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类游戏:骇人听闻：彭德怀文革中蒙冤坐牢到死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7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晚上，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的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和“军事俱乐部”等等问题，对彭德怀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又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监护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在吴家花园时，彭梅魁曾对伯伯说，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梅魁说到做到了。彭德怀到大三线，春节时，彭梅魁到成都看望伯伯，给伯伯洗衣服，缝缝补补。临走时，彭德怀问她1962年给中央的那份八万字长信的抄本保存情况，彭梅魁瞒着伯伯说：“烧了。”彭德怀用眼睛打量着彭梅魁，说：“这样好，这样好。”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伯伯好。1966年12月，彭德怀又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彭梅魁，让她保存。此后，彭梅魁就再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她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告诉彭梅魁，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痧疹)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应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儿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寝食不安，为伯伯担心，今天总算有了下落。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驻地监护。

　　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还设有一个哨兵。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自言自语：“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有时对着哨兵拍腿感叹：“今年我已经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来到彭德怀囚室。东西是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来的。参谋让彭德怀签收据，彭德怀在上面写了“石穿”两个字。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厂矿碴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碴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讲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画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低沉而粗犷的喊声，震动了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

　　哨兵在登记本上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 × × ：“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先在6月21日，“重新调整”后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是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尚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头头”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审问者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彭德怀给红卫兵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号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 × × 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身，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

　　韩 × × 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时50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 × × 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韩 × × 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 × × 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相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①。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萧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的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大夫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才弄明了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历史巨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

　　在北京，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的报告一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他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天地之间。

　　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摊，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大摊称大组，下设有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黄克诚二人。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老战友黄克诚，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示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批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