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巨人艾伦和三笠:西迁入黔的浙江大学

□王凯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辗转5000余里，经浙江、江西、广西诸省到达贵州，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史家又称其为“文军长征”。

撤离杭州

　　淞沪抗战爆发后杭州危急，浙大迁校已势在必行，为了让新生能够安心学习，竺可桢与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1937年9月下旬，一年级新生迁至天目山上课，此处虽然远离都市条件简陋，但师生朝夕相处关系融洽，浙大首创的大学导师制就是从此开始的。
　　与此同时，竺可桢还积极策划杭州浙大本部的迁校事宜。竺可桢认为，浙大决不能迁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
　　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图书仪器等校产也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此时浙西形势也告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也同时集中建德。浙大迁至建德后，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内各处，稍事休整后，学校立即复课，故新学期的学业并无大的影晌。
　　11月下旬，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长亲赴江西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最后能集中泰和县，洽商结束后竺校长立即返校组织迁移。

浙赣道上

　　1937年12月24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在竺可桢校长的精心组织下，这次搬迁有条不紊。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设接待站，学生、教职工和眷属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辗转而抵金华。
　　12月26日，金华遭日机轰炸，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运输已停。面对困境，浙大师生没有消沉，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几经周折终于抵达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滞留金华的700多箱图书仪器，经过教师、职工的四处奔波，也陆续运抵玉山。
　　为及时将师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桢校长四处奔波托人求情，最后总算联系到10余节车皮，才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往江西吉安。吉安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与禾水交汇处，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浙大迁到吉安后，教职员工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住当地的一些民居，学生则全部入住白鹭洲上的吉安中学，吉安中学原为白鹭洲书院遗址，是一个清幽绝佳的读书所在，师生们都非常喜欢。浙大此次迁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正放寒假，为了不荒废学业，学校决定借屋暂行上课，完成本学期的学业。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和吉安乡村师范相继开学，浙大师生即由水、陆两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浙大选定的校址位于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该村古时即有大原和华阳两座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搂（即藏书楼），文风之盛，堪与白鹭洲书院相当。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浙大师生如鱼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诵默读。为了弥补搬迁期间所耽误的时间，各学院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大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
后来由于江西省政府机关要从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带办公，需占用浙大的房屋和场地，浙大决定继续西迁，竺可桢又西去寻觅下一站学校安顿、发展的地方，因无暇家顾，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西行入桂

　　受战事影响，自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根据教育部“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浙大做好迁黔的准备。但竺可桢经过实地勘察发现，自泰和至贵州只能靠汽车运输，数千名师生和几千箱图书仪器到达安顺，起码要费时半年以上，这样很可能会耽误学校上课，因此竺校长决定就近先迁广西宜山，届时再视形势决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师生开始西行入桂，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除押运图书仪器等物资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学校于11月1日正式开学。
　　浙大这次西迁，人员众多，家属中有老有小，图书仪器行李多达2000多箱，但师生员工们的紧密团结，互相关心，克服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周折，最终圆满完成了搬迁任务。在迁校中，绝大部分仪器都无损坏、散失现象，甚至连玻璃仪器、米尺这样的小物件都没有损坏或丢失。
　　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到江边躲避，曾有学生这样描述：“碎石与弹片齐飞，江水共泥沙一色！”在这种情况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或云南。

落户湄潭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恰遇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陈世贤、宋麟生，两人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陈世贤向竺可桢介绍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3元一担，其地有水多鱼”，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后便来湄潭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欢迎竺可桢的到来，并告诉竺校长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湄考察后甚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初步决定将浙大迁至湄潭。
　　随后，竺先生再到贵阳会晤吴鼎昌，吴亦赞成竺可桢此举。12月，吴鼎昌以省主席的名义致电湄潭县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协助浙大迁校贵州：“令湄潭县政府：查国立浙江大学，将由广西宜山迁来本省，所有校址，业经选择在该县境内，并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为教室宿舍。仰即预为准备，切实协助，为要! 主席 吴鼎昌 ”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作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
　　贵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崛起为国内有影响的名校，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最好的一所。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

浙大生物系教师与毕业生在贵州合影