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为何诞生在这一平方公里

——追寻“红色起点”的历史必然

2011年5月27日   30：30－庆祝建党90周年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尤莼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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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莼洁

讲述真理的力量

    90年前，历史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红色狂飙的起点”，发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90年来，上海与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与发展道路，发生着哪些重大联系，诉说着哪些时代真理？

    90年后，今天的人们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来路与那一个年代？那时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的感受？他们究竟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领导的这条道路又究竟是如何吸引一代又一代人不懈追随的？

    今起，本报开辟“解放讲述·真理的力量”专栏系列报道，围绕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紧扣上海作为革命圣地、红色起点、经济长子、改革开放窗口的特质，依托近年来的红色遗址新发现、史学研究新进展，采访见证人物，还原真实感受，忆述苦难辉煌。报道共分3组：1、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独立篇”，重访与上海有关的重要红色遗址，面向历史看信仰抉择；2、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开放篇”，寻访与上海有关的红色外交重要人物，面向世界看信仰坚持；3、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篇”，追访与上海有关的红色往事重要瞬间，面向未来看信仰传承。

    是纯属偶然，还是偶然之中有必然，而且是深刻的历史必然？

    ——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历史为何选择了这里，作为“红色狂飙的起点”，在1921年发生“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如果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0年《共产党宣言》翻译，这蕴含着1921年诞生中国共产党在时间上的某种历史必然；那么，在上海“一大”会址周边，大约一平方公里范围，新近发掘整理的统计是：这里汇集了100多处近代史迹。其中，有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江南制造局，有代表当时先进思想文化的各类刊物和学习组织，还有一大批先行人物在此附近的历史舞台上风云际会……

    九十年后我们追寻，就从江南制造局始。

一家造船厂

这一平方公里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

    以兴业路76号为原点，往南约一公里：如今的世博园区，过去叫高昌庙，是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起点。

    1867年，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从虹口迁址高昌庙，在农田里建起了机器厂、洋枪楼、铸铜铁厂、轮船厂……隆隆的机器声中，古老中国开启了工业化的大幕。

    寄托了洋务派 “采西学制洋器”以图富强期望的 “江南”，前后投入了1000万两白银，最终没能挽救帝国的衰落。 1894年，甲午战败，清政府向日本赔白银2亿两，割台湾澎湖两岛，辱国丧权，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1905年， “江南”所属的造船厂独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又改称江南造船所。

    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在 “江南”开始了自发的斗争：1890年8月，江南制造局2000多工人宣布罢工，反对工作时间无故延长一小时； 1916年11月，江南造船所1000多工人为反对厂警搜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 1919年5月，为反对实行包工制度，江南造船所200多个机器技术工人进行罢工……

    当历史行进到1920年，江南造船所与一公里之外的望志路106号 （即兴业路76号），发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1920年6月，望志路往西数百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直接促成了 “一大”的召开。

    两个月后，江南造船所的工人李中，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发起了中国第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机器工会，并与陈独秀起草了 《上海机器工会简章》。1920年11月21日，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陈独秀到会讲话。

    李中（原名李声遚），湖南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旧识。在1920年写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一封信中，毛泽东提到：“李声遚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帮助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可知，李中是为与工人相结合，才进入产业工人的大本营江南造船所。

    1921年7月，李中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名工人党员。

    这与“一大”的诞生同一个月，同一个平方公里。

两条“渔阳里”

这一平方公里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萌芽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3周年的纪念日。在诞生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老渔阳里2号，小小亭子间里，《共产党》创刊。此刊秘密发行，却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第一次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此时，霞飞路上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一幢二层石库门小楼中，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正在一间大房间上课。小楼外墙上，挂着“外国语学社”牌子。这个简陋的补习班只存在了10个月，却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

    新老渔阳里仅一箭之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酝酿时期，这两条同名的弄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两条“渔阳里”距离望志路106号步行也不过10来分钟，同属法租界。

    老渔阳里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为旧式石库门里弄，有8幢砖木结构两层楼房。2号是陈独秀同乡、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4月住入柏宅。1920年5月，陈独秀在此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成立，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8月，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关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

    新渔阳里同样是石库门里弄，6号原为戴季陶寓所。戴搬出后，旅俄华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成了这幢房子新的承租人。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沪后，和杨明斋在此筹设了“中俄通讯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后来，这里又成了党后备队伍的“摇篮”，除了外国语学社，共青团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诞生于此。

三个编辑部

这一平方公里与先进思想文化的滥觞

    1920年7月4日，编辑部在霞飞路上（今淮海中路523号）的《天问》周刊，刊登了声援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文章《湖南人民的自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文章署名为：“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当年5月，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从北京来沪，直到7月离沪返湘。在沪期间，毛泽东多次去拜访陈独秀，与其商讨“改造湖南联盟”计划，陈独秀则把建党计划和盘托出。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社会主义者、三民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其实在宣传新思想方面常有交叠重合。在海纳百川的上海，集合了众多思想活跃的进步刊物。

    被瞿秋白称为“共产党细胞之一”的《星期评论》，1920年把总发行及编辑所，安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离望志路106号步行不过5分钟。1920年上海染织厂工人罢工，该社用汽车沿马路散发传单7000多份。它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成之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成裕里 （复兴中路221弄）12号建立 “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

    当时最具声名的，恐怕还是编辑部在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刊 （后改为 《新青年》），1917年随赴北大任教的陈独秀迁京，成为“五四”运动号角。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遭受牢狱之灾。出狱后，陈独秀南下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沪。从1920年4月到1922年10月，《新青年》在老渔阳里2号共出9卷54号，事实上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机关刊物的角色。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等人还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为党的成立作舆论准备。

一群人的寓所

这一平方公里与当时历史舞台的风云际会

    1921年7月下旬，位于上海法租界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忽然新来了几个临时寓客。厨役听熟人介绍说，他们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可那些人的面孔，又不尽年轻。

    这些人就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其中10人。博文女校离望志路106号仅200多米，步行5分钟内可到。在长达9天（23日至31日）的会议期间，除去在望志路106号举行正式会议及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会，代表们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博文女校度过。

    当中共“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秉烛夜谈时，不远处的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正潜心著书。

    1918年至1924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寓居于此。这里是孙中山一生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在这里，孙中山写下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会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和林伯渠，会晤了列宁的特使越飞，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在今天看来，这是十分奇妙的历史瞬间：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住所近在咫尺。其实，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当时是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盟友，又因相似的处境，不约而同选择住在政治相对宽松、环境优雅清静、租金适中的法租界。除了博文女校与孙中山寓所外，“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是中共创始人李汉俊之兄、同盟会成员李书城的住所，李汉俊则住在隔壁的108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邵力子，则在附近的霞飞路新渔阳里、白尔路三益里等一带住过。

    当时，望志路106号附近一平方公里之内风云际会：民国初年，韩国独立运动先驱申奎植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最初在霞飞路321号挂牌办公室，后机关设在马浪路（今马当路）普庆里4号；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沪，寓居霞飞路716号，联络社会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陈独秀会谈组建中国共产党……

    那是一个激荡跌宕的年代，也是中国内外矛盾冲突无比尖锐、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策略转换空前迅速的年代。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之中，1921年在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走上舞台。

    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火种从这里，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