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迪拜二王子哈曼丹照片:日本“武士道”与台湾的“现代化”--公正元年——黄章晋·魔鬼教官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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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与台湾的“现代化”
随着日本流行文化与哈日风潮这几年在台湾蓬勃的风行，「武士道」一词这几年在台湾也成了一个话题，坊间开始流行一些谈论日本精神与武士道的书籍，甚至有人开始歌颂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促进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化」的动力，甚至是支持某些政治人物进行改革的理念，本文所要质疑的，就是「武士道」真的如目前市面上通行说法般对台湾是正面的吗？
一、近来在台湾被歌诵的「武士道」
台湾人的「武士道」热随着日本流行文化与哈日风潮这几年在台湾蓬勃的风行，「武士道」一词这几年在台湾也成了一个话题，坊间开始流行一些谈论日本精神与武士道的书籍，甚至有人开始歌颂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促进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化」的动力，甚至是支持某些政治人物进行改革的理念，本文所要质疑的，就是「武士道」真的如目前市面上通行说法般对台湾是正面的吗？
随着日本流行文化与哈日风潮这几年在台湾蓬勃的风行，「武士道」一词这几年在台湾也成了一个话题，坊间开始流行一些谈论日本精神与武士道的书籍，甚至有人开始歌颂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促进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化」的动力，甚至是支持某些政治人物进行改革的理念，本文所要质疑的，就是「武士道」真的如目前市面上通行说法般对台湾是正面的吗？ 西方人眼中的「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与行为在西方人眼里充满神秘而不可解的美感，特别是对轻蔑生命价值的这一点。早期的外国人在见到日本人切腹的整个仪式过程时，便已觉得武士道是一种残忍到难以理解的精神 [1] ，二次大战末期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性攻击在西方人眼中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举动，法国后现代文学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观察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杀行为时，以「死亡就是意义」来解释乃木希典偕其妻自杀以陪明治天皇殉葬的意义，但罗兰巴特并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种自杀举动的深层心理成因，只对其加以冷漠而解构式的解读 [2] 。
日本人的精神与行为在西方人眼里充满神秘而不可解的美感，特别是对轻蔑生命价值的这一点。早期的外国人在见到日本人切腹的整个仪式过程时，便已觉得武士道是一种残忍到难以理解的精神 [1] ，二次大战末期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性攻击在西方人眼中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举动，法国后现代文学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观察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杀行为时，以「死亡就是意义」来解释乃木希典偕其妻自杀以陪明治天皇殉葬的意义，但罗兰巴特并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种自杀举动的深层心理成因，只对其加以冷漠而解构式的解读 [2] 。 英国人丽月塔（Trevor Pryce Leggett）从比较文化及日常生活行为的角度出发，比较英国「绅士道」与日本「武士道」之间的差异，虽然丽月塔也引用了武士道的经典著作《叶隐闻书》 [3] ，但丽月塔的用意显然只在介绍英日两国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深究「武士道」本身对日本人行为的指导作用出了什么问题。日前由好莱坞一线当红明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终极武士」（暂译，TheLast Samurai），剧情描述在1870年代，由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一位美国内战退伍军官远赴日本协助军事训练，后来被「武士道」所「感召」，最后也摇身一变成为武士，据说这部电影在美国试片后，获得热烈的影评，预定今年底会在台湾上映，可以想见，届时势必又将在台湾社会掀起一阵不明所以然的「武士热」。
日前由好莱坞一线当红明星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终极武士」（暂译，TheLast Samurai），剧情描述在1870年代，由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一位美国内战退伍军官远赴日本协助军事训练，后来被「武士道」所「感召」，最后也摇身一变成为武士，据说这部电影在美国试片后，获得热烈的影评，预定今年底会在台湾上映，可以想见，届时势必又将在台湾社会掀起一阵不明所以然的「武士热」。 在此当头，我们是否有必要来先厘清「武士道」究竟为何物？
武士道的起源究竟为何时？经典为何？
武士道的起源究竟为何时？经典为何？ 武士道的起源时间，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在鐮仓时期 [4] ，新渡户稻造则说明：「我们无法指出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这就是武士道的源头。」我们只能说，它在日本封建时期逐渐成形，而其起源的时间则跟封建制度密不可分。......在日本，我们可以说封建制度的兴起差不多是在十二世纪末，跟源赖朝将军家族的崛起同一时期。」 [5] 胜部真长则清楚的指出，是源赖朝与其家臣团之间的主人（将军）和属下（家臣）的关系 [6] ，奈良本辰也的说法也如出一辙 [7] 。至于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规范，是武士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并没有明文规定，而仅是一些口耳相传的要诀或是格言，是一种心里的准则，虽然十七世纪时有一本《武家法度》，但此书内容简短而且多半围绕着婚姻城堡及联盟等主题 [8] 。
至于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一套道德规范，是武士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并没有明文规定，而仅是一些口耳相传的要诀或是格言，是一种心里的准则，虽然十七世纪时有一本《武家法度》，但此书内容简短而且多半围绕着婚姻城堡及联盟等主题 [8] 。 洪炎秋则指出在应仁之乱（1467年）以后，为了战国时代的武士需要就出现了如《竹马抄》、《今川状》、《义贞军记》、《大内家壁书》等武士训一类的书，但仍是大名用来教诲子弟或家臣的家训或规则而已 [9] 。武士道理论性著作的出现是德川以后的事情，其中以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影响最大，其他有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武训》、斋藤拙堂的《士道要论》等 [10] 。
武士道理论性著作的出现是德川以后的事情，其中以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影响最大，其他有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武训》、斋藤拙堂的《士道要论》等 [10] 。 武士道的古典代表作之一为《叶隐闻书》，简称《叶隐》或《叶隐集》，由佐贺藩士山本长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于1716年所写成，内容凡十一卷，是谈武士的言行到武士的事迹与心得修养等 [11]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认为《叶隐》中所表现对生死的轻蔑与对生命的否定，后来便成为「迷失的武士道」 [12] ，更成为对中国侵略战争中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以至于在殖民地台湾遂行各种大屠杀的邪道延伸，而新渡户稻造以英文出版《Bushido》一书的理由，便是在世界各国谴责日本的野蛮行为，替日本辩护的背景下写成的，而《Bushido》这部书后来也成为「武士道」在近代新诠释的代表作 [13] 。中国人眼中的「武士道」──从戴季陶的武士道观谈起
中国人眼中的「武士道」──从戴季陶的武士道观谈起 戴季陶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14] 。因此我们先来看看戴季陶眼中的「武士道」是什么吧！戴季陶在谈及日本的的武士道时，事实上将武士道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15] 。在戴氏眼中，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这么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戴季陶在谈及日本的的武士道时，事实上将武士道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 [15] 。在戴氏眼中，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这么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至于精神层面，戴氏的批评更不客气，「『仇讨』就是中国所谓的复仇，......近代还有许多人以为这复仇的事实，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优美的性格。其实这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画自赞」，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不过这种行为，也是『生的奋斗』的精神」。 [16]说穿了，戴氏觉得这是连「非洲澳洲土人」 [17] 都有的一种人类的普遍行动，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生的奋斗」的动物本能，不值得因为是日本武士在做这些事情而去大书特书。
说穿了，戴氏觉得这是连「非洲澳洲土人」 [17] 都有的一种人类的普遍行动，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生的奋斗」的动物本能，不值得因为是日本武士在做这些事情而去大书特书。 当然，戴氏并非全然否定武士道的精神面，戴氏对于武士道仍有正面评价，但这是相对来自于戴氏对「町人」的贬抑：「......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18]戴氏并据「武士道」精神批评后来日本的富豪及财阀「......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 [19] 例如：戴氏在《日本论》中特地举出「助大刀」的例子，认为武士道是富有正义及道德精神的 [20] 。戴氏并且指出，「武士道」跟「町人根性」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 [21]
戴氏并据「武士道」精神批评后来日本的富豪及财阀「......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 [19] 例如：戴氏在《日本论》中特地举出「助大刀」的例子，认为武士道是富有正义及道德精神的 [20] 。戴氏并且指出，「武士道」跟「町人根性」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 [21] 林景渊甚至认为戴季陶在这里所表扬的义助行为，可以宫崎滔天出钱、出力帮助孙中山从事中国革命为代表 [22] ，但由后来的相关研究看来，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的帮助究竟有多少其实值得怀疑，至少从洪圣裴对于三井财阀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中，我们看不到武士道的「重然诺」与「轻死生」，我们只能看到被大陆浪人的「町人根性」所抛弃的可怜的中国革命志士而已 [23] 。而且，武士道的「助大刀」精神影响所及，竟然连烟花女子都富有正义感，纷纷出手扶助维新志士，结果是「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24]
而且，武士道的「助大刀」精神影响所及，竟然连烟花女子都富有正义感，纷纷出手扶助维新志士，结果是「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24] 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戴氏在《日本论》中特地谈论武士道的这个章节后半，从以武士道这种性格为跟底而发展出的军国主义及在其他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已透露出他的不安：「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戴季陶早在1927年完成的《日本论》中，便已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想到这股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
戴季陶早在1927年完成的《日本论》中，便已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想到这股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 戴氏认为，这种大屠杀的勾当，是在「町人」之流身上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者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与流犯」。言下之意，戴氏觉得武士虽然轻视生命，但是绝不会跟那些欧洲殖民武装集团一样同流合污，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而泯灭人性，证诸后来标榜「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史实，笔者可以想见后来戴氏对于「武士道」的失落吧！戴季陶对武士道的看法虽然也被林景渊批评为批判多于分析，并且运笔流于情绪化，甚至被认为恐怕没有下工夫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 [25] ，但是林氏对武士道轻视生命这一点也没有再去追究其真实性如何，例如林氏认为潘乃德在《菊花与剑》中提出的武士拥有「切舍御免」权力一事「有待商榷」，只承认武士的特殊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26] ，笔者认为这已经有变相替武士道遮掩的嫌疑了，因为「切舍御免」的行为并不难见诸记载 [27] ，仅以「有待商榷」来略过武士道的生命价值观与随之而来的暴行，显然是避重就轻的作法。
戴季陶对武士道的看法虽然也被林景渊批评为批判多于分析，并且运笔流于情绪化，甚至被认为恐怕没有下工夫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 [25] ，但是林氏对武士道轻视生命这一点也没有再去追究其真实性如何，例如林氏认为潘乃德在《菊花与剑》中提出的武士拥有「切舍御免」权力一事「有待商榷」，只承认武士的特殊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26] ，笔者认为这已经有变相替武士道遮掩的嫌疑了，因为「切舍御免」的行为并不难见诸记载 [27] ，仅以「有待商榷」来略过武士道的生命价值观与随之而来的暴行，显然是避重就轻的作法。 三、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支柱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在剖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脉络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其乒拼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 [28] 汤重南把武士道与其他宗教思想列为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新渡户稻造表示，「武士道」本身就已经揉合了包括佛教、禅宗、神道教、孔孟思想、阳明学等的内容，并将之吸收内化 [29] 。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在剖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脉络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以及儒学中的封建糟粕，来源之三是皇国、神国史观，进入近现代以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所谓理论体系，......其乒拼凑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 [28] 汤重南把武士道与其他宗教思想列为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新渡户稻造表示，「武士道」本身就已经揉合了包括佛教、禅宗、神道教、孔孟思想、阳明学等的内容，并将之吸收内化 [29] 。 虽然津田左右吉在这个分析上觉得有所出入，「你如果以为武士道是由儒教和禅宗领导出来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30]但这些思想分析上的歧异，都不妨碍一个事实，那就是「武士道」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成形的帮凶。日军日后在所到之处，将武士道轻视生命的精神「发扬光大」的结果，史迹斑斑，以下举一例证，说明武士道是藉由怎样的过程在台湾建设「现代化」的基础。
但这些思想分析上的歧异，都不妨碍一个事实，那就是「武士道」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成形的帮凶。日军日后在所到之处，将武士道轻视生命的精神「发扬光大」的结果，史迹斑斑，以下举一例证，说明武士道是藉由怎样的过程在台湾建设「现代化」的基础。 四、武士道在台湾历来颂扬「武士道」在台湾现代化的成果，不外乎是嘉南大圳等农业建设的治绩。1900年时，在日本人在三角涌（现在的三峡）成立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为台湾农会组织的滥觞。但是这个全台湾第一个农会组织为什么会是在三峡出现，而不是在其他农业大县呢？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当年在三峡、大溪一带，在崇奉武士道的日军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历来颂扬「武士道」在台湾现代化的成果，不外乎是嘉南大圳等农业建设的治绩。1900年时，在日本人在三角涌（现在的三峡）成立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为台湾农会组织的滥觞。但是这个全台湾第一个农会组织为什么会是在三峡出现，而不是在其他农业大县呢？在此之前，我们来回顾当年在三峡、大溪一带，在崇奉武士道的日军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三角涌（今三峡） [31] 、大嵙崁（今大溪） [32] 一带，在清朝时期原本为盛产樟脑的地方，按清朝官方修订的《台湾通志》〈饷税〉、〈杂税〉、〈脑务〉「台北府脑务总局，光绪十三年设；十七年，改归磺务委员兼办，北路大嵙崁分局、三角涌分局、双溪口分局皆光绪十二年设」。 [33] 清朝已于光绪12年（1887年）在今日的三峡及大溪设脑务局，但在更早之前，同治年间便已在此地设民隘「三角涌十三天隘：民隘，在海山堡内山横岗，距城东七十四里，大姑崁之北，今设隘丁十名」。 [34] 1895年6月7日，日军在鹿港浪人辜显荣引导下进入台北城，大嵙崁总兵余清胜未战先惧，竟然于6月13日欲与日本人协商，愿交出所有驻防军及隘勇的分布资料，以求日军保护其归国。所有屯兵隘勇皆不耻这种行径，遂决定与日军奋战到底 [35] 。日军于7月12日到达三角涌街之后，遭到当地义军强烈抵抗，前后四天的战斗日军折损超过600人，成为台湾北部抗日行动中最著名的一役，战争中与战事结束后，日军在这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屠杀，被杀害的无辜百姓达5000人，烧毁民宅7、8000栋 [36] 。
日军于7月12日到达三角涌街之后，遭到当地义军强烈抵抗，前后四天的战斗日军折损超过600人，成为台湾北部抗日行动中最著名的一役，战争中与战事结束后，日军在这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屠杀，被杀害的无辜百姓达5000人，烧毁民宅7、8000栋 [36] 。 由于台湾人的游击式顽强抵抗，令日军大为困恼，「总督认为，当地人狡猾顽固，现在如不能严加惩治，将来必为后患。总督十七日指示师团长，在从新竹出发开始南进之前，要用足够的兵力扫荡台北至新竹一带。」然后便据此编制了山根、内藤、松原三个支队进行「扫荡」的工作 [37] 。名为「扫荡」，其实就是报复，当时日军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日本兵士只要每被杀一人，必拿五十个台湾人的生命作为赔偿。」 [38] ；这三个支队沿着大嵙崁溪进行扫荡，沿路屠害抵抗的台湾人，并且所到之处皆将部落房舍全部焚毁，「此次大扫荡历时四天，歼灭敌人数百，烧毁房屋数千。沿路各村落敌我的枪声、爆炸声不断，叫喊声不绝于耳。」结果，在这一阵大烧杀之后，「火焰远连大科崁街二十余里」 [39] ，「事后，三角涌附近数里内不见人影」。 [40]可以想见当时三峡、大溪一带成为死城的悲惨情形，郭誉孚便直陈：「原来当年日军南下时，在三峡、大溪附近险要的地方，受到附近义军相当的攻击，日军久战不胜，就展开大屠杀，日人记录共夷烧房屋1500多户。第一所农会原来是此地市街变成坟场，敢耕作者少，日人为招募外地人来此而成立的」。 [41]
可以想见当时三峡、大溪一带成为死城的悲惨情形，郭誉孚便直陈：「原来当年日军南下时，在三峡、大溪附近险要的地方，受到附近义军相当的攻击，日军久战不胜，就展开大屠杀，日人记录共夷烧房屋1500多户。第一所农会原来是此地市街变成坟场，敢耕作者少，日人为招募外地人来此而成立的」。 [41] 三峡农会之所以成为台湾第一所农会，便是由此来的。在日本统治期间，这样的「现代化」政策起源的背景多得数不胜数，知道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之后，何以能在台湾夸口「现代化」的德政，歌颂、发扬「武士道」呢？五、台湾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武士道」？
五、台湾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武士道」？ 对「武士道」精神的推崇，可以说是无法走出过去被皇民化的思维。对主张台独并以日本「武士道」精神自豪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企图误导历史，更是一种对台湾「主体性」的侮辱。
对主张台独并以日本「武士道」精神自豪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企图误导历史，更是一种对台湾「主体性」的侮辱。「武士道」是日本殖民者的精神化妆，是不能代表台湾文化及任何台湾人的。
亲日台独论者彰显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试图以之对抗中华文化，这种作法，等于是在抛弃台湾人过去被殖民的惨痛记忆，淡化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期间的惨酷史实，忘却台湾先人为了这片土地所留下的血泪。所谓的「现代化」，是对近代日本超国家主义下侵略结果的误解。歌颂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成果，是把台湾推入日本极右派对台湾曾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怀抱里。本文对于「武士道」在台湾的暴行再次提出，目的即在于再次澄清这件事实。
所谓的「现代化」，是对近代日本超国家主义下侵略结果的误解。歌颂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成果，是把台湾推入日本极右派对台湾曾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怀抱里。本文对于「武士道」在台湾的暴行再次提出，目的即在于再次澄清这件事实。日本极右派如自民党大老江藤隆美之流，至今不承认二次大战时日本的犯行与错误，如果说台湾人为了建立台湾的主体性，而必须依附这种「武士道」、耽溺于这种「现代化」成果是一种台湾人的悲哀，也是对过去历史的误解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