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电信刘永新:快乐的僧俗对话

　　佛光山星云法师和凤凰卫视刘长乐居士，刚刚出了一本谈佛的书——《修好这颗心》。出版人希望我写一篇书评，由是得以先睹为快。为在世的作者写书评，我一向比较谨慎，写与不写，颇费踌躇。两位作者有很大的号召力，出书一定畅销;但用作者的名字从维基百科搜索相关背景资料，居然要依靠翻墙，这反倒勾起了我钩沉索隐的兴趣。十多天来随身携带此书，忙里偷闲浏览，总算有了一点点心得，遂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也算是借题发挥。

　　一 远观两作者

　　历史学者对于当代名人，往往喜欢远观、旁观，至少我有这个习惯。我对两位作者的观察始于二十多年前，机遇出于偶然，而引导者皆来自台湾。

　　1989年3月，星云法师第一次率团访问大陆，住在北京饭店。我去探望随团采访的台湾记者卜大中先生，正巧他们在餐厅用早餐，远远望去，数十件僧衣甚是飘逸不凡;定睛细看，桌上只有白粥油条咸菜……。正与大中先生说话，感觉有道目光盯着我，很有能量;顺光回望，是一位圆圆胖胖的老和尚，心中直觉这位就是星云法师了。他们用餐完毕就要外出，我跟大中先生匆匆交谈了几句就告辞了。事后依稀听说，法师曾向大中先生探询过我的行藏。

　　此后星云法师有数年未来大陆，但大中先生曾来北京找我，帮寄居在洛杉矶西来寺的一位老人家买书，老人是星云法师的客人，买书是为了写回忆录。我带他到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书店，配齐了老人所需的书籍。这部回忆录在1993年出版。再往后，大中先生就只见其文未见其人了;但星云法师经赵朴初先生为之缓颊，得以来大陆探亲、弘法，为两岸的佛教文化交流贡献甚多。

　　我对刘长乐先生的观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的公司还在东交民巷的紫金宾馆。台湾好友刘台柱居士，拉着我去了长乐先生的办公室。两位刘先生细细探讨命理，不久台柱就开始在凤凰台的节目里，开讲年运国运、命理风水。后来我的办公室曾一度与凤凰为邻，但很少看见长乐先生;而台柱先生前年在北京猝然中风，包机回台后不久就圆寂了。

　　我的观察心得是：星云法师识界宏远，但对日常细节体察入微;长乐先生慧根独具，对神秘文化兴趣颇饶，两人结下佛缘殆非偶然。我一直喜欢读禅门公案类机锋百出的对话体文字，这本新书是继2007年《包容的智慧》一书之后，二人再度展示其心灵沟通，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或可从中捕捉电光石火，为俗世传灯。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21世纪》，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预测人类未来，而这本新书则侧重于大中华文化角度的探讨，似乎更适于华人世界。

　　两位作者都属兔，自称“彼此有缘”，星云有一段妙论：

　　说起来，佛陀也是一个记者，他记录人间的悲苦，传播能够离苦得乐的真理。而我只是效法佛陀，做一个传播者，传播佛教引人向善的教义，也算是刘总裁的同行吧。

　　而长乐先生也说：“星云大师和我，一个是传播佛法，一个是传播文化;一个是用出世间法在传播，一个是用入世间法在传播。”

　　在书中，星云法师谈到他早年的艰辛经历，述及去台后曾遭国民党拘禁，未谈及他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长乐先生也自曝家世及军旅生涯，更多的则是谈论其媒体人的经历和经验。

　　从泛政治化的角度观察，他们来自曾经敌对的阵营;但政治不应是唯一的立场，文化与宗教因超越政治而具备普世性，否则就不会有二人的对话。两位作者在海峡两岸均被视为政治人物，正面负面的评价都有。我读此书，论心不论迹，不纠缠背景。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但世界只有一个。高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又时时以“假想敌”视人，则徒陷自身于孤立;提倡和谐社会而不认同普世价值，则和谐只是空话一句。

　　二 佛家财富观及其异化

　　星云法师不赞成以刻意贫穷标榜苦修，认为“真正的贫穷是坐以待毙，是内心能源的枯竭堕落。佛教要有钱才能办事业，要有钱才能跟大众结缘。”他曾掌握巨大的社会财富，但自奉甚俭：

　　我是一个不要钱的人。我一生没有银行的存款，没有买过东西，身上也不放钱，全世界的(佛光山)寺庙也都没有登记在我的名下。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拥有的有限。况且全世界都有寺庙，到处都有饭吃，都有地方住，还要钱做什么?我没有抽屉，没有锁匙，也没有要私藏的东西。我不买东西，也不叫人买，有就用，没有就算了，就这么过了一生。

　　他主张以财富分享致社会和谐：“我们的社会逐渐迈向富有，大家的财富不断地增长，这样的社会需要和谐，和谐以后，我们的财富才会安全;和谐以后，我们的财富才更有发展。”

　　星云法师在评论少林寺的商业化运作时说：

　　正统的佛教都是从教理、教义基础上，从义理、制度、规矩、修行的层面来评鉴。少林寺属于教理、教义之外的一派，是靠武功的。武功对佛教也有贡献，但和佛教很多传统的教理、教义不一样，它是练功的，是练身体的;佛教是练心的，是讲心理的。

　　我不觉得一定要排斥他们。……我想世界最重要的是正派，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正派，就会有人相信，就能存在，就不会麻烦，这就是智慧。

　　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大陆社会：穷人拜佛求财，富人拜佛求发大财，官小拜佛求大官，贪官拜佛求保平安……。林林总总的祈求，都是在与佛做交易：“保佑我升官发财吧，应验之后，我给你添香火、塑金身!”甚至作恶多端的人，以为捐几个臭钱，小则求得心理平衡，大则祈望逃脱罪愆，甚至还继续作恶。

　　这股急功近利的风气，不免侵染佛门净土，寺院越来越商业化，僧侣日益职业化，甚至出现了身披袈裟，开名车戴名表，酒肉通吃娶妻生子的出家人。佛门清规败坏，主事者竞相以奢华为荣，僧众追逐利禄，变得比俗人还俗，清修之地变成了物质与精神的交易所。更有甚者，是官场明暗规则的侵入，不仅出现了“局级方丈”、“处级住持”的官称，权钱交易、钩心斗角的官场恶习也日渐蔓延，甚至还出现了黑社会化现象……

　　我发此感慨，并非有意谤佛。处此末法时代，“人间佛教”的宗旨已遭亵渎，大陆佛教亟需一场改革，才能挽回颓势。

　　三 领导者的素质

　　两位作者都领导着庞大的事业团队，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领导者的心得。

　　星云说他最深的体会是“被人领导是幸福的，领导别人是辛苦的”;主张“有权的人不能有钱，管钱的人不能有权，钱和权一定要分开，这样才平安”;他自已不要钱，但领导他的团队，募集社会财富造福于社会，且自信地表示：“如果信徒自己有捐赠的意愿，他们就会来找我们。说来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实行者呢。”

　　星云法师往返两岸频繁，当然深知两边的通病。这些话与其视为对信徒开示，毋宁视作对领导人的告诫。即便是辛辛苦苦当领导，如果守不住行为底线，不仅被领导者无幸福可言，领导者也时刻处于危险中。

　　长乐先生则谈到了领导者的气度和气质，并引用了辜振甫的话：“一个领导者下台时的气度应该是什么样的?背影要优雅。”认为“下台的背影要优雅，这个话太重要了，很多人下台的时候不要说优雅了，连起码的风范都没有。”他随后还谈到了“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自尊精神、讲求原则、保持低调、淡泊名利。

　　上述话题足以引发诸多共鸣。关于贵族精神的特质，我于2007年曾在一本书的自序中提出：“澹泊名利，闲适中感受人生;不尚奢华，体面中淡出品味;取之有道，竞争按游戏规则;恪守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富同情心，患难中济困扶危;时穷节现，隐微处无愧青天……。”后来，刘再复先生又在一篇论文中作了长篇发挥，看来长乐先生也持这种观点。

　　在台上好话说尽、吃相难看的人，公众很难指望其背影优雅。

　　四 媒体的包容性

　　两位作者都办媒体，一个传播宗教，一个传播文化。星云法师认为：“在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里，媒体应该担负传播文化、提升人性、净化社会、引导大众追求真善美的使命，但事实是，现在很多媒体反而使社会向下沉沦。”长乐先生则重申：“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体人要对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负责，对观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良知负责，对真相负责。” 他俩说的，其实都是常识。

　　国内百姓能看到的大陆以外电视媒体，似乎只有凤凰台，虽然她是97回归后的香港媒体之一，但一直被视为“境外媒体”，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不敢说凤凰台是最好的，但在“能见度”偏低的情况下，她算是“相当可以”了。在凤凰台的节目里，我最喜欢《锵锵三人行》和《有报天天读》，《世纪大讲堂》以及一些历史专题系列节目，也是我经常观看的。但有一个节目是我最不喜欢的，厌恶程度超过了对其他大陆媒体主持人的反感。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刘老板能容忍这么滥的节目继续播出?

　　读了这本书，我找到了答案，但这个答案是反推出来的：

　　《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有相当一批热心观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不喜欢它。我本人看这个节目时，看到一半会故意换台，因为它的观点跟我本人对事物的看法有很大出入，甚至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不喜欢的节目，是不是有权替代所有的观众去进行审查或者中止呢?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不愿意去干涉或者影响窦文涛他们的创作，所以我说，我对《锵锵三人行》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尽量少看或者不看，因为我看完之后就不吐不快，他们就有负担了。所以，不看也是一种支持。不看，别人左一个建议、右一个批评，我都能挡回去。

　　原来刘长乐最不喜欢的节目，正是我最喜欢的;而这一节目的存在，也令我最不喜欢的节目，有了存在的理由。他5年前就主张“营造一种平衡的报道形态”，在这本书里又谈到：“柳宗元说，敌存灭祸，敌去招过。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反而会让我们的事业兴旺。比如，来自西方的批评就是我们很好的动力，也是我们修正方向的一个坐标。”

　　在媒体运作中兼容并包、慎用权力。正如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样，媒体领导者的权力是观众给的。他懂得观众是衣食父母，敬畏观众，这种见识超过了很多政治人物。

　　五 挽救“集体智商衰退”

　　两位作者饶有兴致地讨论了读书的话题，并提到了“现代文盲”现象。长乐先生认为：这批人“一般是些有些成就、自我感觉挺好、在小圈子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他们不是不识字，而是思想变得非常懒惰，不愿更新知识结构，不愿学习新技术和新事物，明明已经被时代抛在后面，却还在那里自我陶醉。这是肯定会被淘汰的一群人。”星云法师认为：“这些社会问题说明，知识也会‘生病’。‘知’加一个‘病’字头，就是‘痴’。知识也会让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会愚痴。所以我们读书要善用书，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增长自己的气质，扩大自己的心胸，这是很重要的。”

　　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自作聪明的官员：例如提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这样的颟顸问题，下达“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报考女公务员“乳房要对称”之类的弱智文件等等。官员沦为痴愚，足见权力使人愚蠢;这种人把持权力且自我陶醉，其结果必定是被时代淘汰。

　　除了权力、地位令人弱智之外，信息爆炸也造就了当今的“笨蛋社会”。长乐先生说：“在某种意义上，资讯爆炸时，知识反而显得更加贫乏了。”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一书中警告日本人：“低智商社会”已经来临。他指出：“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思考能力和交流能力面临日趋下降的危险。甚至有种说法称，当代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周围3米以内的事情。”“年轻人对工作和学习都缺乏兴趣，而这种兴趣的缺乏加剧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

　　大前举例说：“电视节目里一说到‘纳豆对减肥有帮助’，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立刻去买。第二天日本超市的纳豆竟然被抢购一空。”这种信息时代特有的从众心理，倒是与中国不久前出现的“张悟本现象”颇为神似。另一种现象则是通过制造凤姐、芙蓉姐姐等媒体红人，误导大众娱乐至死，而不去关心敏感的社会问题。

　　愚民者其实最愚，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政治需要，愚弄大众最终难免愚弄自己。在独立思考中不断学习，是人类社会挽救集体智商衰退的唯一出路。

　　结语 仰望星空很快乐

　　刘长乐说：我的名字就含着“开心”的意思。星云说：佛教中也有一个“长乐”的形象，就是布袋和尚契此。这僧俗二人，各自有各自的社会角色，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他们自己谈得很开心，且乐于与大众分享。

　　从幼年时起，每当仰望星空，我会觉得很快乐。我认为自己不过是自然界大循环中的一个小小循环，所谓生死，无非是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存在，周而复始地投入大轮回，何时不轮回了，才算永离苦海。是谓解脱，是为大乐。

　　仰望星空，冥想永恒，他们快乐了，我们也能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