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市公积金查询:中国的问题不在福利和国内市场的过度而在其严重不足

　　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最近接受了南方都市报专访，在专访中这位专家对于自危机爆发以来，而颇引学界和舆论所关注的，建立国内市场和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表示了颇大的怀疑。这位专家在观察了拉美最近30年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拉美之所以“拉美化”的原因，就在于拉美的政治过于迎合民意，而做出了诸如“福利赶超”和进口替代这样错误的过于民粹主义的决策。张博士在总结拉美政策的错误时认为，拉美之所以拉美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是忽视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和本国后发优势；二是忽视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他并以此结合中国的实际，善意的向人民建议到“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平衡”。张博士对于近期的因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而要求政策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示了理解，但他却也不忘告诉人民的是，打造民生工程还需要注意市场机制。他认为在强调政府责任的时候也要明确政府责任的限度。

　　通读全文，我们不得不对张博士的善意所感动，如果这篇专访仅仅事涉拉美的话，我认为张博士的观点是很中肯的。我们姑且不谈体制僵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问题，单就财政角度，我们对拉美国家的这种赶超是很表怀疑的，经济繁荣如美国加州近来就已经深陷破产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了，毕竟维持高昂的福利支出是需要强大的财政基础的。而这个基础的夯实除了印刷钞票和加税仿佛并无太多方案可供选择，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陕西神木的免费医疗最后只能够沦为一场乌托邦式的闹剧。过度福利不仅给拉美带来了伤害，同样也给诸如美国加州、欧洲的法国这样的老牌的经济发达国家带来了麻烦。

　　将中国问题类比为拉美化是个伪命题

　　但如果把拉美强拉来与中国类比，我却很认为这有些不伦不类了，至少在我看来张博士研究的方法和着手点本身就值得商榷。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点的是什么是“拉美化”。所谓“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整个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又是所有发展中地区中最早开始现代化的，但是从其发展速度来看，却远远赶不上后起的东南亚等其他地区。1980－1990年间，拉美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1990年代的前7年出现了超过3％的增长率，但到1990年代后期又开始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局面。

　　拉美国家的危机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最富裕的阿根廷近4年的失业率为15％以上，哥伦比亚则高达60％）；由于政府雇佣冗员太多和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拉美各国政府对付赤字的办法通常有两个，一是开动印钞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1980－1990年，拉美各国年均通胀率最低的委内瑞拉为19.3％，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则都超过200％；另一个办法是举借外债。拉美各国沉重的外债，常常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是由于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引起的。

　　“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连续不断的罢工、游行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贫困人口不受任何限制地集居城市后造成的城市贫民窟化，高犯罪率，瘟疫蔓延以及黑社会组织的武装化和公开化。“拉美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危机，牵涉到各个层面上的复杂现象。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拉美各国之所以会普遍出现政府软化和社会失范的现象，其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特性之中。拉美文化主要是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合物，拉美知识分子又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拉美文化的主流是一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这种特性使拉美人在文学、艺术、体育等领域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最需要冷静的理智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在拉美各国经久不衰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情。

　　在这么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看来，国家的法律不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自由秩序所必要的自律，而是一种妨碍自由的凶恶的外在强制。因而，法律在拉美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民众的逃税、官员的受贿以及私自使用暴力等现象就变得司空见惯。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生存责任的外推，民粹主义者永远把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缺陷设法归罪于一个外部的十恶不赦的敌人，而自己永远是良善和无辜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改善自己生活的惟一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倒和消灭敌人。

　　基于上述阐述我个人认为，拉美化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民性与拉美地区的人民的国民性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对那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存在一定的恐惧，因为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而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国家，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情感，决定了他们对安定有莫大的好感，在中国经历了长达140年的动荡后，人民的稳定诉求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中国类比为拉美化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那就是政府的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政治组织和人物只知道简单的迎合民意，为了选票而轻易的许诺。但显然这与中国的实际是并不相符合的。中国的事实却与拉美恰好相反，那就是民意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尊重，政府无论是在决策还是执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民意的软化不足，相反，其表现是过度‘硬化’‘强化’。

　　中国的国内市场不是过度自给自足而是严重的不足

　　这种不足和过度还表现在张博士所列举的诸如社会保障体系和进口替代上。特别是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当口，对于一个出口比重占GDP总额高达35%的国家来说。正如印度《经济时报》在今年年初报道认为：即使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只超过中国0.25%，这对印度吸引外资进而取得更大经济进展也大有益处。报道援引一名印度政府的话说，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中国09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很低。”

　　对于内需不足，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与张博士所轻视的进口替代即国内市场建立相关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其根源在于，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他说，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他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掌握在国家手里(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为此陈教授指出：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就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固然要认识到张博士的后发优势论和国际分工论，但尊重国际分工并不表示要过度依赖于出口。当一种模式它本身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跃度的妨碍因素时，当这种模式其本身已经对经济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时，我们就应该有对其予以检讨的必要。诚如印度政府官员所认为的， “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因此中国09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将会很低。”这话事实已被统计数据验证了。对于中国来说，进口替代即国内市场的建立不是过度了，不是所谓的小农式的自给自足了，而是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我们的张博士只知道过度是种畸形结构，却忽视了严重的不足本身也是种畸形结构。

　　中国的社保体系亦不是过度超赶而是严重不足

　　诚如有学者所论：单纯的依靠于出口、投资的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我们知道从最终需求来说，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消费是一种对于可支配收入的支出，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得越多消费增长也就越快。但问题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财富同步增长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其根本原因或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这也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在“未雨绸缪”“自保意识”主导下，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即期的消费上去。这也就介绍了我国为什么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却储蓄率严重高企的事实，这也就解释了我国消费增长幅度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整体经济增幅。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需求不足也就成为当然的事实了。

　　而同时困扰国人的另一个事实是，社会的再分配的缺失，也让这个国家贫富差距的过大。虽然诚如张晓晶博士所论，工业化发展阶段收入差距会出现拉大的现象，但问题却在于过度集中的财富本身对整体经济的侵蚀。对于美国为什么会产生1929年的大萧条，有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有人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如下一组数据：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到1929年，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上升到36.3％。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事实上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忠实的社会主义份子、同情于英国工党、受费边社、韦伯夫妇、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这一观点，但一直到1910年，他仍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位社会主义份子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2006年10月1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份叫《2006年财富报告》的报告书，该报告书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5%的家庭掌握着该地区至少50%的国民财富，诚如保罗.克罗格曼所说的：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为远去的传说----然而，如今他们又归来了。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的年轻人又开始走上街头的原因。

　　而这份报告书更告诉我们的是，在中国0.4%的家庭却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70%，这个数值不仅远高于今天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远高于当日深处“镀金年代”的美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购买力跟的上商品的产量吗？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神木是个案，对于这个国家的整体而言，其社会福利不是如法国、加州和拉美那样过度了，而是严重的不足，也正是这种不足决定了国人的投资和消费模式，那就是更愿意将钱储蓄起来了，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保障。

　　我们姑且不谈张晓晶的肤浅，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只是效率。他在这里已经完全的忘却了经济学它本身更是一门伦理学的事实和传统。他忘却了经济学里的所谓“商品”（good），在道德哲学里还有着“善”这层意思，他忘却了人类是为了互相依存，而才交易，以此来互通有无，以此来改善生存质量，达到幸福的预期这样的事实。

　　更为紧要的是，他忘记了经济学还应事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事实。我们知道人性中的惰性和安于现状这些人格，决定了人如非受到即时的饥饿和因其带来的死亡威胁时，人多半是不会走极端的，而只有在极端无助的情况下，生存的压力才会胁迫他去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1930年代，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均无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概念，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促成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因为那些长期失业者，他们也是需要生存的。因为生死的即时性，在这里进化论所提到的种内生产竞争原则，将人类长期自以为高于其他的生物的道德伦理这块遮羞布扯了下来。人回归到了生动的生物这一范畴，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斗。这正是凯恩斯所担心的，确乎经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此而衍生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当经济长期衰糜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民生活在饥寒边缘时，这一切确将为那些‘偏激（极左或极右）政治’的兴起提供了温床，而为世界带来灾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显然接受了这一挑战，他们在193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该体系自建立起来的那天开始，我们还是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但我们却再也没有受到像1930年代那样巨大的冲击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我国来说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在当前环境下，它不仅事关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才有可能在制度上促进和保障我们现有的投资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如此才能够在制度上促进我国国内市场的建立，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克服过度依赖于出口拉动的局面，它更事关我国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互为因果。

　　当然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我们确乎需要以前车可鉴，后车之师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西方国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以此来规避他们当前所遇到的困局，真正做到后发优势，譬如张博士所提到的建立社保体系还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承受能力，陕西神木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种头脑发热的不成熟的做法，值得我们反省。

　　对于发端于2007年的这场金融危机无疑将是人类史上一场巨大的崩溃，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非常糟糕。对于当前世界经济的乱局，其成因众说纷纭，有认为是格林斯潘的监管失责的，有说是资本主义的体系的致命弱点的缘故的，也有人把责任推给美国 资本家的贪婪。

　　的确，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布什政府还是华尔街的大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我要说的是这种认识，成立但却并不充分。

　　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很不新鲜，早在1662年那个时代，英国大地主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这位最早使用“周期”概念的大地主、爆发户兼大学者，就在他的伟大的《关于税收与捐献的论文》一书里特别提出，纵或没有任何外因，周期也会发生。

　　而他的观点在以后，又得到了法国大学者兼医生克莱蒙特·朱格拉（Clèment Juglar）的继承和发扬。19世纪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都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但正如同朱格拉医生所认为的那样，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它还与人民的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甚至于人民的行为有紧密的联系。但周期波动又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这也正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准则的老师，重农主义者所认为的：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用一整本书来阐述这个问题了，我不预备再在这里详谈下去了，我现在预备就，人们对华尔街的资本家的贪婪所做的指责做一个扼要的批评，因为这事关克莱蒙特·朱格拉所提及的经济恶化要素，就是人民的行为。

　　尽管这一次，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正在着手重建金融监管体系，以救当前危机的燃眉之急，但于我看来其观念仍是陈旧的，真相仍被普遍地忽略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在批评资本家的贪婪的时候，却采用了双重标准，并没有做到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们的资本家固然是贪婪的，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贪婪的呢？当我们的资本家在横征暴敛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呢？回答是肯定的，当我们居住在很舒适的100平方米的房子里的时候却总在为了自己那可怜的身份象征，而去追逐600平方米的大别墅；当我们的资本家为了谋求他的便捷性的时候，不顾环境压力而去采购私人飞机，而我们呢？明白的知道能源危机，明白的知道环境危机，但我们却为了我们自己的便捷性，而宁愿放弃更节约能源更环保的公共交通不用而去购买汽车，因为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同时消耗4.5L/100km能耗的能源。

　　在中国古代有个国王叫梁惠王，一天他说：我对于国家那可真是够尽心了的，当黄河北岸魏地收成不好，人民遭受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而当河东也遭了饥荒，我也是如此这样做的呀。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而加多，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大学者孟子对他说道：“总统先生一贯喜欢战争，那么我们就用战争来比喻好了。咚咚地敲起战鼓，兵刃相交，刀光剑影，好生让人害怕，于是那些战士开始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了。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下，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下。凭着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他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在我们批评资本家的贪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就是孟子所形容的那个逃了50步而去批评那些跑了100步的人呢？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的贪婪的资本家不应该被批判，我所预备表达的是，贪婪的并不仅仅只是资本家，既然我们自己与资本家一样贪婪，那么本身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而这种贪婪正是我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19世纪末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讨论过财富的一般定义——凡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都叫做财富（wealth）。如果按照亨利·乔治的定义，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可涵盖在“财富”这个概念内。而这种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正是所谓的便捷性，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资本家为了谋求他的便捷性的时候，不顾环境压力而去采购私人飞机，而我们呢？明白的知道能源危机，明白的知道环境危机，但我们却为了我们自己的便捷性，而宁愿放弃更节约能源更环保的公共交通不用而去购买汽车，因为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同时消耗4.5L/100km能耗的能源。

　　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场空前的危机，又何尝不是这种财富观这种便捷性要求所使然呢？资本家在醉生梦死，而我们又何尝不同样地沉浸在便捷性里？占有更大的房子、开更快的汽车、消费更多的资源仍是我们所追逐的“财富”----也就是便捷性或未来努力减小的程度的最重要的实现途径。

　　今天的金融危机也好，未来可能给我们带来给大麻烦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也好，它将会以生动而残酷的事实告诉你便捷的获取财富并不见得是真理。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本叫《共产党宣言》的小书，在这本是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先生早已清楚的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还觉得不足，休谟说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不仅仅只是剥削社会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是人本身的“原罪”。

　　《货币战争》作者，前两房高级咨询顾问宋鸿兵是金本位的推崇者，他在《货币战争》中这样描述：凯恩斯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样的话被他引述的多了，格林 斯潘的、。。。。。不一而足。为此宋鸿兵也从不隐讳他的金本位论，他认为金本位迟早会复辟的，他说：迟早有人会提出黄金重新货币化的，至少是部分货币化。

　　对于宋氏的编撰和翻译力，我们是不需要质疑的，对于他的阅读量亦是我们不需去质疑的。但有一点我们却不仅要问宋大编辑的，他亦可阅读过1700年代和1810至1816年英国经济史呢？亦不知他对约翰.劳的货币观及李嘉图的金本位制实验本身及其结果有所了解？

　　在宋先生未作出回复前，看来我们有必要将如下历史翻出来，做个存证：

　　虽然自155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他的海外扩张，在与荷兰人的斗争中，他慢慢的发展起了一个世界为范围的国际贸易体系，他在这个时候甚至在海外温度地区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使用英语的社会。但那个时候的英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在货币上还是采用金属本位，市场上不是金币就是银币，总之没有纸币。因为那时的人民都觉得跟黄金白银相比，纸币太不可靠了。也正是这种基于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整个17世纪整个英格兰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而同时期的苏格兰（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还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的经济也好不到那里去，来自该国爱丁堡的约翰?劳（1671-1729，JohnLaw）写了本《论货币和贸易》（MoneyandTradeConsidered）的书，这位有杀人逃亡记录的花花公子在他的书里，总结出了包括苏格兰、英格兰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经济之所以不景气的原因：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

　　他在他的书里写到：

　　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这些东西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

　　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

　　如想和他国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该国数量相等的货币。

　　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杀人犯兼花花公子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就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他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

　　18世纪欧洲经济的大发展，莫不跟约翰.劳的观点有关，从那时起再过200年，纸币因为他的价值而大获全胜了。

　　也正是因为认识到纸币的价值，1797年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随着纸币日益取代贵金属，而当权者的贪婪（1718年法国的奥尔良大公就是典型，这个靠发行纸币而尝到甜头的人，已经认为劳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他经常性的发问他的反对者：“难道不是发行货币的做法使国家重新繁荣起来的吗？”在这样的观念的支配下，他把皇家银行的印钞机灌满了油，他要他们好好的运转。皇家银行的印钞机的飞快运转。），失控的货币供应，曾经数度让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深渊。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为了他的生意也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了。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这是他在学术舞台上初次登场。

　　这篇发表于当时知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所主持的《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的结论是：通货贬值的原因在于纸币的超额发行，以及农业收成不好与战争开销造成的进口数量不足。因此他在他的文章里建议道：英国应该立即恢复1797年废除的金本位制。 

　　为了澄清问题的根源，1810年英国政府为此而专门设立了“金块委员会”。当时的银行家，后被世人称之为中央银行之父的亨利.桑顿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当时他同意了李嘉图的结论。但最后的结果却大让包括亨利.桑顿在内的人为之震惊，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差一点导致了桑顿自己破产。在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发生了一场更为严重的金融恐慌，桑顿不得已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道：桑顿与福瑞银行的存款头寸快要耗尽了。幸运的是，他有许多忠诚的朋友，这些朋友立即到他的银行存了足够多的钱，于是银行得救了。

　　事实证明李嘉图的建议是错的，但这位曾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政权经纪则坚持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是有利的。于是到了1816年，这种争论重又开始。这年李嘉图还是在《爱丁堡评论》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经济与稳定通货的建议》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再次建议英格兰恢复金本位制，但是，这个金本位制并不要求使用金币，而是要求英格兰银行能按照需求进行纸币与黄金的兑换。他认为这样的货币体系才具有自我稳定性，他所基于的理由有：

　　如果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过多，它将不得不进口黄金储备来予以支持……这一过程本身能够自动减少货币供给，并且缩减英格兰银行发行新货币的潜能。

　　这一回，亨利.桑顿汲取了前次的经验和教训，不再不同意他这样的老调子了。但李嘉图的观点暂时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可，于是在1820年，英格兰银行推出了一项与李嘉图的建议非常相似的计划进行试验。但这场试验的结果是——产品价格的急剧下滑，及以此带来的一场灾难性的衰退，于是计划很快就被废除了。虽然李嘉图相当自负，他说，他的观点和大权威斯密及马尔萨斯不同，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25个人。但不管人们是否读懂，反正他已经大大地有名了，他一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那场争论的赢家却是桑顿，而不是他李嘉图。巧合的是，这一年恰好是劳的计划失败的100周年祭，但现实却在告诉人们，经济依然非常不稳定，而李嘉图的金本位制实验也证实了纸币并不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唯一原因。

　　综此，我们觉得宋鸿兵先生预备再讨论金本位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将前约翰.劳时期的经济运行情况及英国的李嘉图金本位试验也纳入他思考和观察的范畴呢？如果是一个严谨而不只是玩弄噱头的学人，我想他应该是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