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可爱的图片:“无效表达”拷问阻碍公民社会发育之罪

　　5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中指出：“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事实正是如此!在眼下的“众声喧哗”中，流于“无效”， 被漠视、被淹没，“说也白说”的，除了许多“个人利益诉求”外，就是大量意指公共利益的表达。看来，无论你身为一介草民，还是思想、知识精英们，多半一样还是“表达上的弱势群体”。

　　事实还不仅仅是如此!一部分表达，不仅仅流于“无效”，不仅仅被漠视、被淹没，甚而至于因表达而获罪!回想2009年4月13日，“评论权”三字载入中国政府首份人权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计划中明载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消息一出，媒体人为之喝彩，庆幸从此以后“表达是人权，封杀有风险!”我想问的是：那天之后，还有没有记者因言罹祸?还有没有人“冒险”施行封杀?恐怕不是没有，而且仍然不少，表达的风险仍旧大于封杀，封杀的代价未见大于表达。遑论那天之前，遑论新闻界之外!

　　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说：“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这显然是付出过大量沉重代价之后的“不争之论”!

　　评论提出要“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事实上，在国家的政制、建设理论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都是“民意代表”么?不都负有“采集民意”之责么?如果真能一步一个脚印照实做去，如果大多数代表、委员真能当得实至名归、不辱使命，架设“制度化规范化的正常表达渠道”，我认为早已根本不是个问题了!

　　当今网络时代大量意指公共利益的表达流于“无效”、“说也白说”的现状，令我再次联想到古代“谏诤”的话题。

　　有篇题为《“冷拒”与“酷拒”》的文章，说的是“拒谏”的故事和教训。文章以周厉王和明武宗为例，介绍了“拒谏”的两种形式及其特点，一为“冷拒”，什么金玉良言，一概当耳边风，不予理睬，继续我行我素;一为“酷拒”，谁敢犯颜直谏，提不同意见，下诏狱、戴枷锁、罚跪，廷杖伺候，还动用调任、降级、夺俸、削职等手段，杀鸡给猴看。“冷拒”和“酷拒”，只是“拒”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结果则是一样的，都对社会的发展不利。“冷拒”易使进谏之人产生怠惰之情;“酷拒”更使人生惧怕之心，难有后继者。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警示：“谏，从来不是虚饰品，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是‘上者’之外的人从另一角度看待人和事所产生的思想。无论它遭到何种方式的拒绝，最终都会导致思想的泯灭，社会的停滞……谁听说过有拒谏而繁荣的社会?”

　　谏这东西，原是“家天下”的产物。在“朕即天下”的时代，作臣子的，食君之禄，行利君之事，是为本分。“行利君之事”，不在一途，汉代刘向的《说苑》里面，总结为两种：一为“从命利君”，君上的行为举措大体正确有利，作臣子的就顺从拥护，跟他保持一致;一为“逆命利君”，认为君上的行为举措失当，有违正道，作臣子的非但不顺从，还要竭力不让君上一意孤行。“从命利君”，刘向称之为“顺”;“逆命利君”，他则称为“忠”。显然，从和逆，顺和忠，前提都在“行利君之事”。而且，刘向看来更欣赏“逆命利君”这种“尽忠”的方式，他接着论述了“逆命利君”四种不同层次的忠诚表现，即谏、诤、辅、弼。大体上说就是：君上有了过失，有的臣子明知要受到冷遇，甚至有杀头的危险，也要指出来，也要直言规劝(此谓谏、诤);有的臣子还敢于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强行矫正君上的过失，以完成消灾除害、忠君护国的使命(此谓辅);有的臣子甚至在关键时刻把君上的错误本意搁置一边，借君上的名义和权力便宜行事，解除国家的祸患，雪洗君上的耻辱，谋取国民的利益(此谓弼)。这几种做法，无一不是“逆上意而行”，又都是真正的忠君报国之举。因此刘向说：“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那么，这些个“逆命利君”的臣子，无疑就成了一个个君主的试金石。是明还是昏，是盛世之主还是亡国之君，全看他本人对于这些“社稷之臣”的态度。因而刘向又说：英明的君主，视那些“逆命利君”的“社稷之臣”为宝， 厚待、重用他们，让他们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而昏庸的君主则忌恨这些贤臣能人，甚至将他们视为敌人，毁灭他们忠君报国的愿望和功业。惩罚忠良、赏赐奸佞的，最后都免不了落个自取灭亡的结局。

　　我们知道，橄榄有个别名，干脆就叫“谏果”，正道出了“谏”的性质：“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王元之作诗比之忠言逆耳，乱乃思之，故人名为谏果。”(见《本草纲目》)从刘向的辨析可以看到，谏和诤，只是较低层次的“逆命利君”之举。而历史的保留节目是，家国的溃败，常常就始于当家人听不进直言规劝。不同意见多逆耳，可明知道逆耳之言、逆命之行是出于好意真心，就是没多少人喜欢。之所以逆耳，是因为人性中本来普遍具有喜欢“顺着来”和“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弱点。所谓英明或昏庸，取决于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自己身上的这一人性弱点。

　　我前面所说的“大量意指公共利益的表达”在当下成为“无效表达”的事实，正类似于古之“家天下”时代的“谏”的命运。今天当然不允许再叫“家天下时代”了，理论上讲，人人都是享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主人，但事实上，由于眼下各级官员的职位并非直接来源于一个个选民，致使“家天下”遗风犹在，大大小小的“朕”仍然不少，一成了某个单位的头，那单位便俨然是他家，他这个家长便可大开他的“权力私家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称作“后家天下时代”似无不可。既然是“后家天下时代”，那就有了“谏”诞生的背景，也就有了与“家天下时代”一脉相承的“谏”的命运。尽管喜欢对公共事务管理提意见的人具有多么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再怎么自我感觉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是在“公民言说”，他的“意指公共利益”的建言献策，其实也还常常会被视如古代的“谏”，也就是说，主事者还是可听可不听。“酷拒”诚然已渐少，“冷拒”却还是随时随处可见的。他不听，你也没他办法，因为你根本不掌握实质性的弹劾权。这一方面提醒人们，对于眼下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能估计过高，否则，你自以为是公民，自认为提意见是出诸公共理性，人家却仍然以你为一介“臣民”，就是不欢迎你来说“我家的事”，这样你倒要成了鲁迅所揭示的“隔膜”了。

　　“无效表达”的事实提醒人们，公民社会建设是多么艰巨的事!可以肯定的是，在民众公共理性正持续苏醒、高扬的背景下，阻碍公民社会发育的罪责，主要在于官员，在于执政者“官念”转型的迟滞，或行动上的敷衍、作秀，甚至是“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