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夺宝赌博网页游戏:有一种力量叫时间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任，其不重乎？死而后已，其不远乎？——曾参
 　　或许，是因为我的心灵受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系列“杀童案”的刺激；
 　　或许，是因为近年以来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死亡（2008年以来，仅中国就发生了两次大地震）；
 　　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无意间了解到几个与法律有关的名人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汉密尔顿死于决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与《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的作者贝勒斯五十岁时死于自杀，《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死于自我放逐的路上，1902年9月2 9日，生于1840年、年纪并不算大的左拉，因壁炉烟道被施工瓦砾所堵导致烟气中毒而死）；
 　　我竟不由自主地把死亡作为这篇后记的引子了。谈论死亡，需要智慧，但更需要勇气。之所以说需要智慧，是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没有智慧是谈不好的。之所以说需要勇气，是因为人往往都畏惧死亡，一般会尽量回避这个话题。好在，我谈论“死亡”只涉及到常识，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人生”。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无论是显贵，还是贫民，从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走向死亡。面对必死的结果，我们只能追求精彩的过程。为此，我们，尤其是我们读书人，必须认真思考，究竟应该为了什么而活？
 　　我读的书不多，勉强算个“知道分子”（据说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中国著名作家王朔。他以此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贬称。意思是，“知识分子”应该是从事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人，而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充其量只是比常人多知道一些事情。王朔自己就以“知道分子”自称）。
 　　不过，在内心里，我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而且，我也认为，自己有成为“知识分子”的潜力。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固然应该表现在——“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大儒张载），固然应该表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但更应该表现在——“社会担当”和“批判精神”方面。
 　　“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而且敢于“从无边的光亮中看到阴影和荒凉”；他们能够“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实验品，留给我们体悟人生的道理”。他们不仅是智者，更是勇者。同时，他们也可能是孤独者和落寞者。尽管孤独，尽管落寞，但他们却有能力让生命“热烈地绽放”、“生动的在场”。
 　　“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就要呼吁；他们嗅到了人间的非正义，就敢呐喊；他们不仅是言说者，也是行动者。他们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不过，他们发表言论、演讲或者声明，往往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安稳。
 　　“知识分子”，就是伏尔泰这样的人，他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其中，以卡拉事件最为人所津津乐道（事件发生在1762年，当时，法国社会中天主教教会的权力极大。有个名叫卡拉的新教徒，他的儿子因欠债自杀了。天主教会马上向法院诬告卡拉，说他儿子因为想改信天主教，被信新教的父亲杀死了。法院于是把卡拉全家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最终将卡拉判处死刑。处死卡拉的时候，刽子手们先用铁棒打断了他的双臂、肋骨和双腿，然后把他挂在马车后面，在地上活活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伏尔泰听说这件事之后，异常愤怒，他亲自调查事件真象，把这件冤案的调查报告寄给欧洲许多国家，全欧洲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痛斥法国士鲁斯的地方法院。四年后，教会不得不宣布卡拉无罪，恢复了他家人的自由。从此，伏尔泰被称为“卡拉的恩人”，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
 　　“知识分子”，就是左拉这样的人，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法国总统希拉克语），为德雷福斯冤案愤而控诉（德雷福斯(1859—1935年)是犹太人，出身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纺织业资本家家庭。1892年，德雷福斯从军事学校毕业，进入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充当女仆的法方情报人员，在德国武官房间里发现一份匿名清单，上有从法军参谋部送来的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五份秘密军事情报。这说明法国参谋部中有德国间谍。官方认为，德雷福斯的家庭与德国的关系密切，他对德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他也掌握法国军方的情况，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官方认定他是一名“双重间谍”。10月将他逮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身囚禁。1895年1月5日，他又被除去军职，流放至法属圭亚那的一个小岛上。这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面对这起冤案，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在《震旦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著名公开信。因为这篇文章，左拉付出极大的代价。他被法庭裁定犯有诽谤罪，处以一年监禁，左拉被迫逃往英国，成了一名流亡者，直到次年7月才又回到法国）；
 　　“知识分子”，就是波伏瓦这样的人，她从纯道义出发，以公共良知为武器，与冤案制造者进行了激烈抗争（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德贾米拉·波巴查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并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她遭到了法国士兵的强奸，而后士兵为了取乐，竟然惨无人道地将可乐瓶子塞进了她的阴道里！不仅如此，德贾米拉还遭到了种种酷刑的折磨，全身被烙伤，精神上遭到了巨大的伤害。德贾米拉向报界披露了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的悲惨遭遇。没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法院却就此对她进行了审判。由于波伏瓦等人德贾米拉案挺身而出、四处奔波，阿尔及利亚法院最终放弃了对德贾米拉案的审理，并无可奈何地释放了德贾米拉）；
 　　……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雷海宗先生就曾这样说过：“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有人也这样写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没有知识分子话题”。还有人这样指出，“不用说批评社会，就是知识分子之间，也缺乏真正有效的批评，缺乏见贤思齐的修身用世之心。这导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犬儒地去做‘饾饤’式学问，要么主动地傍上商、扳上官，做了清客或学阀”。
 　　当然，在其他国家，“知识分子”也会遇到类似的批评和质疑。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人性都是相通的，都是趋利避害的。要让一个“知识分子”不畏强权和风险，以“独立之精神”，“言人之所不敢言”（马寅初语），总体上是困难的。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就在《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全部问题出发点”的问题——“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的判断是，美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对于这一现象，他的解释是，这些更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我不知道，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法确定，他的说法是否适合中国。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这里同样存在。而且，我们面临的问题显然还更为严峻。目前，在中国，由于诸多原因，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精神日渐式微。在此背景下，如何才能让大学教师回归“知识分子”的角色无疑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目前的知识范围，而且它也不是一篇短短的后记能够解决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如果失去了“社会担当”，没有了“批判精神”，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就会失去精神和人格上的力量。最终，他们知道的可能越来越多，但是，“知识分子”却会越来越少。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或许，我们每一个教书育人的人，都需要扪心自问，自己离“知识分子”究竟还有多远？
 　　……
 　　夜深了。
 　　我开打门出去，漫步来到儿时常去的小河旁。
 　　故乡的夜，和城市的夜就是不同。
 　　它是那样的静，时常没有任何声响。
 　　偶尔，才会从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狗叫声。
 　　望着淡淡的夜幕，迎着丝丝的微风，我不由想起滚滚红尘中那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可是，现在，他们又在哪里呢？
 　　想到这，脑海中又浮现出本书的名字来——有一种力量！
 　　是啊，有一种力量，管叫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均能其乐无穷的人不堪一击，甚至一败涂地。
 　　这种力量，它的名字叫着时间。
 　　2010年5月4日夜于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