林大学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

　　Gianteresin Vattimn：郝平校长、各位尊贵的来宾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北京论坛，这是一次学术的大会，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次中西合璧的讨论。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两年前见了一次面，讨论了世界哲学。

　　杜维明：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报告，我最近要和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在日本做一次演讲，就是明年春天的时候会在那里继续进行对话，也希望在今后的多年当中交流。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思潮进行了论述，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它是解放了大家的思维，对科学和精神进行了哲学化。在20世纪各种对话之间，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也就是哲学之间紧张离合讨论将会是很有注意力的。我想这本书对哲学思想也会有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把人文主义看得很重，认为是一种思维的生活方式。Gianteresin Vattimn先生的论述是强有力的，他是一位欧洲的学者，同时也是公众瞩目的学者，我们今天下午在北京大学开始真正的讨论对话，我们现在只有15分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只是简单谈一下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或者是愿望。

　　我首先想谈一下我还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启蒙主义的思维方式。我认为现在特别是人文主义学科的学者，在资本主义方面加入一种社会的资本，在技术的竞争力方面还应该加入我们传统的文化的竞争力。在我们的认知能力方面还应该加入我们道德和思维。简而言之，我们应该欣赏，在二十一世纪领袖应该有道德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并且对身份或者是宗教有敏感性。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有需要的，包括性别，必需品、身份等等，另外要超越科学主义，我不是说思维的方式，而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完全关注这种可量化的，或者是可接触的现实，我们的思想或者是精神的方式是不可能进行量化的，也是不可见的实体。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精神或者是文化身份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中国现在是否有能力接受市场经济，而不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大众传媒、民间组织，甚至是家庭，都不应该做这样一种转型，不应该最终全部被市场化。在11月份的17号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上做了演讲，我讨论的是超越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我已经发了传真，把我的理解传给了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启蒙运动是一个文化的运动，起源于西方，从18世纪开始，是对人类社区的理想，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已经植根于整个世界，特别是在文化的中国。我在这篇论文当中所谈到的是启蒙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会认为启蒙运动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实际上都起源于启蒙运动。随着经济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的，特别是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的主导力量会进一步加强，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专家和管理人员所管理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在军事、政府或者是国际的组织、或者是政府机构来说，他们控制整个社会。

　　另外，比如人权、法律的正当程序、尊严、独立性以及个人的自由刑都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承认，他们也是普视的，当然也不一定是普遍实现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只有一个选择，现在似乎也是成立的，然而启蒙运动思维方式仍然有巨大的缺陷。他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是由极端的个人主义所推动的，它是一种世俗主义的人道形式，是不关注宗教和自然的破坏性的。当我们放眼未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对世界观进行重新的构建，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对人类的生存提供指导，更不要说人类的繁荣富强了。我们必须全面的批判或者是反思思维方式，因为他是中国自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一直是推动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一些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以及宗教主义等等他们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基于他们的想法我想要提供一种人文主义的角度，就是理解现代的所谓理性时代的重要性。同时，正当地评价我们反自己化，反精神化的思维方式的盲点，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方面，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当中。传统文化已经被视为一个背景，一个遥远的回升。

　　我们现在在努力建立一个全面的市场经济，一个对公众负责的民主的政治体制，一个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实现。政治和文化的精英在中国，现在致力于实现启蒙项目。使中国更加全球化，更加现代化。但是，还没有超越我们的启蒙运动思维方式，这样一个发展的策略，是基于西方的传统模式。大多数人都认为，对发展的社会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时间从我们的封建主义的遗产当中获得灵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认为社会的繁荣或者是存在，非常重要的是所有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应该超越这种思维方式。这是非常有局限的启蒙思维方式。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观点来看，最好的实现具有挑战性的目标的方法就是利用所有的精神资源，利用人类社会的所有精神资源，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宽泛的涵盖的人道主义观点。另外不要无视一些可以解放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思维方式，作为启蒙运动，他是一个运动和一个理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还有待实现。

　　现在对所谓的轴心文明的想法表明我们在哲学方面有一个精神的转型。在加入了美学、道德以及只有宗教的哲学方面，实际上在分析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什么成就。我们这些专业的哲学家有时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剪子里面，他们只关注多年以来这种技术方面的能力，所以毫无疑问，这种哲学化的风格没有解决定义人类情况的问题。很少有哲学家，他们是公众的哲学家，愿意提供公众服务的人，他们的声音经常被一些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社会批评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声音所淹没，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有这样一进行哲学重新定向的方法了。亚洲的比较哲学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来看，主要的轴心国家包括道教、儒教、印度教等等，他们都没有在哲学和宗教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线，所有哲学的想法实际上都是植根于我们的宗教的。如果没有精神的学科不可能进行深入探讨，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协动，实际上可以促进我们在经验方面的理解，他也定义了亚洲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法国的一位学者皮尔哈特最近出书证明，对希腊人来说，哲学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们认为是一种精神的练习或者是精神的体操。哈特曼教授提出了四位重要的有太教的思想家，很明显，哲学的创新作为一个人文的学科创新，作为文化教育的一种振兴，是要必须重新重视，在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的传统。特别要包括一些国家的援助的宗教。在历史上所有的学科当中，在宗教和历史当中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开发新的在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方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面的工作，回到我们的核心，以及哲学理论的核心和源泉，那就是对自己自我的认知。

　　人道主义的是解决了普视的道德理想，在文化传统多样性的传统中，他解决了七个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全面的一体化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儒教的理想包括了自然和宗教，她认为，一个现实的生活的人，是所有关系的核心，作为一个核心，他的尊严、独立性、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作为关系社会性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身份来说是不可获缺的。儒教的这种思想是植根于身体、家、社区、国家和宇宙，但是他也想超越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包括了个人、自然以及上天，对人是进行关注的，人类是儒教的天人合一的核心。这是它的敏感性和灵感的体现。

　　最后，尽管文化的多样性经常被大家视为当然，我们的儒教实际上还是要追求合而不同，因为大一通是经过教育全球的公民，这是可以实现的，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谢谢大家。

　　Gianteresin Vattimn：谢谢杜维明教授和 Vattimn教授，实际上我们很久以来就认识，刚才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并不是完全同意。我下面谈谈欧洲方面的观点。刚才杜维明教授也非常好，没有说中文，直接讲英文了。我们能够在这里进行这样的交流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本人来自于欧洲，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有很多欧洲人认为，对于中国的了解在二十、三十或者四十年前认为中国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指南。刚才杜教授也谈到了很多年轻的欧洲人，他们认为毛主席是一个真正的偶像，认为毛主席建立这个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对于中国人来说，毛主席当年很难去忘怀当时的一切。今天的中国在欧洲看来，在今后的几年或者几十年当中是一个崛起的力量。中国现在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而且刚才布什总统也谈到了，中国正在充分地利用现代化所带来的优势，不论现代化是好还是不好，这和毛主席当年的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我想讲讲我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我这个观点。但是我想今天的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展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变化在过去的50年当中，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发展非常迅速。从感情上来讲，我感觉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做发言，我想在这里说的也就是欧洲或者说整个世界，当然还有中国目前的现状。

　　大家都有一些期望，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预见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并不希望中国再次发展成为另外一个工业强国和美国去进行竞争，然后像帝国主义那样的去统治世界，我们尊重中国，因为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刚才杜教授也谈到了，中国将会进行一种新的变革，发展成为一支新的力量，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性，能够在国际环境下崛起，这个可能性要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条件，我们看到现在有互联网，有大众媒体的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再以为还是会像过去那样，按照传统的发展，比如说通过军事力量、军事机制来进行社会变革，推动社会的变革。

　　很多的新闻迷人将是有关交通的文明，很多人称之为文化冲突，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情况。如果能够仅仅只是在文化之间有这样的对立，有这样接触的话这是非常好，比军事对抗好的多。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可能我们会看到各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年轻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博物馆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绘画等等方面都会有多的表示形式。所以，这是人民生活变化所必然带来的多样化的发展。对未来来说，一个潜在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我们来自于过去，面对未来我们会看到，文化将会迅猛发展，到底哪种文化会占领世界，我谁都不希望看到纳粹文化再次占领世界。

　　所以，对此人们有很多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像我这次来到中国。我想，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实际上并不是说真相是什么，而是我们对于世界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可能对你来说是真的，可对其他人来说是非真相，所以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的态度，把世界作为一个充满了冲突的场所，对于冲突进行不同的解释，有专门的学者提出这样的冲突说。他们在认识世界当中，从冲突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要实现和平，就要理解到大家对世界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并不是说谁掌握了真相，和谁没有掌握。而是大家在对于世界进行不同解释的时候，能够彼此接受对方的观点。

　　所以我想，通过社会对话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不同观点之间的融合，这是我们需要进行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未来繁荣的国家，像中国所承诺的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和谐的国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智慧、传统，可能能够更好地和西方交流、分享自己的解释，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我们将会看到，要劝说人们、说服人们，而不是迫使他们去接受你的观点，如果是迫使别人接受你的观点的话，那就有点像帝国主义。现在即使是恐怖主义，他们也开始去考虑怎么样用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话也许能促进和平的发展，而不是像炸弹。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更好的交流与沟通，不同的意见能够互相了解，可以减少冲突的强度，所以这应该是世界上的正确态度，之所以会有恐怖主义，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沟通，我们要发展，我们要解决恐怖主义会产生的根源性的问题。所以，要进行社区的参与，要让社区或者是团体能够参与进来，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看到，人文学科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性的学科，人文学家他们也有可能会研究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不同的冲突。

　　所以我们可以由自己不同的想法，这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在认识真相的时候，不要去用武力或者军事的力量，而是要用沟通的力量，这样可能每个人都能有助于促进和平。在意大利，我们认为，要实现繁荣，就应该去加强这种沟通和交流。我知道哲学家们有着自己的观点，但是，在一个真正的沟通交流的社会，沟通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我们这些学者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不是说说了这个就给我争取更多的薪金，但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的精神、人文地态度，对社会的发展更加重要。

　　在中国，中国的传统和我们西方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有儒学，有毛学等等，但中国也可以为只有找到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比如说现在在拉美，我对拉美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也来到中国，我更希望看到新中国能够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哲学上面，以此来促进人文社会的发展。谢谢。

　　杜维明：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都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非常赞赏刚才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谈到了在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很多杰出的哲学家或者很多人他们多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思想。比如有一位学者就认为自己是一位激进分子。我们还谈到了很多毛主席的思想，但当初文化大革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很高兴，问题大革命已经过去了。现在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就像这位学者说的那样，人们更多的去考虑，来进行定性的研究，我的朋友就谈到了软力量的作用。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更多地被别人所了解，所接受。所以在一个沟通的年代当中，有了这样沟通的技术，我们不用用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我们用这种说服力来揭示人生的真谛，来揭示价值观，来分享我们共同的观点。这样的力量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哲学来产生，这学力量将会非常重要。就像在硬科学当中所产生出的力量一样。

　　所以我想在二十一世纪当中，在各种各样的对话当中，我们有这样对话，在科学和文化艺术之间进行对话，所以Gianteresin Vattimn教授刚才谈到，现在我们要求多样性，多元化。我们要更多地去接受别人的想法，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文化的特性会慢慢地消失，而人们更多地会去接受彼此不同的观点，文化会融合。曾经有教授说，将来世界上可能就只有一种语言，但是他来了中国之后就会说可能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不管怎么说，大家接触的越多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大家在知识和智慧的旅程上不断探索，试量。

　　Gianteresin Vattimn：作为后现代主义者，正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所以我是后现代主义者。我们在欧洲、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出现这样一种思潮，耶稣、基督认为应该爱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说服这些人来接受真理，亚里士多德也是这种想法。他说，我是柏拉图的朋友，但真理是我最好的朋友。柏拉图说，真理最重要，那么有些人他们是互相残杀，有一些种族的纷争，我是真理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我是同胞的朋友。后现代主义者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这并不奇怪，因为基督教徒被解放了，他解放了人类，使我们从客观的现实当中把我们解救出来。宗教的形成包括印度教、佛教或者是基督教来说，如果完全以参照的语言理想衡量来说，他们就没有什么参照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某一个教的教徒，应该说我爱你，你就是我的目标，用你来衡量我，就是说我看到你，我有这种情感的加剧，所以说我们仍然有从科学的角度来寻求真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超越。因为科学家之间没有什么对话，他们当然可以合作，但是他们不是对话，是用数字，而不是用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因为中间不可能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或者是态度。

　　杜维明教授是人文主义的学者，海德格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们都不是科学家，科学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汤德说，作为科学家他们知道现象和问题，但是生命的核心是要想这些现象来源于何，比如说自由，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认知的，不可能通过实验或者是数学、科学来进行论证的，所以这是现代世界的一种现实，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权利给这些专家的话，我们就实现了马克思的想法，因为就不会有什么民主，不会有什么谈论，不会有爱情，因为一个女士会问你，但是你说你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想法。

　　杜维明：我想再多说一分钟，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学者来说应该是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情感，应该是客观的。我们是掺杂个人的情感做主观或者客观的研究方面我们要划分，有一些想法应该是对公众负责的，可以讨论的。在我的本科，也就是哈佛研究儒教的时候我有这样几个想法。理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应该伴之以我们的同情心。光有怜悯还不行，还有个人责任、人类的尊严，以及文化、团体的团结等方面，这方面是整合的。儒教是强调廉明、或者是团结、或者是公正等等。另外，法律的理性、团结、正当尊严等等可以进行有效对话。

主持人(郝平)：非常抱歉，时间关系哲学家的对话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哲学家的对话往往时间比较长，往往是半天或者一天。再次感谢两位教授，北京论坛主旨报告部分到此结束，感谢这次论坛的赞助方韩国SK集团，感谢大家出席。

18、杜维明的对话和儒学生命的重建

问：您一直强调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经过西化、现代化之后，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主要经历了哪些大的转变，同时保留了哪些核心的价值？ 

杜：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一个时代的背景，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因为“启蒙”所代表的西方现代价值（自由、人权、理性、法制、个人尊严等）都是普世价值，但这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在两岸、三地，包括海外华人的心理积淀方面不再发生影响。这种影响也许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潜意识、下意识的，已经成为一种“心灵的积习”。这些不自觉而影响我们的文化力量常常是负面的。比如：“孝”变成完全的服从，有强烈的压迫感；“忠”就是对政府不进行批判；在人际关系上，企业方面常常看到家族企业非常兴旺，但是要能够提升到家族之上就有很大困难；政府和企业之间有很多联系，这些联系有时很健康，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不是很健康，比如有贪污腐化问题、走后门的问题。所以我们碰到的一个困难是：传统文化中很多健康的、有意义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

儒家文明圈发展得较好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错觉，认为东亚的资本模式取代了西方，新的资本主义受到儒家的影响，这就叫“关系资本主义”，也就是“儒家资本主义”。到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人们又发现，所谓关系资本主义就是官商勾结资本主义，这种经济衰退大家认为起码要五十年才能恢复，但韩国两三年就恢复了。其中有大企业在国家扶持下的努力、劳资之间的协调（包括新加坡李显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在其它社会几乎难以想象，这与儒家的象征资源有密切的关系。 

传统儒家观念中“三纲”的观念现在基本上已经去除，因为“君、臣”的观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民主、平等的观念取代；“父、子”的观念由于在很多地方，权威基本上被打破了，也开始实行双轨化；至于“夫、妇”，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儒家的这类价值观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排除自身内部存在的许多矛盾冲突，丰富、复杂的儒家传统在当代社会依然有能够和西方“启蒙”以来确立的基本价值相配合的地方。比如说“五伦”的观念主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君臣有义”， 简单地说，就是“君仁臣忠”，这些都是双轨的。这种双向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大的说服力，它是健康的。另外像“仁、义、礼、智、信”这些我们通常叫做“五常”的价值也还有很大的生命力。 

问：但是在西方的现代性、现代价值依然是主流思潮，各种后现代思潮又纷纷涌现，各种理论各执一端的的现状下，儒学要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哪里？ 

杜：现在我们说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现代化”、“西化”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而与多样化共存。因此我们应该跳出简单的二分法，如：传统与现代。很多传统不是随现代化而消除了，它甚至在塑造现代化，现代性可以有多元。全球化有时还加强了地方性。现在有些学者甚至造出glocal(globle+local)一词描述这个现象。现代基督教神学家孔汉斯曾经提出：“能否在教会之外得救？能否在基督教之外得救？完全无信仰的人能否得救？”他的结论是：都可以。那么儒家是不是和小农经济、家族控制、权威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答案当然也不是。 

“启蒙”运动所代表的西方价值确实是一套普世的价值，但启蒙心态也代表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发展到现在，它遇到了困境。这种困境不是它所宣扬的价值本身遇到了问题，而是它面对人类现在的处境，还有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存在盲点。比如：排斥宗教的终极关怀，工具理性对自然、人际关系、社会整合形成巨大的杀伤力。这与启蒙所代表的精神是从基督教中转化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强势科学主义，以人的价值、需求、愿望来作为认识、宰制、掠夺自然的依据密切相关。整个西方的价值以理性为中心，但理性与同情如何结合，法制与礼仪如何配套，个人与社群如何协调？这些问题是这套价值体系中没有关注到的。这样，在发现”全盘西化“的道路走不通后，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九十年代大家开始重新发掘传统资源，儒家的价值呈现出了正面性。

儒家传统的的核心思想最重要的原则是：“学（做人）”，学的目的是“为己”。但“己”在儒家传统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必须有两个与之配合的价值，即“中心点”和“关系网络”。因而这个“己”是一条河流、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孤岛，建立自己的人格是服务社会、对他人有益的前提。这个同心圆是开放、不断向外推展的，不能在任何层面停滞。儒家观念中“人为天下公器”中“公”的概念就是健康的。在儒家传统中，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人不一定是恶，但他的价值不及一个能够帮助自己亲近的人的人，而这个人的价值又不及一个能帮助疏远的个体的人、一个对人类、宇宙有益的人。从纵深来讲，儒家认为“身”和“心”不是二分的，精神性和物质性也不是二分的，因而完全不能接受笛卡儿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儒家认为“我在”本身一定是一个有感知、有感性的存在。《五经》中的《诗经》代表人是一个情感美学的动物，《书经》代表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义经》代表人是一个形而上、能追求终极价值的动物，《礼记》代表人是一个社会动物，《春秋》代表人是一个有历史的动物。这些在今天都依然有说服力，平等互惠的理论在人生观和宇宙观两个领域都具有参照价值。 

问：这套价值在确立自身的同时，怎样才能与其它的价值进行对话？

杜：中国的思潮主要有三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人文主义。这三种思潮能不能够进行健康的互动，是中国将来能不能建构健康的儒家信仰的基础。前两者分别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八十年代的时候，西化的力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强。基本上它是反对儒家传统，认为这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当时反对的是斯大林式宰制性的权威主义，所以也要向西方学习。当时我就有一个期待就是期望，因为儒家从孟子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批评极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路，希望走出一条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的道路。所以，“杨朱为我”和“墨翟兼爱”孟子都不赞成。因为如果光是“为我”，就不能建立任何家族、社群，这样社会不能建立，这是“无君”，将无法建立起政治秩序；一味“兼爱”的话就没办法建立家族的伦理，这会导致“无父”。所以他讲“掘井汲泉”，就是说所有使我们成为具体个人的条件都可以成为让我们展现自我的资源。越能深入了解你具体存在的条件、环境，就越能接近与其他人对话的源头活水。儒家最核心的价值“仁”很能体现这一点，它是可以滋润所有其它价值的价值。没有“人”，即对他人的同情、恻隐之情，就没有“仁”。没有“仁”，“礼”就是形式主义，“勇”可能成为暴力，“义”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而“仁”是有强烈主体性的、每个人都有的情感。郭店出土的文物中，“仁”字的写法是“身”下面加一个“心”，这基于一种基本的观点，即：人的心量有一种恻隐的可能，人心感通、反映的能力是无限的。对最亲的人（即“亲亲”）体现的关怀，推得越远，各种不同的价值就越能互相推动，这样就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协调、礼让。 

中国传统中有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精神。这在美国社会发展不好，因为美国最高的价值是国家价值，没有一个政治领袖会说我们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强，所以我们应该做世界的领导，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了世界，任何一个敢这样说的话，第二天油价降了一块钱他就选不上了。所以“私”和“公”的观念很重要，儒家认为，如果个人是“私”，那么家族就是“公”；家族是“私”，那么社群是“公”；社群是“私”，那么国家是“公”；国家是“私”，人类是“公”；如果人类也是“私”，那么宇宙生命共同体就是“公”。这正是一套突出“公益”，又不违背“自由”；突出“权利”，也不放弃“责任”，突出“礼仪”，并保留“法制”的做法。这套思路可能与启蒙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进行对话。 

问：可是现在即便在一国之内，我们也往往只听到众声喧哗，对话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 

杜：确实，经过了西化、现代化，儒家思想逐渐取得了加入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但它需要具有强势西方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对儒家价值的容忍，以及儒家对对方的容忍。如何让一个深受自由主义原则影响的学者认识到责任、社群的重要？如何让持社群伦理立场的学者充分认识到自由的重要？国内很多学者的辩论往往不是在一个平台上，喜欢各自在各自的平台上发表意见，彼此也不见面。而真正的对话不是利用对话这个环境去利用别人，不是利用这个环境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表态，也不是借这个机会使别人能了解自己，对话的第一个条件是聆听，通过倾听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强自我反思的能力。我个人不仅容忍基督教，而且还尝试了解它的价值，再进一步把它作为参照，这样才能互相学习。我正是通过与基督教神学的对话，认识了儒家的缺陷。

以前人们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和多党。这是对民主的一种理解，是一种民主，不是简单化。但民主还有一个特色，与前者一样重要，那就是英文所讲的“public reasoning”——在公共领域中的说理和辩难。一个政策出现了，或者一个问题出现了，大家都可以讨论，在一个平台上辩论。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一定需要有这样一个反馈系统，一直对表面上看起来是主流的思想，进行一种批判，使主流思想增强反思的能力，加强它的自我调适和自我调节，因为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来检验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让它符合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

问：您的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一种说法，认为儒学是一门缺乏效率的学问。

杜：那种不要谈主义，只谈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的思路本身，我觉得是非常强势的功利主义，或者工具理性的说法。这种思路在工程上是必要的，比如造桥、铺路、建房，但在文化建设上就过于简单了，因为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像佛教所说的“缘”，各种不同的力量在碰撞。有些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在实际运作中却会造成非常大的祸害，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行的，实际上却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说，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存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没办法量化，也不解决问题，但是为解决问题提供条件。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族群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常常找各种不同的族群大家来讨论，这不是解决问题。谈就是沟通，就是了解，谈多了之后大家取得共识，解决的方案就比较全面了。面向21世纪，我们对于宗教和文化认同的问题，要有很大的关注，但是宗教的问题和文化认同的问题，都不可能通过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它们不是简单的问题。 

问：在你看来，在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领域，尤其需要儒学这种宽容、开放的精神来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 

杜：这还不仅是需要一个交流的平台，更要建立一种“信”。现在这个问题在贫富之间体现得尤其明显。当然贫富之间会有矛盾，但如果贫富之间大家认为游戏规则能够接受，就是虽然你现在富了我还没有富，在现在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我相信将来还有机会，因为竞争机制本身是公平的。但如果你是通过各种不合理的关系不合理的资源变得富裕，我没有办法，我对你就会有仇恨，这叫“仇富”。更糟的是富对贫是一种“欺贫”的态度：没有很深厚的社会资本，没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外面商业大潮扑进来，不合理的制度使得少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公平竞争使少部分人掌握了他根本不应该掌握的资源，使得他大富，大富之后还非常傲慢，认为我理所应当可以富。如果这个逻辑被习惯了，就非常危险。

问：这个问题可能通过儒家思想获得改善吗？ 

杜：“信”的意思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公信度、透明度。越有权越有势，越能够掌握资源，越能够把握信息的这些人，就越应该有责任感，越应该有同情心，越应该有正义。这些要求在儒家思想中都不仅存在，而且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所有儒家的道德说教真正针对的都是社会精英，不是百姓。精英必须先以身作则。去要求老百姓有忠有义有孝而精英自己为非作歹，这就存在上行下效的问题。所以在儒家传统里面责任感最强，每一个举动都要受到关注受到约束的就是皇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领导。领导阶层这些人是要战战兢兢，是用最高的品质去带领百姓，当然这不能仅靠个人的“内圣外王”、靠自己的修养，而要靠外力的宰制、最严格的舆论，靠法律，靠礼俗，靠互相的制约，还一定要依靠严格的制度。从前 “礼”的意思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制度。哈佛一个学者提到“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宪法主义”就是一种对政治精英的约束、调控。“以礼杀人”，杀的就是精英，最高领导者。对于老百姓，比如烈女、贞节牌坊，这还不是它的主流思想，它的主流思想就是对最有权有势的人的调控和宰制。做一个皇帝，就没有私人的生活。在华人世界里，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社会在处理官僚的清廉方面最突出，就因为新加坡和香港受到英国的文官制度影响。而英国的文官制度恰恰又是受到儒家制度的影响，这中间的线索是非常明显的。 

问：您谈到“信”的问题，最近的“郑家栋事件”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说打击了民间对于儒家言论与行为一致性的信任，虽然这基本上也只属于个人事件，但中国传统中，民间对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寄托了比较高的道德信仰，您个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杜：这确实非常遗憾，还不是完全是做到做不到“知行合一”的问题。我想，一种人格的理想也许永远没办法做到，但是理想本身有它的价值。讨论一种理想人格，比如孟子讲“可欲之谓善”——大家觉得是好人的人就是善人；“有诸己之谓信”——不仅是善而且大家能够信任你；“充实之谓美”——一个人不仅是“善”，是“信”，而且有很全面的素质，能够向外发光的，这种叫做“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能向外发光并且光芒灿烂，一个“大人”就是这样的；“大而化之之谓圣”——不仅“大”，而且可以转化人才是“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个转化人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你如何能够转化人你才叫“神” 由“好人”到一个“信人”，到一个“美人”、“大人”到一个“圣人”，再到一个“神人”，这个过程是无限的。假如有人现在还没有成为“善人”，但是行为中要想成为“善人”，虽然还有很多自己不满意别人更不满意的习惯，那他是不是能够谈理想，能够把理想向大家交流和传达？我想不仅可以，而且他有资格并且有责任做。所以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假如没有办法使他的言行一致，他自己是残缺的，那么这个人面对一些文本，或者面对朋友、同学，能不能讲这个理想，我觉得还是可以讲，而且应该讲。另外我们对他讲理想的深度和全面度是不是一定要和他人格的卑鄙联系起来，认为这个人讲出来的一定是骗人的？教育分两种：一种是“言教”一种是“身教”，我们当然希望有“身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教”一般都是由不识字的母亲传达下来的，。但是，“言教”也非常重要。比如说黑格尔。我们了解他是非常卑鄙的人，他所创造出来的哲学体系却有非常伟大的价值；康德是一个智慧和道德都非常高超的人，创造的体系是我们非常尊重的。黑格尔我们可能鄙视他的为人，但他发展康德哲学的那种高度是需要获得承认的。所以郑家栋这个例子，不管在法律上或者其他方面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他写得很多关于儒家思想的文章，很有水平。是否就因为他现在做了这件事，所有他以前写的、提出的观点都变得完全没有价值了，我觉得也不会。对他作的评价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回到刚才说的，如果儒学要在民间社会发展，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在这方面当然更应该体现他所提出的理念，但中间会不会有残缺？在基督教传统中，非常明显，每个人都有原罪，但牧师是要突出“上帝的爱”和上帝最高的价值，这和他本身也许是个肤浅无聊的凡人之间一定有张力，但不表示牧师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 

问：最近河南一个乡正发起评选“十大孝子”活动，你如何看待民间这类与传承儒家文化相关的活动？ 

杜：这个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最近我到韩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们有一个大学，听起来是很有趣，叫“孝道大学”。这个“孝道大学”是基督教大学，而这个基督教大学的创始人十年的工作就是在韩国推行孝道。我以前以为孝道就是儒家的，结果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还有很多政府的官员都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我以前做过一篇论文，基本上是说“孝”是“仁”之本，但这个“本”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价值的根本，因为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是“五常”，仁、义、礼、智、信，没有孝。但是孝是为人之本，它能开启人性。平常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以说是本能，但是孩子能够对父母尽孝，这需要通过教育、通过伦理。“孝”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但“孝”更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反哺，是一种感激，是一种感恩，不只是对父母，还要对国家，乃至对天地万物。这个价值是培养人新的信仰。人，按照存在主义，是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儒家说，我们来是因为有天地因为有父母。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来自父母，那父母是我们的天地，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来自天地，那天地是我们的父母。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觉得“对天地有关怀”是“孝”更大的价值。希望民间的评选，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不是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像以前中国老的传统说的那样，在家里是孝，那对国一定是忠，我们就为了培养一些忠臣，不捣乱，不讲坏话，而且要符合一般的社会秩序，那就比较属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系统。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民间自动自发的，就可能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这些情况本身可以在媒体上进行讨论，能够摆在一个更宽广的论域里面我觉得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从头开始慢慢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纽带，建立和谐的可能性。就像儿童读经，这个现象本身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完全自愿，当然有正面的效果，但是假如被形式化了，变成一种行政政策、填鸭式的教育，不考虑其中的精神价值，那可能负面影响会高于正面价值。

从前建立社会秩序只能靠“言教”，现在很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了政府、媒体、企业、学术知识界各种渠道，这些渠道如果能在同一平台上横向沟通，培养文化的能力就会加强。就像基督教也会引发残忍的十字军东征，自由和平等有冲突，效率与和谐也会有冲突，任何一种好的价值中都可能包含坏的价值，所以我期待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学习社会，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学习国家，每个人一生都像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在乐于倾听别人的声音中学习“做人”。 

19、儒家人文精神与生态

第一点我想谈的是方法学上的一种预设。像冯契先生所说的，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是古今中西之争。但是古今中西这四个侧面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元的整体。假如我们把这复杂多元的整体变成面的问题，变成线的问题，变成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变成一种排斥性的二分法的方式，即笛卡尔以来所代表的那个方式，我觉得在方法学本身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物质和精神、心和物、身体和心灵、凡俗和神圣、天和人、人和自然，完全从一个西方所谓的"非此即彼"的方向来思考。我认为现在大家要想办法超出、超越笛卡尔的二分法，这个西方学术界讨论的也是非常多，不完全是东方而已。怎样跳出排斥性的二分？跳出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西方很多学者提出complex thinking即复杂思维。这个复杂的思维就是能够了解我们的客体本身的复杂的内容，而且有很多模糊性，有很多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直线推理的方式把它理清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儒家传统里面所讲的"能近取譬"（譬喻、类比），以前在哲学上特别是在逻辑上被认为是非常不科学的一种推理的方式（所谓非常不科学是因为按照一种实证的positivism thinking来看），现在来看这种方式（能近取譬，或者说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一种所谓对话式的模式（dialogic)，它不是线性推理，也不一定是辩证的模式。对辩证的模式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果把辩证的模式和工具理性那种思维模式联合在一起的话，它是和对话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这方面我想我们能不能跳出工具理性所代表的那种思维方式。譬如说整个讲仁的问题，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问题，是非的问题，推己及人的问题，同情的问题，人和自然的问题，人性和天道的问题，人的身体和心灵的问题，这些问题怎样考虑，都是辩证的而不是线性推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问题，神圣和凡俗的关系，这种类型的问题，表面上看很模糊，但是虽然模糊，我想其中丰富的意蕴应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考虑。

如果能以这种对话的模式来出现，那么我想我的第二点就谈一下儒家的学说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是采取一种对话的方式，就是轴心文明的对话，就是和基督教的对话，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和犹太教的对话，和佛教的对话，当然还有和道家的对话，和中国以前的三教这方面的对话。我参加过一个会议，是儒学和基督教的第一次正式的学术对话，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15位代表儒家传统，15位代表基督教的传统。一个星期的对话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代表儒家的15位中有8位也是基督徒。他们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诠释儒家，但是他们自以为是儒家式的基督徒。那次我就发现，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同时就是基督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那么，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儒家式的基督徒和非儒家式的基督徒，或者再把它扩大一下，儒家式的佛教徒和非儒家式的佛教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和非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这中间有什么分别？譬如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完全把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对现实政治完全不闻不问，他可以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基督徒。作为一个佛教徒，他可以完全对现实政治不闻不问，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佛教徒。但是入世的佛教，英文中叫 engaged Buddhist，它就不可能跟现实政治、跟社会、跟文化没有关系。

假如我们在很粗浅的意义上说，儒家的一个基本趋向，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那么现在更要增加一点，就是对宗教有敏感。儒家是不是宗教这是值得争议的，但是它对宗教一定要敏感，要了解宗教，对生态环保，对天地万物有关切。这样一种人格形态，在基督教，在佛教、伊斯兰教，都出现过，和儒家所代表的方向有密切的关系。 

开发传统的资源现在在国内是个耳熟能详的问题，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不管是属于新左派，还是属于自由主义，大家都认为应该开发传统资源。这里面就碰到了对启蒙的看法。

启蒙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是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发生在17、18世纪在西方所发生的运动，叫作 enlighten movement；另外一个就是哈贝马斯他们讲的 enlighten project，启蒙的计划，他认为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再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启蒙的心态。这个心态在国内的影响太大，从五四以来的影响很大，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强势的思想模式。以前在80年代，史华慈和李泽厚，讲的是救亡和启蒙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在那次讨论中，事实上更深刻的一个理念就是只有启蒙才能救亡。而这个启蒙，事实上和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思路来看，社会工程，工具理性，线性的进步观念，还有科学管理，这些所代表的体现各种不同的面向的所谓科学主义，基本上是大家接受的耳熟能详的一个思路，在这个思路笼罩之下，开发传统资源非常非常困难。困难的理由呢？就是传统是不是有资源？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传统是不是真的有资源，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譬如从福柯以后，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以后，通过了很大的决裂以后，要想回到传统，多多少少有一些浪漫主义或者是含情脉脉的一种理解的思潮。

儒家、道家或者基督教，很多轴心文明甚至是前现代的思潮，基本上都认可大自然和人的亲子关系。经过现代化的解构以后，异化的观念出现了，人和自然的异化已经形成了，那么现在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想回到大自然的亲子关系，回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事实上是一个倒退，不是一个新的思路。大家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大家又感觉到这种关系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在美国是最明显的，假如现在全世界的人要生活得跟一般美国人的生活一样，那就需要四个地球的资源。所以要么美国要变，要不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资源能够开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大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一体的关系，或者儒家所谓的天人合一。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诠释，它是什么意思？假如不是大自然的亲子关系，不是主奴关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另外，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对所有的精神文明，都要作出很大的调节。

儒家，照陈荣捷老先生提到的，它的那个人文精神，就是一方面要跟精神的领域相联系，另一方面和自然相联系。自然要保持和谐，人心和天道要能够相辅相成。那么这种思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大自然和人的那种亲子关系，中间有根多混在一起的观念，其中有很多值得仔细分殊的观念。譬如王阳明的观念。王阳明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人和植物的关系，人和山川的关系，都是一体的。但是这个"体"是绝对要分殊的。而人的本身，对于亲人的关系，对于路人的关系，也有分。分并不表示没有共同体的观念，而是怎样把多元性、多样性和"一体"配合起来的问题。所以刘述先先生现在正在下很大的功夫研究理一分殊（我也想做这个工作）。理一分殊，怎样去理解它，在现代意义上，什么叫理一分殊？其中涉及很多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东西。

怎样发掘传统资源，有一个必须要顾及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参照系。要向西方，向英美学习，向日本学习，这个观念要扩大。我们要从印度，从很多比我们慢的，甚至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失败的例子中，找到一些新的资源或者教训。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要重视印度。印度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一亿，而这一亿人中有几百万是完全能够运用烂熟的英语，一直和国际上接轨。如果你看美国的情况非常明显，就是最近几年很明显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响。美国的中产阶级，你要看医生，碰到印度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再看电脑，电脑成功的，他们叫作IC的，就是Integrate Circle，IC就代表Indian和Chinese。但是印度人作主管的要比中国人作主管的多。印度可以出现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在国际的交流方面，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另外印度是一个精神文明输出大国。印度如果碰到精神文明问题，宗教的问题，包括邪教在内，他们处理的方式，那绝对比我们高明，这个是他们的资源。

最后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怎样来看待儒家的人文精神。我相信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不只是中国人讲怎样安身立命。就整个人类文明来看，在人生观和宇宙论方面有非常多的值得提供的资源。去年(2001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文明对话--联合国去年是文明对话年--安南组织的文明对话小组，代表中国的是宋健先生，一直举行了好多会议。其中也包括孔汉思，后来他也到人民大学进行交流。他那个时候主动地提出来两个他说是儒家的观念，但这两个儒家的观念事实上和西方的观点有默契，可以作为普世伦理的起点。第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金科玉律（golden rule），把它negative，不是"己所欲施予人"（这个还可以考虑，但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康德的把人当人看，这叫人道原则。事实上这个人道原则，也是儒家的原则，即儒家的恕道、仁道，也就是推己及人，重视恻隐之心和同情。这两个观念，可以成为普世伦理的基础。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作了这样一个表述，我觉得很难得。所以这样看起来，一定要在一个多元文明互相学习的对话中来展现普世伦理。在这个背景下，对生态环保的问题才能得到一个平实的理解。

20、《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序（郭齐勇）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伟业。他不仅艰苦卓绝地在北美“传道、授业、解惑”，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与学生，而且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以仁心、学养、慧解、听德与辩才，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传统，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并且返输东亚与中土。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回应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创造性地提炼、转化东亚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

杜维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或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1978年以来关注的焦点。面对21世纪，杜先生批评西方的话语霸权，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儒学与人权、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之活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在概观，也不在知性铺陈与体系建构，而是如孟子和马赛尔(G.M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他以多元开放、广结善缘的心态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听德，与欧美或亚非的学者们不断地对话，受到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的“问题性”或“问题意识”的启发，再进一步修正自己的看法，又作出新一轮的响应。杜先生始终抓住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及其核心价值，不断阐发，不断挖掘，不断完善，不断沟通。这不仅是由具体语境造成的，而且是针对着活生生的提问者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的。换言之，杜先生提供给当代世界的是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信息，他的论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对人类所永恒关注的和当下紧迫的那些问题所作出的有自觉性的答复。杜先生是一位开放性的新儒家，他反对划地自限，反对自小门户，反对狭隘性，提倡胸量、心量、“仁量”，尊重佛教、道教、基督教（广义的）、伊斯兰教等各宗教与思想传统，尊重儒学内部和各国儒学的各种思想传统。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样：儒家、儒学不专属于中国；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越南均有自己的儒学传统；从现实上看，随着东亚社区遍及全世界，随着“文化中国”的存在与“文明对话”的深入，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健康的力量，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

杜维明教授的创见有：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在以上论域中，杜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杜先生认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能继承启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等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以下思想资源：一、个人自我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二、个人与社群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三、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杜认为，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起点。

从方法论上说，杜先生的论著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在本土知识（或原住民文化，或非西方、非主流的语言、文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加以照察？杜先生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一方面，他批评了把现代化视为西化，把全球化视为同质化、一体化之过程的观点，肯定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张力的意义，肯定多元的语言、文化各自的价值；另一方面，杜并没有陷于特殊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境地，反而强调从特殊到普世性，提扬某些特殊知识与文化的世界意义，重视普遍价值。一方面，杜深刻检讨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伦理思潮对启蒙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启蒙价值，肯定启蒙精神，肯定“五四”。一方面，杜主张消化西学，指出中国文化有许多“内在富源”都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找不到适当的范畴来格义，而被遮盖甚至被埋葬，批评所谓科学方法论对于非西方传统的自身问题性、方向性和动力性的漠视与肢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反对运用西方观念和方法来讨论中国哲学、历史与文化，认为适当借取、灵活运用许多源于西方的观念、方法来解析中国思想很有意义，只是要明了其局限性方能成功。当然，杜先生不是折衷主义者，他强调反思不是“对着干”。

    杜先生批评用归约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历史文化问题，他不认为儒家思想是官僚制度、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指出用所谓大小传统二分的观点来看待大小传统结合、乡村与都市结合、渗透到各不同阶层的生命形态的儒学，是大有问题的。他认为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来自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社会意识、主体意识、超越意识。杜先对儒家、儒学的负面也有清醒的认识，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绝不是冬烘先生。

迄今为止，海内外尚没有专门以杜维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有之，则自胡治洪始。治洪无疑有开拓补白之功。治洪的博士论文及据此修改而成的这一著作，有如下特点：

    首先，作者下了苦功夫去搜集、整理、研究杜维明大量的第一手的中英文资料（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早年读书笔记、日记等），还翻译了杜的两篇学术论文，在知人论世方面，在原始资料的掌握上，确实令人叹服。作者曾于2001年5月至2002年3月，在论主工作与生活的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较深入地了解了论主的生存环境，与论主及论主周围的学人直接交流、对话。作者对论主的生平、著述及海内外学人有关论主的研究成果（包括尖锐的批评等），巨细不遗地加以研读与评论。作者对杜氏根源性与普世性的双向展开的学思进程的梳理就很有特点。书末所附杜氏编年目录、年谱、研究综评、文献目录等，十分详备。作者的学风是严谨、扎实的。

    其次，作者抓住了杜维明新儒学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儒学创新”进行了深入地评析，对杜的哲学本体论、人学、宇宙论及他关于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思想，有相当透辟的分析。作者对杜的新的论域 ----“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作了严谨翔实的讨论，尤其疏理了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的关系。其中关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扬弃，关于多元现代性与全球伦理的讨论，紧扣“现代化”主题而能发人之所未发，有个人见解，有现实意义。

再次，作者的问题意识很强，对杜的理论贡献与内在紧张有深度的体认和分析。尤其是，作者对杜的思想作了新的概括与定位，即杜的思想是以儒家哲学的人学及其天人大系统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系统。作者以这一系统为宗纲，涵盖了论主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以儒学创新为重心的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以对排斥性人文主义的扬弃为主的“启蒙反思”；以儒学核心价值和意义世界之新诠释为中心的“文化中国”；以多元现代性和新轴心文明为背景的“文明对话”。这是很有创造性的理解与概括。作者把散见于杜氏中英文学术论著、演讲、访谈中的思想、智慧集中起来，系统化了。对于杜的思想，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架构方式，作者的这一架构是有创新性的，

第四，作者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中西哲学的素养与底蕴，反思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在阐述杜维明的中西文化观，讨论杜氏以立体思维模式处理中西文化资源，消解全球化与根源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三个排斥性的二分法，及杜氏关于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全球意义等命题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情理解、理性批导、创造发展等提出了诸多创见。

治洪同志是一位真诚的、勤奋、踏实的学者。他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态度就是儒家型的。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推己及人，关爱他人，尊重长者，律己甚严，为人厚道，谦逊好学。治洪有很好的文史哲的素养，英语也很好，曾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又曾自费在澳大利亚留学数年，长期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当文史哲方面的编辑。我与作者最初结缘于熊十力遗著的整理工作。

1992年，治洪接受了《熊十力全集》（全十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之第四、五两卷的审稿任务。他投入了全副热情做编辑工作，为熊先生的思想所折服，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于迻录刊刻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多达四百余条的札记。我看到厚厚的一大本札记，真是非常感动，马上向萧萐父先生汇报，并把札记复印寄给整理者，俾其参酌。

1998年9月至2002年9月，治洪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攻读中西哲学名著原典十分投入。那时他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先后任总编助理和副社长之职，业务非常繁忙。他修完了博士学位课程，获得优良的成绩。他常常在夜间读书写作，每天都在后半夜，有时是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我耽心他的身体，一再请湖北省出版局和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给他放一年的学术假。幸得领导们的支持与理解，使他脱产一年多一点时间（其中10个月在美国），专心写论文。他在旅美期间，没有玩过哪怕半天时间，除了访谈和参加研讨会，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赶写论文上了。

四年紧张的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与译作，蒙萧汉明教授提携、关爱，到台北出席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发表关于帛书易传方面的长篇论文，又参加了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郭店楚墓竹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关于郭店楚简文化史意义的论文，还担任这一国际会议论文集的责任编辑。

最近几年，治洪太忙了，太累了。我很心疼。我痴长他七岁。我们在这四、五年的交往中，逐渐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夫子讲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套用夫子的说法，治洪与我，不仅可与“共学”，亦可与“适道”，还可以“权”也。

治洪在攻博期间得到前辈长者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朱传棨先生及萧汉明、李维武、田文军、徐水生、吴根友等教授们的悉心指导与帮助。2002年9月，在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作者得到了校外专家方克立、陈来、李宗桂、高瑞泉、罗福惠五教授和校内诸位教授们的热情指导与评论，这是我与作者要特别感谢的。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们高度评价了这一论文，认为有“很明显的理论意义与学科前沿价值”（高瑞泉），有深度的开拓与创新，是“关于杜维明思想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方克立），是“很优秀的博士论文，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既有同情的了解，又有客观的审察，定位、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很准确，十分难得。在客观审察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包含、暗藏了（对当今学术界一些观点之批评的）尖锐性，这比较难。作者的论述语调又是理性、平和、清晰的。资料之详备、周全就不用说了”（陈来）。以上专家们既有鼓励，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本书吸纳了老师们的不少建议与意见，修改得更完善了。

衷心希望治洪在儒学志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